市民的胜利：现代小说的兴起
市民的胜利：现代小说的兴起|读嘉
原创：读嘉
文/苏则 （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29 篇文章，
本篇8898字，大约阅读时间为21分钟
引子：“追求事实”和“接受虚构”之争
1927年，同道兼好友的两位汉语现代小说家，鲁迅和郁达夫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小说创作的小小的文学争论。
事件的起因，是郁达夫在综合性刊物《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二期里发表了一篇《日记文学》，他认为，“小说家在初期习作的时候，用日记体裁来写的时候，其成功的可能性，比用旁的体裁来写更多一点”。郁达夫的理由是：
我们都知道，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的，而这一种自叙传，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不自觉的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如贝郎（按，通译拜伦）的长诗Childe Harold（按，拜伦代表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里的破绽之类。并且缕缕直叙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的时候，读者若仔细一想，何以这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被作者晓得这样精细？那么一种幻灭之感，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的感觉，就要暴露出来，却是文学上的一个绝大的危险。①
鲁迅本人，就是以日记体裁的《狂人日记》作为第一篇白话小说“出道”的，但他读了郁达夫的《日记文学》之后，却不以为然，写了一篇题为《怎么写》的文章，提出与郁达夫不同的意见。鲁迅的观点是：小说的体裁是日记、书信还是别的什么并不重要。只要读者能够明白，小说本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就不会感到幻灭了。如果读者只执着于体裁，期待小说叙述应该是完全的事实，那就说明他们并没有欣赏小说的能力，只配去读新闻报道。②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现在我们知道，现代意义的小说（novel）本身就是虚构性文学（fiction）的一种。我们不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完全真实，而是为了追求心灵感受的真实去阅读小说的。因此虚构的情节和心理活动、叙事的人称，并不影响小说的价值。鲁迅的观点显然更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素来非常尊敬鲁迅的郁达夫也很快认可了他的意见，这场小争论在现代汉语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但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隐伏着汉语小说传统“追求事实”和“接受虚构”之间旷日持久的交缠争斗，暗示了古代汉语小说长期停滞，没有发展出现代小说的一个因由。
一、为什么古代汉语小说地位低下、
发展迟滞？
郁达夫追求真实的执着并非孤例，在汉语小说传统中其实由来已久。在唐代之前，汉语文学中已经有了不少被我们现在视为“小说”的著作——例如南朝的《世说新语》一类，被现代人称为志人小说（记录人事的小说）；东晋的《搜神记》、《神仙传》一类，被现代人称为志怪小说（记录怪异之事的小说）。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是把这些故事当作真实事件来记录的，其中蕴含着一种史官记史的心态和追求，因此不符合事实的作品常常像伪史那样遭人唾弃。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在《世说新语》之前，曾经有东晋人裴启写过类似的著作，名为《语林》，此书一度影响巨大，甚至像后来的《红楼梦》的“红学”那样，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但就因其中记录了两则谢安的语录，被谢安本人声明：并不曾说过这样的话，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语林》这部书就遭到了排斥，逐渐泯没了。③可见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当然主要是受过文字教育的中上层人士）都是反对虚构的。即使那些志怪小说记录的事物牛鬼蛇神、光怪陆离，也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确有其事，因此加以记录的缘故，因此这些故事一般只记录事件的前因后果，那些非当事人不得而知的私房话、心理活动，是没有的。
