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癌症后 她们开始练柔术：不要用“癌症幸存者”来定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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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文
编辑 | 王迪
1.
我所在的健身房，每周日下午都只向女性学员开放。五月的一天，女教练之一，巴西柔术职业选手林带来了一位患癌症的学员珍妮弗。她涂着厚厚的粉底，画着浓重的眼影和眼线，擦了对她年纪来说过于粉嫩的腮红。小号的训练服像麻袋一样套在她身上，透过运动内衣，能看到根根分明的肋骨。
林开始教授一个带有前滚翻的动作，她在周围人的鼓励下，下定决定，深吸一口气，蜷起身子，一个翻滚，稳稳地落在了垫子上。但是，她的假发却被甩落，露出了头顶上，稀稀疏疏的，男孩子一般的寸头。
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飞快地收拾起了自己的随身物品，低着头小步快走出了健身房，还差点被门槛绊倒。
珍妮弗是林在YMCA做义工时的学生。YMCA是一项帮助癌症幸存者融入社会的项目，为他们提供心理治疗，以及力量、体能的训练，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做正常人会做的事情。YMCA认为，患癌症会从方方面面毁掉一个人的生活，会让他们失去自信心，失去社交和娱乐，失去享受生活中的美好的能力。化疗和放疗只能和癌细胞对抗，但是重拾对于生活的希望，却是另外一件事。
珍妮弗参加了YMCA的课程，但是仍然不满足——她不想始终被人标记为“癌症幸存者”，她更想要融入社会里，让大家把她当成一名普通人。所以她迫切地想要练习柔术，这种绝大部分女性都不愿意尝试的激烈的体育项目，以此证明自己。
好在这次失败的尝试并没有使她就此放弃。四个星期后，她重新出现。这回的她，没有化妆，可以看到巨大的黑眼圈，眼角和唇边的皱纹，松弛的皮肤，和皮肤上深色的斑点。她并没有戴假发，而是顶着一头假小子一样的褐色短发。她看起来精神比上次好了许多。
“不戴假发之后，我觉得脑袋轻了不少。”她自嘲地说。
她依然跟不上大家的训练，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坐在旁边休息，动作只能“偷工减料”地完成，但是这回她坚持到了课程结束。
“凡事都有第一次。”她笑着说，自嘲自己得了癌症之后，身体机能好像退化到了幼儿时期，所以也要像孩童一样，从头开始学习做每一件事情。
“听说你战胜了癌症？”还在读高中的女学员韩雨好奇地问，林有些紧张，使眼色让她不要多说。
“我没有战胜癌症，我只是还没有让癌症战胜我。”珍妮弗冲林摆了摆手，非常诚恳地回答道。
“他们切除了我身体里面的肿瘤，但是，我的身体还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的皮肤不再有光泽，肌肉不再紧致，我的头发长得都比以前慢，我每天都要睡上十个小时才勉强有精神做点别的事情。值得开心的是，我暂时还没有被癌症打倒，我还能睡在我丈夫的身边，参加我儿子的橄榄球比赛。”
“那你还是战胜了癌症啊！”韩雨兴奋地说。
“怎么说呢，你们打柔术比赛，有一方获胜，一方输掉。有规则，有裁判，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叫做战胜。”珍妮弗喝了口水，“但是和癌症做斗争，就好像你在漆黑一片的隧道里奔跑，癌症在背后追着你，拿着加林特机枪朝你“突突”地发射着子弹。它永远会在你身后。”
医学上对于“癌症的治愈”的定义是：患者得了某个癌症，治疗后没有再复发，他以后不是死于这个癌症。人们谈论三年治愈率、五年治愈率，但是和癌症搏斗了四年的珍妮弗在参加YMCA的项目时，非常讨厌“癌症幸存者”这个词。她觉得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她的人生。
有一段时间，癌症跑得很快，眼看就要追上她了。黑漆漆的隧道变得越来越窄，空气越来越稀薄，她跑得气喘吁吁。突然，原本以为的出口出现了一堵墙，她唯一的生路消失了。
那是她被诊断出来一年零四个月的时候，医生怀疑癌细胞已经向骨骼转移，告诉她，她时日无多，甚至建议她不要再进行化疗和放疗，回家去，用省下来的钱去旅游，或者吃些好吃的，见一见想要见面的人，体体面面地和家人朋友告别。
