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失踪者与偷渡客群像：为了生活，别无选择
记者 | 潘金花
刚刚过去的周日，伦敦哈克尼区好几家越南美甲店都没有开门。若不是23日的那起惨剧，这些店或许还会和往常一样营业，而19岁的裴氏绒（Anna Bui Thi Nhung）或许也已经在为英国客人打磨着指甲。
这位少女在向“蛇头”支付一万余美元时，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在英国当一名美甲师，然而迄今为止，她的母亲依旧没有任何她的消息。
尽管英国警方还未结束对货车集装箱内39具遗体的身份识别工作，但随着调查重心逐渐转向越南，包括裴氏绒在内的多位越南失踪者如今被认为或已殒命于“死亡货车”。
这些失踪者的家人说，他们踏上这条路，只是为了改变生活。侥幸成功的偷渡客则说，哪怕会搭上性命，他们也在所不惜。
【深度】“不漏洞拉”：越南偷渡客的无奈和挣扎
奔向“粉色”欧洲
家人说，裴氏绒是在8月离家的。在失去联络前，她曾在德国与比利时逗留，并说，自己“只是想要一个安宁的生活”，而成长意味着“在黑暗中藏起忧伤”。
和许多生活在越南乂安省的年轻人一样，裴氏绒的选择并不多。她的父亲在几年前患癌去世，母亲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家人说，凭她本人，几乎不可能在家乡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出国挣钱成了唯一的选择。
9月初，在踏上旅途不久后，裴氏绒曾在社交媒体上留下这样一句话，“长大后，我发现生活并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样安宁，越长大，我就越想回到小时候，那时我还自由。”
朋友们说，裴氏绒在途经柏林时，曾与他们出去过几次，当时她心情不错，看起来非常高兴，之后在她分享的照片里，也都能见到柏林大教堂、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等地的风景，感受到她对这趟旅途的期待。
不过就在裴氏绒说自己即将启程前往英国之后，朋友们便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9月底，她曾写道，“在这个我以前每天都梦想着能来到的地方，我觉得很孤独。”在柏林时，她也说，“我还在越南的时候，以为欧洲是粉色的，但到了才发现，其实它一片漆黑。”
同样对欧洲怀揣着期待的还有20岁的阮廷良（Nguyen Dinh Luong）。他的父亲说，阮廷良早在2017年就离开了家乡河静省，前往俄罗斯打工，后来又去了乌克兰。去年，在先后落脚德国和法国后，阮廷良告诉家人，自己想去英国。
两周前，这个想法成为了现实。父亲说，儿子告诉他，打算掏1.4万美元进入英国，安顿好之后会在一家美甲沙龙打工，但自上周起，他便再也没有联系上儿子，而在数天前，他曾接到一位越南同胞的电话，让他“节哀”。
听到这话，父亲脚下一软。“我总是告诉他，想去哪里都可以，只要安全就行。他不该担心钱啊，爸爸我还在啊。”
“绝路”即“出路”
与裴氏绒和阮廷良相比，26岁的范氏茶眉（Pham Thi Tra My）背负的压力或许更加沉重。
家里欠着债，但父母不到400美元的月收入实在太过微薄。二老将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还抵押了河静省老家的屋子，给“蛇头”凑了3万英镑，但他们不知道，女儿或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一位人权工作者说，其实范氏茶眉在前往英国前，才刚刚从日本打工归来。为能早日还清家里的债务，她用积蓄给哥哥买了一辆车用于做出租车生意后，就开始计划前往英国谋生，而且为能提高成功率，她还花了两到三倍的价钱，从“蛇头”那儿买了一张相当于商务舱的“VIP票”。
父母也以为，这张“VIP票”会将女儿安全地送抵目的地，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女儿的告别。
她的弟弟说，19日，姐姐曾试图进入英国，但被“逮住了”，数日后，姐姐再次出发，但她最后传来的消息是，“对不起，妈妈。我去国外的路不成了。妈妈，我很爱你们。我快不行了，我没法呼吸了。”
“人没了，钱也没了，”父亲痛心不已，“‘蛇头’说了，一路上很安全，大家会坐飞机和坐车去……要是早知道会是这么一条路，说什么我也不会让她去。”
在乂安省，同样的重担也压在了26岁的阮廷杜（Nguyen Dinh Tu）身上。
为了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阮廷杜只身前往欧洲找寻出路，家里人还为此抵押了老屋，七拼八凑了2.6万英镑。
父亲说，“蛇头”原本会分三步将儿子送进英国，先是前往罗马尼亚，然后途经德国和法国，在儿子安全抵达英国后，“蛇头”才会收到最后一笔1.1万英镑的“中介费”。之后，儿子会在英国打工偿还债务，债务还清后，余下的收入就能拿来养家糊口了。
然而从21日开始，阮廷杜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络，而越等越心焦的妻子，如今眼中也只剩下了泪水和绝望，“有好多钱等着我去还，但我没有希望，也没有力气做任何事了。”
已置生死于度外
这样赌上性命，值吗？在越南偷渡客眼中，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一位随货柜车非法入境英国的越南人告诉天空电视台，他根本“不在乎”自己会不会死在半路，因为在家乡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这位20岁的男子来自越南北部地区，2017年抵达英国。这两年间，他没有取得任何正式文件，一直处非法滞留的状态。现在，他在一家餐厅打工做菜，他说，在越南生活太苦了，离开家乡他也很难过，但为了新生活，他别无选择。
“我离开越南那时候，压根不在乎会不会死，反正留在越南也活不下去，所以即使死在半路，我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一心只想要离开，去英国讨生活，”他说，“对我来说，这条路并不可怕，因为我别无选择。”
已经回到越南的阮勇（Nguyen Dung）也告诉《镜报》，他知道偷渡有多危险，但这命“拼得值”，“在英国那两年，相当于我在越南干二十年。”
现年32岁的阮勇是在2011年开始前往欧洲的，他在捷克和德国都待过，等到他抵达英国，前前后后已经在“蛇头”身上砸了1.6万英镑。不过阮勇没有办法，家里虽有稻田，但那点收入根本无法负担家里庞大的支出，他只好“以债还债”，去英国“淘金”。
“有些人觉得，是人口贩运集团盯上了我们，其实不是，”阮勇说，“在我们这里（指乂安省），这些都是各家自己决定的，凑钱之前，就想好了要送谁出去，而选择这条路的家庭，基本都欠着不少钱，偷渡去英国是唯一的出路。”
如今，阮勇一家已经住进了新砌的砖房。在2017年底被英国驱逐出境前，阮勇在伯明翰一家咖喱商店打了两年工，那时候，他每天从早上6点干到深夜，一个月能给家里寄1000多英镑，而家乡的平均月薪只有120英镑。“（偷渡打工）是很辛苦，但我得养家，所以我必须得扛下去。”
尽管23日的惨剧已再次印证了偷渡之路的艰险，但了解偷渡群体的人都清楚，这条路不会有尽头。
在伦敦东部经营一家外卖餐馆的奥利弗·李（Olivier Ly）说，自己也有些越南朋友是随集装箱抵达英国的，但哪怕有人丢了性命，偷渡者的决心也不会动摇。“这场悲剧让人难过，但人们还是会来，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机会，而这些机会，在家乡越南是不会有的。”
专题：“英国死亡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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