所以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评论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二酉缀遗中》）魏晋六朝的志怪文学很多，但那些怪异之事可能来自以讹传讹的故事流传，并不是作者故意要虚构。出现大量作者刻意虚构故事情节，要从唐代开始，这种体裁被后世称为“传奇”，我们今天熟悉的“南柯一梦”、“虬髯客—红拂女故事”、“聂隐娘”、“柳毅传书”等种种传说故事，就是在唐代传奇中成型的。而随着虚构的发展，在这些传奇故事中，也出现了更为细致的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我们比较一组题材类似的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别：
南朝刘宋时期，焦湖庙的庙祝有一个三十年的柏树枕头，枕后有个裂口。商人杨林来庙里祈福。庙祝问杨林有没有结婚，又让杨林枕在这个裂口旁边，并走进裂口之中。杨林看见其中的琼宫瑶台胜于人世，又见到一个姓赵的太尉为他主办了婚礼。后来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上了秘书郎，不久就升迁黄门郎。杨林在枕中乐不思蜀，但不久就犯了违忤的罪。庙祝于是要林走出枕外来，杨林才看到原来的柏枕。庙祝告诉杨林，虽然他在枕内经历那么多年，实际上才过了一刹那时间。（白话译文，原文见六朝志怪《幽明录·杨林》）④
这个六朝志怪的故事是唐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的母本，原文不过一百四十字，只是叙述了事件的梗概而已。但《枕中记》就扩充到了一千五百字，《南柯太守传》甚至长达四千字。在《枕中记》中，做梦的凡人（即《幽明录》中的杨林）和引导此人入梦的巫师（即《幽明录》中的焦湖庙庙祝）之间有过这样复杂的对话：
（两人交谈甚欢，）时间长了，卢生（做梦的人）看看自己的衣服破烂肮脏，便长声叹息道：“大丈夫生在世上不得意，困窘成这样啊！”吕翁（巫师）说：“看您的身体，没有痛苦没有灾病，言谈有度，却叹困，为什么啊？”卢生说：“我这是苟且偷生啊，哪有什么合适之说？” 吕翁说：“这样还不叫合适，那什么叫合适呢？” 卢生回答说：“士人活在这世上，应当是建功立名，不做个将就做个相，用来盛装食物的鼎应该排成列，听的音乐应该可以选择地听，让家族更加昌盛家庭更加富裕，这样才可以说得上合适啊。我曾经致力于学习，具有娴熟的六艺，自己觉得高官可以容易地得到。现在已经是壮年了，还在农田里耕作，不是困还是什么？”说完，卢生眼睛迷蒙，想要睡觉……吕翁从囊中取出枕头给他，说：“您枕着我的枕头，可以让您如愿以偿。”⑤
这么详细的对话当然是虚构出来的，但相比《幽明录》，唐人传奇《枕中记》就让这个巫师引导凡人入梦、体会梦中飞黄腾达的情节更合逻辑、更具思想性了（为了消解凡人的功名欲望），也因为类似原因，唐传奇的艺术水平普遍大大高于六朝志怪文学。
比较可惜的是，灿烂的唐传奇真如昙花一现。到宋代之后，传奇这一文体就逐渐零落凋亡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又说：“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唐宋传奇集》序例）。也就是说，宋代的士大夫文人们又开始回到了追求“真相只有一个”的老路上。而一旦过分追求情节的真实性，文学作者们描写叙事的手段就大大减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必然被拘束住。这是古汉语叙事类文学并不繁荣的一大原因。
当然，自宋以后，也有一些唐代传奇体的模仿者，其中最有名、艺术水平也最高的是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叙事细密、想象丰沛。但这类作品在当时其实没有得到主流文士的接受。我们非常熟悉的清代大学士，纪昀纪晓岚，就曾经批判说：“《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对纪晓岚来说，这部书称不上是什么“著作”。他质疑说：《聊斋志异》里那些美妙的细节描写，蒲松龄本人又从何得知？⑥所以纪晓岚本人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退回六朝志怪小说的风格，只写事件梗概，却几乎没有细节描写了。当然，《阅微草堂笔记》也是相当优秀的作品，但论叙事技巧，相比更早的《聊斋志异》，其实是一个退步。
“小说本是虚构”，这是文学的常识，但在汉语文士圈中却争论了千余年，几无进展，甚至还常常从“允许虚构”退回“追求事实”的窠臼中去，这一负面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现代汉语作家郁达夫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郁达夫提倡“日记文学”的理由，和纪晓岚批判《聊斋志异》的理由，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纪晓岚这类文士如此执着故事的真实性呢？其实，这种执着是和古代士大夫的著史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士大夫官僚们认为他们承担有教化社会、传承文明的责任，因此对那些不够真实准确的记录嗤之以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担忧这些虚构的故事会削弱他们的话语权。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小说之所以停滞不前，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历代统治者的禁毁，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皇权专制作祟，和文字狱类似，其实不然。对虚构叙事的压制和排斥是传统士大夫文士的普遍态度。如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都可以算是反对君主集权的有识之士，但在黄宗羲的“理想国”中，戏曲小说都应该被彻底毁灭，“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 已刻者皆追版烧之”（《明夷待访录·学校》）；对顾炎武来说，书籍中“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判定虚构类的文学多一篇，世界就多一分祸害。