她回到家里，想着要去旅游，去吃米其林餐厅，去看超级碗。但是她看着儿子皱着眉头做作业的笑脸，看着丈夫小心翼翼地煎一块她最爱吃的牛排。她突然觉得，自己并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度过余生。她和生活里的许多遗憾与不幸和解了，这反而让她的病情好转起来，成了医生口中的“奇迹”。
有的时候，她跑得快，癌症跑得慢，隧道里的前路越来越宽敞，能听见水声和鸟叫，能感受到凉风阵阵，来自出口出的亮光也越来越明亮。那是五个月前，她做了CT扫描、MRI，拍了 X光片，验了各种各样的血液指标。医生让她和丈夫一起到办公室里面去拿诊断报告。她以为是最后的宣判，以为医生会双手一摊，说一句“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没想到，她听到的却是——“我们没有在你体内发现癌细胞”。
她每次去医院都会约定下一次治疗的时间。这一次，医生告诉她，她不用再接受治疗了。
她还记得自己走到马路上，二月初，寒风凛冽，天阴沉沉的。她去了医院附近自己一直很喜欢的巴金斯罗宾斯冰淇淋店，要了一整个平时不舍得买的冰淇淋蛋糕。她就那么一勺一勺大口吃着，旁边桌的顾客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她。
“去他妈的，我今天要吃个够。”她毫不客气地冲邻桌嚷嚷，“今天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一天！”
她吼完之后，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丈夫在拼命拿手背擦眼泪。
2.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停止担心能不能活过今天。她终于可以分神注意一下生活的其他方面。
有一天早晨醒来，她照例在床上躺到中午，喝了几口果汁，又盖着毯子靠在沙发上玩手机。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体里面虽然已经没有癌细胞了，但是她还没有把被癌细胞夺走的生活与爱好抢回来。她已经习惯了无所事事，习惯了被人当成易碎品一样照顾，习惯了连喝水、洗澡这样简单的小事都要招呼家人来帮忙。癌症夺去的不光是她的头发、她的肌肉，还有她充满希望，每天都有盼头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习惯做长期规划，会定下颇有挑战的人生目标的思维方式。
她在网上找到了YMCA，四年来，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参加社交活动，第一次主动认识朋友，但是在项目里，癌症患者聚集到一起，不免要开始谈论各自的病情、用药、疗程，让她觉得像回到了病房。所以，她要求珍妮弗带她来参加普通人的健身课。
“我才四十五岁，人生还有许多可能。”她说。
她之后坚持每周至少来上两次课。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她被病魔折磨地最厉害时虚弱的模样，所以不会对她特别另眼相看。而她，想要找没有参与她那段“过去”的人做朋友，这样她才会觉得是一段平等的友谊。
因为长期卧床带来的肌肉萎缩，珍妮弗做起力量训练来比我们更加困难，而且常常练习了很久也没有明显的进步。作为看客的我们常常会替她感到沮丧和烦躁，她却反过来安慰我们。
“我差点就死掉了，所有的这些，都是额外获得的礼物。”
当然了，乐观的珍妮弗也有纠结的时候，她每个月要去医院检查，看血液和身体里是否有癌细胞的出现。每到检查结果出来前几天，她总是没日没夜地泡在健身房里，有的时候，她在前台看一本书，有的时候，她坐在休息室里发呆。健身房里白天有许多专业的选手进行格斗训练，不断有击打、缠斗、摔跤的声音传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热的汗味儿。她非常喜欢。
“我没办法呆在家里，我的家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检查这两个字，但是我知道他们实际上和我一样紧张。他们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瞄我，会在我打盹时偷偷说话，谈论我的身体状况。在这里，没有人谈论生病，化疗，而是谈论怎么样变得更强壮，更勇敢，这样的氛围实在太好了。”
3.
