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羊之歌》：对日本文化的冷静审视
日本作家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羊之歌》，被赞誉为“日语写出的最美散文”，半个世纪内重版达62次，不少日本中学和大学甚至将其列为必读书目。半个世纪之后，翁家慧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最近，由活字文化策划，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羊之歌》的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邀请该书的中文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翁家慧，日本学者、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马场公彦以及作家许知远到场，与读者分享阅读体会。
《羊之歌》（含续篇）是加藤周一的自传作品，最初连载于1966年到1967年的《朝日周刊》，1968年被收入岩波文库出版。该书描写了作者童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之间的生活经历。《续 羊之歌》则是从1945年日本战败起，写到1960年代日美新安保条约缔结时期为止。一方面作者描写了战后日本社会的贫困与混乱，另一方面则描写了欧洲国家异域文化的特色，以及冷战时期特有的紧张国际气氛。
《羊之歌》的文笔优美，甚而被认为可以作为教科书的范文进行学习。该书的上卷中作者童年回忆中下町风景、四季风光，以及一高、东大校园生活都写得极为生动传神，对战争中令人窒息的气氛把握也非常到位。下卷中战败后日本满目疮痍和欧洲各国的异域风光的描写对比鲜明，作者在恋爱中心理的变化也刻画得极为细腻。全书将“诗”与“真”融合却不带乡愁式的恋旧感，反而让人感到理性的明晰。这一方面得益于其自幼所受的日本传统文化熏陶，另一方面又来自其深厚的西学功底养成的理性思维。
活动现场
加藤其人：一只特立独行的“羊”
加藤周一在《羊之歌》的后记中曾写道，撰写本作并不是仅仅为了回忆叙旧，而是想记录下作为一个“平均水准的日本人”的经历。作品取名《羊之歌》，是因为作者出生在羊年，又认为自己性格中也有像羊的温驯稳重的一面。日本作家笔下的“羊”往往有温顺老实、喜欢群居，对现实无反抗，缺少个性特点的意味，这一点看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人羊》，就十分明了。但加藤周一笔下的“我”显然不是这种意义的“羊”，“我”不愿屈从群体重压、不愿随波逐流，个性鲜明、特立独行，是一只属相虽为羊、但独立于羊群之外的“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于荣胜在为该书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曾介绍，加藤周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评论家，小说家，但同时也是一名研究血液学的医学专家。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曾留学法国在巴黎从事医学研究。尽管他的专业是医学、是血液学，但是他的主要成就却在文化研究、思想评论、文学创作。
早在高中时期加藤周一就开始写作，即使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他也未放弃对于文学的喜好，选修东京大学法文科的课程，从师于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中岛健藏。大学毕业以后，他供职于医疗部门，但与文学继续保持密切关系。1951年，加藤周一留学法国，在从事医学研究的同时，广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文化，不断加深对欧洲文化思想的理解，同时在与欧洲文化比较的视野中重新审视日本文化。
欧洲之旅使他开始自觉地将关注焦点，放在了重新审视日本文化性格、赋予旧的日本文化以新的意义之上。此后，他先后被聘为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讲师，讲授欧洲现代思潮论，又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为该校持续开办日本古典讲座近十年。1970年，他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1971年，他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华团访问了中国。“加藤周一是不多见的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大学教书的一个日本人，所以他是真正的发现世界主义的东西，他用更广泛的观察视角观察日本社会。”许知远说。
谈起“弃医从文”，读者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鲁迅的经历。翁家慧分析说：“加藤先生的动机，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学科细分专业化的前提下，做出的一个职业选择。他并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是出于忧国忧民的考虑，先精神上去医治自己的国民。加藤先生更像我们当下的年轻人要面对的：你要为专业而牺牲掉自己的生活，还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而放弃这个专业，那么他在二选一的过程当中，选择了弃医从文。”
加藤周一
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
加藤周一在书中塑造了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外祖父、父亲、“我”）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种种故事。无论是外祖父还是父亲，他们都是为外界所裹挟的人，都是为时代潮流所席卷的人，而“我”这个在其背景下生存成长的人，却并非如此。“我”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自己，不愿为外界力量所挟制。
对于日本文化，加藤周一没有一味歌颂褒扬，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客观冷静重新审视。马场公彦称书中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的那段描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爆发。东京街头一片欢腾，而作者与这种氛围似乎格格不入，他独自买票去看了一场木偶戏。远离滑稽的街区，于黑暗中独自缅怀着日本曾经的传统。
“（当时）加藤只是一个中学生，他如此冷静客观地、悲凉地预见了军国主义的负面。他在后面的采访记录中说，我死过两次，第一次就是这一天，因为我看到了天真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居然去挑战美国。他说我在这一天觉得我们整个民族都要灭亡。”翁家慧感慨道。
对于日本文化，加藤周一始终认为日本文化要保持它的特质，由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去，必须做到认可自身文化的杂交种性。翁家慧解释说：“不同于中国的文化模式，日本过于执着于追求自己的纯血性，就是血统单一性、语言的单一性、民族的单一性，往往去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认知世界和周边的文化。这点可能也是他们需要突破的下一个困境。因为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来说，一个文化如果不能兼容并蓄，而让自己产生更多的可再生产性的话，它想要被学习和传承的内容就会越来越空，进而失去文化本身的延续。”
《羊之歌》
翻译中的取舍
谈到翻译《羊之歌》的心路历程时，翁家慧坦言“如何让中文译本同样能够打动中文读者”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加藤先生自己学好多国语言，学识非常渊博，但他写作的时候永远面向大众。我在翻译的时候，体会到除了那些专业的术语、人名、地名，他的叙事语言基本词汇不超过6000个，这一点是令我特别敬佩的。”翁家慧说。
在对话的翻译上，翁家慧选择放弃使用日语中所必须用到的敬语部分，而加入了讽刺的、嘲笑的笔调选词。考虑到当时以加藤周一为代表的年轻知识分子与那些为战争摇旗呐喊的诗人、文学家之间“庭审”般针锋相对的辩论，语法上的尊卑已经没有办法覆盖论辩中的对垒了。
“所有的文字，字词句偏语法，只有在读者的思维当中构建起他们认为美的、有思想的、深刻的或者肤浅的、龌龊的、糟糕的、流氓的那些译文，才构建成原体系，它才真正存在；不然，它就跟没有被写、被翻译、被传播、被印刷是一样的。”翁家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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