传统文士对小说戏曲的憎恶排斥极为普遍，而且往往是源于他们对虚构叙事的厌恶。如清代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诅咒：“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指续写《红楼梦》的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这里的“嚼舌头”、“子孙变哑”，都是传统文士眼中搬弄口舌的虚构者应得的报应。
反倒是那些市井平民，他们受的教育有限，对著史传统并无执念，也不必担忧话语权问题，因此更容易接受虚构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大夫官僚势力大盛的宋代，文言的唐传奇消泯了，但在市井之间，却产生了新的虚构性叙事文学，那就是“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被称为被“平话”，也被鲁迅称为当时的“白话小说”的文体。其中许多作品是民间艺人创作，面向市井平民表演叙事的结果。当时的重要话本，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开启了西游故事传统，《大宋宣和遗事》开启了水浒故事传统。我们今天熟悉的古代白话小说经典，大多就是从这个体系里出来的。相对古代文言小说，古代白话小说更具虚构自由，更具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一类的虚构叙事，确实是小市民的文体，而不是士大夫的文体。元代科举不兴，士大夫阶级受重挫，而市民文化反而抬头，于是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杂剧和小说，也正是这个道理。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宋人无名氏编纂，元人或有增益的《大宋宣和遗事》也记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后经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合作完成。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是施耐庵作。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不同版本。
但是，自明朝之后，科举官僚和士大夫文化传统又重新加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更是极为严苛。古代汉语文化的主流话语歧视虚构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虚构性正是小说艺术的生命源泉所在，当虚构叙事遭到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压制的时候，小说传统不能在这个社会茁壮成长也就是必然的命运了。现代小说传统最终起于西方，而不可能是东亚大陆。我们下面来看看西方是如何产生它们的现代小说传统的。
二、英国市民阶层的崛起和
现代小说的诞生
允许虚构是现代小说产生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今天说的现代小说，英文为“novel”，和“虚构类文学”（英文“fiction”）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唐人传奇、欧洲中世纪的传奇故事（Romance）都可以归为虚构叙事文学，而它们的虚构性质在许多方面还要远远超过现代作家如莫泊桑、狄更斯的作品，但这些传奇故事仍然不能被称为现代小说。
那么，现代小说是如何从早先的传奇故事发展出来的呢？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年－1731年）被广泛认为是英国与欧陆现代小说（novel）之父，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首次出版于1719年4月25日）也是他的代表作。当然，现代小说传统的确立绝不是他一人之功，时代相近的英国作家如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年－1761年）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年－1754年）等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作家创作的小说主要发表和盛行于十八世纪早期的英国，而这一时段，正是伊恩·瓦特（Ian Watt）以来的西方文论者眼中“现代小说之兴起”（rise of the novel）的时代。西方文论者认为，丹尼尔·笛福等作家的小说，和此前东西方的传奇故事都大为不同。