林介绍来的另外一名刚从化疗中恢复的女学员卡罗要年轻许多。她才三十岁，却已经与癌症搏斗了三年。
“从天堂到地狱，其实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卡罗以这句话作为她的故事的开头。
2016年7月，卡罗从位于新泽西州的一家小型投资机构，跳槽到了位于华尔街的巴克莱投资银行。
她的母亲玛丽塔是从墨西哥偷渡到德克萨斯州的非法移民，靠经营一家卖塔可的路边摊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她在平民窟破败的房子里长大，过着冬天漏雨，夏天饱受蚊虫侵扰的生活。
她从小到大，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路边摊上帮忙，做柠檬水，做各种墨西哥饮料，把外卖打包好递给顾客。申请大学时，因为没有参加课余活动，也没有好的推荐信，只能上了德克萨斯州内的一所三流大学。她努力学习，大三的时候转学到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毕业之后在奥斯汀的Wells Fargo银行工作，买了房子，将父母都接来奥斯汀定居。后来，又一举拿到了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奖学金。最后，一步一步，成了在华尔街工作的女强人。
她记得自己是2016年7月14号办理了入职手续。她的男朋友是他在波士顿读书时计算机系的学长，毕业后在华尔街做量化交易。他们两个人的年收入加起来接近三十万美金，未来，还有大量的升职加薪空间。
7月23日，她与男友正式搬进了位于曼哈顿岛上的一间月租金三千八百美金的豪华公寓。公寓的配套设施有按摩泳池、两个恒温泳池、健身房、顶楼的观景天台。属于他们的一居室里，从烤箱、洗碗机，到中央空调，都是用的最好的牌子。男友在顶楼，面对着纽约繁华的夜景，单膝跪地，在她的无名指上套上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她的生活，从那间年久失修的危房，从因为没有身份，连医疗保险都不能买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光，到现在，成为聪明干练的职业女性，显然是一部励志电影。
7月30日，她照例去健身房慢跑，突然，她觉得右腿很沉重。明明刚才还跑得好好的，下一刻，她却怎么也无法抬起腿来。四周的健身教练围拢过来。
“是不是扭到了筋？”
“会不会是运动过度？”
“要不要给你拿个冰袋？”
彼时，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一瘸一拐地走去地铁站，回到家，洗了个热水澡，以为第二天醒来就一切正常。
醒来时，她突然发现自己整条右腿都麻掉了。不仅仅是沉重，行动不便，而是不听使唤。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右腿从床上搬到地上，扶着墙壁站了起来。她花了好几分钟，才从卧室走到客厅里，找出手机，给已经去上班的未婚夫打电话。未婚夫和朋友一起来接她去看医生，他费力地把她扶下楼，进到车里面。等到了医院，她连右腰都失去了知觉，不得不靠轮椅移动了。
她的身体机能一切正常，医生们怀疑是心理因素，建议她去看心理治疗师。只有一名医生有些犹豫地建议她去做一个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的结果要第三天才出。他们让她回到家里，小心有可能发生的任何状况。
凌晨四点多，她被蔓延到整个右半身的疼痛惊醒，这时，她发现自己除了失去了一部分感知能力，还失去了语言能力。
“脑子里有想要表达的事情，但是事情的细节非常模糊，词汇像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我左思右想，竟然找不到合适的用词。我就那么呆在床上，想要叫醒未婚夫，但是怎么都说不出话来。”
她用左手臂拼命推着他，他醒来之后，看到她惊恐地睁大着眼睛，手臂像聋哑人一样在空中挥舞。他立刻叫了救护车。
送到医院后，医生给她做了血检、尿检，除了血压有些低之外，依然找不到疾病的源头，直到MRI的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大脑中有一个灰色的斑点，正好影响和她大脑中分管平衡能力的那一块，和分管语言能力的那一块。
“这个是什么？”未婚夫近乎乞求地看着医生。
“是一个肿瘤，需要立刻切除。”
卡罗想起了过去几个月里挥之不去的头痛。并不是那种吞一粒止痛片就能好的头痛，而是，像有人拿着电钻在钻你的脑壳。她一直把头痛的原因当成是找工作、熬夜带来的压力，这让她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
4.
