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母亲和善于操纵他人的“阿姨”

科尔姆 2019-11-12 10:51 大字

【编者按】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著名作家,布克奖得主。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同样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一书所收录的文章多刊登于《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梳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托马斯·曼、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哈特·克兰、田纳西·威廉斯、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家与家人复杂而幽深的关系。本文摘自该书开篇的《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和母亲之死》一文,由澎湃新闻经九久读书人授权发布。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亨利·詹姆斯在记事本里写下八年后出版的小说《鸽之翼》的故事提纲。他打算写一位命在旦夕、却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她悲惨的命运和她对这命运的恐惧,一样可怜而教人同情。要是她能享受一点生活的乐趣就好了;只要多一点点——时间再长一点点。”在大纲里,詹姆斯还构思了一个男青年,“希望自己可以让她品尝幸福,给她某些令她心碎却不自知的东西。这个“某些东西”只能——理所当然——是爱与被爱的机会。”詹姆斯亦注明可能会安排另一名女子,她是男子“以前恋爱倾心的对象……男子与悲剧女孩的相遇应当是经由这另一名女子,那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必然的序曲。”他也预见了男青年和他倾心的女子不能结婚的缘由。“他们被迫等待……男方没有收入,女方没有家产,或是在女方父亲一边有难以克服的阻力。她的父亲、她的家人,有种种理由不喜欢这个男青年。”

就这样,一边是命在旦夕的妙龄女郎和一文不名的男青年,一边是父亲、家人和没有家产的年轻女子,这个构想盘桓在詹姆斯创作力旺盛的头脑中。里面似乎看不到那名附加的年轻女子有母亲的存在;反对婚事的是“她的父亲、她的家人”;在随后的五六年里,詹姆斯将设计出这种反对的表现形式,以及“她的家人”确切是谁。

露丝·佩里在她的《新型关系》一书里检视早期小说中家庭的组成。她写道,“十八世纪后期,尽管社会强调婚姻和母性,但在那一时期的小说里,众所周知缺少母亲的角色——过世抑或失踪。就在母性日渐成为定义女性特质的关键,当养育万物、温柔慈爱、给人抚慰和照料的母亲这一现代观念在英国文化中得以巩固之际,她在小说里却是以回忆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真实登场的人物。”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里,家庭通常是破碎、混乱或处于暴露、易受攻击的状态,女主人公常常孤立无援,或受到不可思议的约束和管制。如果说女主人公和故事本身追求的是走进婚姻殿堂,那么在实现的道路上,不是要在直系亲属之外寻找支持者,便是要挣脱和企图限制或主宰事务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在婚姻的基础上创建新家庭,女主人公需重新定义自己的家庭或夺取其掌控权。在致力将此戏剧化的过程中,小说家会使用一系列巧妙的手法或方式,对简·奥斯丁和继她之后的小说家而言,这些几乎是天生唾手可得的;他们可以利用形象模糊或缺席的母亲和耀眼或善于操纵他人的“阿姨”(本书中的“阿姨”泛指女性长辈,包括姨母、舅母、姑母等)。必须规避或抹杀父母的影响力,以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阿姨角色来代替,这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英语小说里比比皆是,这类阿姨既亲切又刻薄,既心怀好意又表里不一,既是援救者又是破坏者。小说这一体裁,适合描写孤儿,或是那些其孤儿身份因具有象征性而更富感染力的角色,或是对代理父母的建议,无论喜恶,都乐意敞开心扉的角色。

十八和十九世纪小说里母亲的缺席,不难归因于大批妇女在分娩时身亡的事实,十八世纪时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例如,简·奥斯丁三个兄弟的第一任妻子都死于生产时,留下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可这个解释过于简单。若小说家觉得适合在书里填补上活着的母亲一角——譬如,简·奥斯丁的母亲就活得比她长——那么他们必然本会这么做。露丝·佩里在《新型关系》里提出,十八世纪小说里所有没有母亲的女主人公——和各种替代的做法——“也许源自于一个强化个人主义的时代里的新需求”。这种需求包括与母亲分离、或摧毁她,代之以一个特别挑选的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佩里写道,“也是一位局外人,故能够使女主人公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于是,母亲在小说里成了碍事的角色;她们占据的空间,可以更好的用犹疑、希望、个性的缓慢成长、用伴随小说自身发展而产生的某些更加有趣而重要的东西来填满。这便是孤独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小说的一幕关键场景发生在女主人公形单影只,无人保护她、无人听她倾诉、无人给她建议、无这样的可能的时刻。从而她的思绪转向内心,演绎出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两代人或两种观点之间,而是在受伤、受骗或矛盾冲突的自我内部。小说追踪思考时的心理活动、沉默时的心理活动。母亲的存在会破坏新兴自我所必需的独处空间,破坏单一性和完整性,破坏不确定的道德意识,破坏小说开始仰赖的一种纯粹并流动的个人主义。因此,小说里的共谋关系不是存在于母亲和女儿之间,而恰恰是在主人公和读者之间。

简·奥斯丁后期的三部小说里,女主人公都没有母亲。不过奥斯丁并未让这表现为一种失缺,也没有因此使女主人公失去保护,或让这占去她的许多时间。相反,那增强了她的自我意识,使她的个性得以在故事里显得更加鲜明,仿佛在缓缓填满暗中悄然为此目的而留出的空间。

《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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