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灭绝时代：我们的保护为什么不尽如人意？
电视屏幕上到处都是华丽的野生动植物的图像，但与此同时，一百万种动植物正在濒临灭绝，哺乳类动物，昆虫，两栖类动物的数量在急速下降——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物数量的下降，政府也对此无能为力。
面对日益严峻的事实，自然和社会学者、哲学家、人类学家和保护主义者齐聚一堂，深究我们的保护措施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且呼吁我们需要立刻重新考虑自然保护的手段。
所以我们现在的保护有什么问题呢？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立的研究机构吕克霍夫曼研究所(Luc Hoffmann Institute) 今年9月组织了70名学者、专家和研究人员对其原因进行讨论。
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与会专家认为，致使保护没达到预期效果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因是鼓励资源过度消耗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然，政府在自然保护方面的财政匮乏、能源行业的全球贸易和补贴、以及扩展到偏远地区的农业和采矿的许可证也对保护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文化方面，专家们看到，自然保护措施无法阻止自然界的损失，其中的原因包括媒体对除了几种动物以外的其他事物不感兴趣，保护主义者狭隘和过时的态度，和科学家对外传播的意愿不强。
剑桥大学自然保护与发展教授比尔·亚当斯（Bill Adams）说，主流保护的重点往往是稀有物种、“热点”和数量。他说：“物种，尤其是具有超凡魅力的物种，主导着保护的想象力。鸟类和哺乳动物成为头条新闻，其次是不寻常的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但是其他无脊椎动物、对生态系统功能至关重要的低等植物、真菌和细菌却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他表示，这种狭隘的视野表明人们对保护没有兴趣，也谈不上被吸引。“地球惊人的多样性丧失是一种暴行，一种耻辱，一场悲剧，甚至可能成为人们造反的原因。然而，大多数保护主义者关心的物种的丧失并不会给人类带来生存风险。用犀牛来说，犀牛是稀有、奇妙且不可替代的，但它们对全球并没有重要的生态作用。犀牛的消失将给人类带来悲伤，但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图片来源：Alberton Records
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狄利斯·罗（Dilys Roe）说，环境保护必须变得更具包容性，并对当地人负责。在解决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大多数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人们的问题上的失败会破坏环保政策信誉。她说：“保护的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当地居民必须具备让政府和大型国际集团承担责任的能力。我们应该学会适应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最严重的地区与贫困最严重的地区是重合的。”
吕克·霍夫曼研究所所长暨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前负责人乔恩·赫顿（ Jon Hutton）认为，我们需要对保护事业有着新议程的新一代保护主义者。他说，全球的自然保护组织每年吸引着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但他们正面临着与现实世界的政治和人民脱节的危险。他说：“比如说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获取自然资源等事件上，我们一直忽视这些事件的高度政治性，这可能会导致即使我们在生物多样性地图和计划中勾勒出了大量土地用途变化的议程，但由于缺乏对现实政治性的考虑，计划在不经意间也就包含自身失败的种子。我们需要反思一切——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本身、做事的方式和做事的人，方方面面都需要重新去思考和质疑。人们已经不再认可保护工作，并且对保护工作形成了刻板印象：由一群不接地气的、保守的、老态龙钟的白人主导。”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莎拉·米尔恩（Sarah Milne）说：“人们对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实行的“公司-自然”的保护模式的不满正在加剧，这个模式吸引并消耗了大量可用的保护资金。“公司”指的是它的保护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和打造品牌的需要，以技术型的路径去实施，它有自上而下、渗透性差和同质化的风险。我们需要认清风险，并重新考虑全球保护的工作方式。”
刚果民主共和国“坚强根源”组织的负责人多米尼克 比卡巴（Dominique Bikaba）表示，（在刚果的）不少组织以项目数量和吸引的资金、而不是自然保护的成效来衡量成功，“诚然，他们具有很高的学历。但他们的理论都来自于城市，他们不了解当地人也不想向原住民学习。”。
图片来源：Financialmail
南非人类学家安塞尔莫·马图斯（Anselmo Matusse）说：“我们目前的保护理论仍然认为需要将人与自然隔离，并拯救原始地方。”他刚刚在莫桑比克偏远的森林地区度过了一年，那里的人们多年来都过着可持续的生活，但是政府和保护组织现在竟然想要去保护那边。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自然保护道路，那么生物多样性将很快成为仅对某些人有价值的艺术品——–封闭在只有有钱人才能参观的、受到严格保护的博物馆中。我们当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吗？国家和市场是改变人类文明和走向崩溃的唯一途径吗？”
马图斯的观点与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学家威尔逊（EO Wilson）的观点针锋相对，威尔逊提出只有将地球表面积的一半献给自然，我们才能拯救地球生命。
加拿大政治学家、加拿大原住民专家圈联合主席埃利·恩恩斯（Eli Enns）认为，西方科学现在必须听取世界3.5亿原住民的经验，并向他们学习，原住民保护了世界上80%的生物多样性，但几乎没有得到保护主义者的认可。他说：“关于如何与自然相处的原住民的知识经常被轻视甚至忽视。西方科学家和原住民带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总的来说，西方科学更具实用性，把世界看成是碎片，原住民则更多地是在理解事物的相互关联。”
乔恩·赫顿（ Jon Hutton）认为，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可喜行动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真正的危险是激进的气候行动可能会导致出现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解决方案，我所说的行动可能是新型生物燃料的开发，也可能是不加区分的进行水电开发，或者基于快速增长的非本地物种的森林恢复升级。我们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相关的科学和政策的研究，并且着力宣传。”
图片来源：Extinction Rebellion
剑桥讲师克里斯·桑德布鲁克（Chris Sandbrook）说，我们必须找回曾经触动我们做自然保护的热情与感性。他邀请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 ）活动家给他的学生介绍通过直接行动来改变观念并创造政治行动空间的力量。他说：“目前的保护工作可能更具组织性和专业性，但这是以牺牲保护界的创造力和热情为代价的吗？环保主义者是能够有所选择的：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走专业化道路？还是我们应该放下笔记本电脑躺在街上？我认为，世界需要有组织的、熟练的和专业的保护主义者，但它也需要他们与真实且有活力的抗议团体保持联系，并且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存在理由是改变而不是合规。”
原文链接：https://amp.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sep/18/losing-species-shocking-rates-why-conservation-failing?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编译、整理 | 温怡奕、蔡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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