8月8日，她正式办理好了停职手续，距离她开始生活的新篇章还不到一个月。
人事部同情她的状况，给她办理了停薪留职，表示公司会继续支付她的医疗保险。她当天下午就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因为未婚夫仍然需要赚钱以维持日常开销，她那连英语都说不好的母亲，风风火火地打包了一车的行李，开着辆几乎要报废的二手车，横穿大半个美国来看她。
玛丽塔自从偷渡来美国之后，连德克萨斯州都没出过。卡罗一直担心玛丽塔会出什么意外。
“你觉得就你厉害是不是?我是你妈妈，你能做到的事情，没什么我做不到的！”玛丽塔满不在乎地说。
四天之后，风尘仆仆的玛丽塔冲进了病房，给了她一个紧紧的拥抱，然后从行李袋里拿出了各种食物。
装在罐头里的莎莎酱、牛油果酱，炸得脆脆的玉米片，酱好的牛腩，散发着黄油香的玉米饼。
“我把你喜欢吃的菜每样都做了一遍，冷藏着带了过来，吃完之后，就一门心思对抗病魔吧！”玛丽塔中气十足地说。
她的语言功能时好时坏，有时候，她可以正常与人交流，有时候，她就像牙牙学语的孩子，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最后，她只能像婴儿那样用简单的单词和拟声词来勉强表达自己的意思。
她觉得自己重新回到了一无所有，在学校里被人朝身上投泥巴块的童年时代。她比十岁的时候更加无助。
好在玛丽塔比她想象的更加强大，撑起了她坍塌的世界。
玛丽塔用不流利的英语在医院里和形形色色的人周旋，替她争取更好的病房，争取医药费的折扣。她把自己做的食物送给医生和护士，以期得到额外的“便利”。她在医生说手术风险时，坚定地说：“我的女儿一定不会有事的。”
玛丽塔风风火火的，嗓门特别大，有的时候，卡罗会觉得丢脸，担心玛丽塔给出身良好的未婚夫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但是几次手术下来，她越来越虚弱，脑子也越来越像浆糊一般，远远地听到母亲的大嗓门，她觉得心安。
5.
对卡罗来说，和身体上的病痛相比，更大的打击是心理上的。
得病前，她觉得自己是无往而不胜的年轻人，面对命运的挑战有恃无恐。她总是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个，她曾经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总有成功的一天。但是现在，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能不能活到下个月，能不能活到明年，那种年轻气盛的感觉完全离开了她。她每天都活在绝望和忧郁中。焦虑、紧张、不安、不耐烦等情绪混合在一起。她会对母亲、未婚夫、来换药的护士大吼大叫，然后，又会陷入巨大的愧疚中。
她不想再给家人添麻烦，开始找朋友倾诉。可是，她的大学同学，她在投资银行的同事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他们蜻蜓点水地说上几句“太不幸了”、“有需要的尽管开口”后就不再回复她的短信。反而是她中学时最要好的朋友露西总是在她需要的时候打来长长的电话。
露西成绩不好。卡罗是中学里的明星学生，露西则常常翘课去打工赚钱。高中毕业后，露西在家附近的超市做收银员，一做就做了十多年，她的时薪，只有卡罗的十分之一。
但是露西却是卡罗见过的最有生活智慧的人。露西会因为星巴克的收银员送给了她一块曲奇而高兴，会因为家附近的流浪猫被领养走了而感动落泪。露西总是那么雀跃，那么开心，对生活里一点小小的恩赐都很满足。
露西常常给卡罗寄礼物。万圣节的时候，她寄来一盒南瓜松子饼干。下第一场雪时，她寄来了她亲手织的一对毛线袜。春天，她寄来了一瓶自己做的草莓果酱。有的时候，卡罗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她会拨通露西的电话，她听着电话那头，露西做饭、带孩子、看电视的声音，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和随之而来的牵挂。
化疗半年多后，卡罗的病被短暂地控制住。生怕失去在银行的职位，她立刻恢复了工作。她开始满世界出差，开始熬夜开漫长的电话会议。一年之后，她一周飞了五个城市做路演。路演结束后，她连走下飞机的力气都没有。医护人员走到飞机上，直接把她送到了医院。
她最担心的噩梦终于成为了现实——癌症又回来了。
又是许多次手术、化疗、放疗。还好她仍然年轻，还好癌症仍然是早期。她一次又一次躺在手术台上，一次又一次赤身裸体地接受检查。她终于放弃了自己成为银行家的职业规划。
“真的只有成为银行家才是值得过的人生吗？”她轻轻地问我。
癌症再次被控制住之后，她没有恢复工作，而是和母亲一起回到了奥斯汀。
未婚夫不愿放弃在纽约的事业，两个人几次吵架都不欢而散。