丹尼尔·笛福等人的现代小说不同在哪里呢？我们试看唐传奇和古代汉语白话小说，会发现这些虚构性叙事往往以帝王将相、神灵精怪为主要人物，而其虚构的故事情节，也往往属于这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生活。这不是东方独有的现象，如果我们翻翻现代之前的西方传奇故事，也会发现这些故事和东方的题材类似。欧洲中世纪的传奇故事（Romance），是以骑士和贵妇的宫廷恋爱为主题的；十七世纪盛行于法国的英雄侠义传奇（Heroic Romance）则以赞颂想象中或历史上的骑士英雄的生平和事业为主题。
到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就变成了出身英国商人阶层的鲁滨逊，他的父母希望他去从事法律专业，但鲁滨逊却执着于自己的航海事业，他的船一度被海盗劫持，被卖为摩尔人的奴隶，又成功逃出牢笼，到巴西获取了一大片种植园。1659年9月30日，鲁滨逊的船遇上风暴，仅他本人和几个动物幸免于难，流落到一个荒岛之上。鲁滨逊用船内的种种工具，在孤岛上成功建立了避难所，在岛上打猎、种植谷物与葡萄、制作陶器、养羊，并且在食人族手下救下了一个土著俘虏，并命名他为“星期五”。在仆人“星期五”的帮助下，鲁滨逊统治荒岛，此后又成功在海难二十八年后（1687年6月11日）返回故土。鲁滨逊的父亲认为鲁滨逊早已死亡，因此没有给他留下财产。鲁滨逊于是通过葡萄牙取回他在巴西的财产，过上了富裕安定的生活。
无疑，《鲁滨逊漂流记》在情节上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传奇性质，但它和过去所有航海冒险类的传奇故事（如《一千零一夜》的《辛巴达历险记》）都不相同。笛福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惊人的精密和细致虚构了鲁滨逊的经济生活，这是过去的传奇作家从未能做到的。如小说叙述鲁滨逊在荒岛捕捉到了一公两母三只小羊，开始着手驯养羊群：
我所选定的（养羊的）地方，样样都有，是一片宽敞的草原，有三条小溪，水很清，并且在尽头还有很多树木。但是，凡是对圈地有经验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缺少计划，并且要笑话我，因为，按照我的圈地的规模，我的篱墙或木栅至少会有两英里长！其实篱墙的长短还在其次，最主要的倒是范围问题，因为即使篱墙有十英里长，我也有工夫完成它。可是我没有考虑到，我的羊在这么大的范围里，一定会到处乱跑，就跟在整个岛上差不多，将来我要追捕它们的时候，在这样大的空间里，是永远捉不到的。
一直到我动手做我的篱墙，并且完成大约五十码的时候，我才想到了这一层。于是我立刻把工程停下来，决定先圈一块长约一百五十码，宽约一百码的地方。这个面积，在相当时期内，一定容得下我所有的羊只，等我的羊群增加时，还可以扩充我的圈地。
这种办法实在比较稳当，于是我就勇气十足地干了起来。我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把我第一块地方圈好了。在圈好之前，我把那三只小羊拴在最好的地方，让它们养成在我身边吃草的习惯，跟我混熟。我经常带一点大麦穗子或一把稻谷给它们，让它们在我手里吃，因此在我的圈墙告成以后，我虽然把它们放开了，它们还是来回地跟着我，咩咩地叫着，向我讨一把粮食吃。⑦
三四年后，鲁滨逊已经有了四十三只羊，此后又增加了五六块圈地；在各圈地之间，鲁滨逊又做了一些门彼此相通，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奶房，做出了奶油和酪干——他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自己在各个阶段的财产状况。这位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是在一个长期没有出现其他人的环境下生活，但他在荒岛上建设实业的精神和行为模式，和现实中的英国中产阶层市民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西方文论家伊恩·瓦特指出：
鲁滨逊·克鲁索，象笛福（小说）的其他主要人物一样，都是几乎不需论证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笛福所有的主人公都追求金钱，金钱被他独特地称为“世界通用的徽章”；他们对钱的追求，很有条理地采用收益损耗的帐簿，马克斯·韦伯认为那是现代资本主义与众不同的技术特征。但我们注意到，笛福的主人公不需要学习这种技术；无论他们的出身和教育状况如何，他们天生就有了这种技术，而且他们随时向我们提供他们钱财积存的现状。这种情报，他们要比虚构故事中任何人物提供得都更为充分。⑧
在笛福之后，另两名被认为对现代小说的成立居功甚伟的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和塞缪尔·理查逊也有类似的叙述偏好。理查逊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帕美拉》（Pamela；1740–1761），这是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最流行的畅销书之一。其主要情节是：一个富家子爱上美貌使女帕美拉，威逼利诱企图占有她，帕美拉以死抗拒，维护贞操。两人在斗争中产生真正的爱情，终成眷属。这部小说的情节是非常简单的，但其魅力就在于，它极其细致地描写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和婚恋生活。伊恩·瓦特举例对比说：“传奇故事的女主人公也常有旅行，但在帕美拉之前，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也未如此真实地在收拾适合旅行的全副行装时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⑨
《帕美拉》选段：“我去林肯郡时身上带了六百五十个基尼，”主人说，“我本想把它们大部分在那里花掉。〔谢谢上帝，您没有花掉！我心中想道。你们知道，他曾建议给我五百个基尼。〕是我实际花掉的钱没有超过二百五十个基尼；我在那里的写字台中留下两百个基尼，因为我打算在冬天来临之前到那里去再住两三个星期……”
亨利·菲尔丁的名字也许并不为汉语圈读者所熟悉，但他的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则人尽皆知。亨利·菲尔丁的作品堪称英国18世纪社会的散文史诗，也以广泛描写中下层民众生活著称。更重要的是，菲尔丁本人不但是小说家，也是自觉的理论家，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传》的序言中，菲尔丁宣称：“书中的一切均是对大自然这部巨作的模仿，所有的人物和行为都取自我自己的观察和实验。”在《汤姆·琼斯》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根据的，其真实性，绝不逊色于大自然这本巨著”——菲尔丁的“大自然”，实际上是十八世纪的英国民间社会，而菲尔丁所说的“我自己的观察和实验”，则意味着小说作者将站在本阶层的视角上观察和叙述这个时代，而不再为帝王神仙作嫁衣裳。
可以说，在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努力下，这也是在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普通市民及其生活成为了虚构叙事中的核心内容。这也正是西方传统中现代小说兴起的关键。之所以十八世纪的英国能够产生现代小说传统，首先是因为新兴中层市民在读者群体中占据了重要的主导位置。伊恩·瓦特根据1704年和1753年的英国报刊发行额推算，在十八世纪的前五十年里，报刊读者增加了三倍，预计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这些新的读者，自然不可能是少数贵族，也不是占更多人口的底层民众，而是崛起的中产阶层。
“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店主、独立的零售商和行政事务机关的雇员的人数以及他们的财产骤然增多。他们日益提高的富裕程度或许把他们纳入了中产阶级文化的轨道，而先前这是富有的批发商、店主和重要的零售商的独占领域。购买书报的人数的最实际增加或许是他们促成的，而不是总人口中陷于贫困的大多数人。”⑩
现代小说的兴起，归根到底是中产市民阶层的胜利。
三、无声的市民：
中俄现代小说的舶来传统
我们了解了欧洲现代小说的缘起，反过来观照东亚大陆的小说传统，会得出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我们已经指出，现代小说之所以能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在笛福等作者手中成型，是因为当时英国市民阶层的崛起和觉醒。而汉语文化圈之所以没有能够自发形成现代小说传统，首先自然是因为市民阶层缺乏文化话语权，虚构叙事长期遭到士大夫文人把持的主流文化压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东亚大陆的市民阶层内部也没有形成一个文化自觉的意识。
虚构性叙事或者小说，可以说是天生属于市井平民的艺术体裁。但即使是在这个属于他们的艺术体裁里，绝大多数古代市井汉语作家也倾向于幻想和描绘帝王将相、精灵鬼怪以及他们的传奇故事，而相对忽略了对本阶层人事生活的审视、记录和反思。这种文化格局，和古代东亚社会市民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依附地位是分不开的。他们缺乏自己的语言和故事，即使他们发声和阅读，往往又不知不觉地站到了文士（“才子佳人”题材小说）、官僚和帝王（“王朝宫廷”题材小说）的角度上。
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汉语圈的现代小说传统，是受西方文明影响后的部分知识分子们从欧洲舶来的，不是近现代东亚市民阶层自发产生的。这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怀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旁观”和“俯视”着东亚大陆，期望引进外来的现代小说形式来改造国民性和社会；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包括那些应该像十八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那样产生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话语的东亚市民们，却大多无动于衷，依旧保持着传统的趣味和观念。
放眼世界，这种局面其实比较类似现代俄国的文化生态。俄国的现代小说传统，就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说：“当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主要是从法国文学翻译过来或者加以改作，至于取材于俄国生活的独特的创作，就差不多没有了。”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中说：“俄国文学不是土产的而是移植过来的植物……我们的中篇小说开始的不久，真是不久，即从本世纪的20年代起。在这之前，它是由于奇想和时髦而从海洋彼方搬来，强制地移植在本国土壤上的异邦植物。”
俄国现代小说的作者们，如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往往有很强的借小说来教育国民的目的，而鲁迅、周作人这批新文学作家们效仿的，也正是这个模式。但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中俄小说家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用小说给国民社会治病，下的精力和努力是最大的，英国小说家则往往没有那么宏大的理想，他们第一批的现代小说作家，如笛福、理查逊等等，在小说中最关心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产业、婚姻家庭以及其他普通生活。但是，为什么反倒是英国国民和社会显得更为健全一些？这就说明：相比文艺，社会仍然是本，健全的社会能自然产生健全的文艺，而以健全的文艺来改造不健全的社会，则相对困难得多。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所有读者们，都能像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们那样，重视和维护自身的文化话语和权益，那不需要什么伟大作家的精神救赎，这个社会的文化也能欣欣向荣。
俄国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之间曾有剧烈的争论，绝交十余年，但他们在改变俄国国民和社会的动机上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取径不同而已。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东亚大陆的中产阶层其实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我意识。东亚大陆中产阶层养育的子女们，并不关心父母亲友的真实生活，却热衷于清宫剧和玄幻文学，赞美着《大秦帝国》中秦王、商鞅的伟大宏图，羡慕着仙侠小说里主人公的主角光环和美好奇遇。这个情形，和明清时代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底层文人，还要捧着《三国》谈权谋、捧着《封神》谈成仙、捧着《野叟曝言》谈做官、捧着《玉娇梨》谈爱情是非常类似的，他们还不多读读笛福和菲尔丁——是的，笛福和菲尔丁的小说里确实有很多琐碎到类似流水账的细节，也有很多过时的内容，但却比那些皇帝宰相公主神仙离我们近得多。
注 释
① 郁达夫《日记文学》，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二期，该期衍期出版。
②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③ 《世说新语·轻诋篇》载，庾道季将裴启《语林》所记谢安有关裴启、支道林的话告知谢安，谢安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读毕东亭（王珣）《经酒垆下赋》时，谢安又云：“君乃复作裴氏学！”自此《语林》遂废。
④ 《幽明录·杨林》：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
⑤ 唐沈既济《枕中记》：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亵，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言讫，而目昏思寐。时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
⑥ 见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中引述纪晓岚语：《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
⑦ 引文采用徐霞村译本《鲁滨逊漂流记》
⑧ 伊恩. P. 瓦特. 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 1992. 第三章 《鲁滨孙漂流记》、个人主义和小说。
⑨ 伊恩. P. 瓦特. 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 1992. 第五章 爱情与小说——《帕美拉》
⑩ 伊恩. P. 瓦特. 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 1992. 第二章 读者大众和小说的兴起
新闻推荐
青瓦台11月22日，在《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即将失效前6个小时的最后关头，韩国政府突然发布一则震惊各方的消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