“那你有没有准备在这里待几年，再回到纽约呢？”我问。
“如果我和他的生活还能有交集，那当然更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是命运。”她耸耸肩，有点难过，但还是非常坚强地说。
她没有工作，身边也没有朋友，便参加了YMCA帮助癌症幸存者融入社会的课程。课程结束后，她又办理了健身房的会员卡。她身体底子很好，恢复得很快。她可以和其他女学员一起训练，可以高质量地完成深蹲与高抬腿，除了手术留下的疤痕外，她和其他的年轻女孩并无二致。
“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是病人，我曾经也是体育健将！”一开始，实战训练时，大家总是轻手轻脚，对她手下留情，而练了三个月的她，有时候已经可以使出些具有威胁性的招数。她总是让我们对她更严格一些，不要因为她得了癌症就小看她。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不幸？”我很认真地问。
“既然已经发生了，再去自怨自艾也于事无补。我学会了要给生活分优先级。我曾经把金钱、成就、爱情等很多事情放在我自己的快乐之上。但是现在，我开始优先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吐了吐舌头，“我的未婚夫曾经最不喜欢我素颜出门，但是现在，我都忘记自己有多久没化妆了。我仍然很爱他，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要过。”
6.
8月份的末尾，珍妮弗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她的儿子将在年底举行婚礼。
他的儿子十八岁，即将去海军服役，在服役前，会和同样十八岁的女朋友结婚。
“你真的是很开明的妈妈！”大家犹豫着说出祝福。即使在对子女的规划上比较开放的美国，让明明成绩不错的孩子去参军，让他早早和小学同学结婚，也不算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同意我的决定。”珍妮弗笑了笑，“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
她患癌期间，儿子的生活也很难熬。彼时的他才十来岁，便开始有中年男子那种愁容满面、被生活压垮的表情。
也是在那时，她发现了孩子和邻居小女孩的恋情。他们会在校车上坐在彼此身旁，在晚上道别前偷偷亲一下嘴唇。她的第一反应是要阻止孩子早恋，但她很快发现，孩子和女孩在一起时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无忧无虑的神情。
“他因为我生病，已经要承受许多压力了，我为什么要把他唯一的快乐时光夺走？”
当她的儿子来告诉她，对继续深造毫无兴趣，不准备申请大学时，她也一度想过反对。她的儿子成绩优异，虽然不见得能上顶尖的常青藤，但是上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绰绰有余。她希望他能够学医、学法律，这样，就算她去世了，他起码可以找到报酬优渥的工作，活得很好。
但是，化疗和放疗的经历告诉她，人生中有太多无法预测的痛苦，即使早早就计划好一条坦途，也很有可能在中间出错。
“得了癌症之后，我发现，你必须要一个人跋涉在那个黑暗的隧道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珍妮弗语重心长地说，“我的孩子也要走上属于他的道路，我不能代替他过他的人生。”
她选择支持儿子的一切决定。她只是告诉儿子，她在患病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无私的帮助。所以，无论他决定从事什么职业，他必须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必须要对社会有用。
他的儿子后来告诉她，他准备加入海军。她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还建议他在参军前先举行婚礼，对他的女朋友负责。
“我曾经对我的儿子很严厉，我之前从来没意识到我是个糟糕的妈妈，”她擦了擦湿润的眼角，“直到他从我丈夫那里得知了我的病情，他走来我床前，问我能不能抱抱他。”
“我从小就不大聪明，想要做的事情几乎都没做成，所以，特别希望他成才。我不允许他偷懒，不允许他懈怠，他哭的时候，我就给他看那些好莱坞硬汉电影。我到那时候才意识到我很少拥抱他。”
7.
林后来又带来了更多经历过癌症、想要重新融入社会的女学员。她还领养了一条得了癌症，被切除了两条后腿，不得不靠假肢生活的狗。
狗每天欢快地在健身房里奔来奔去，因为腿部的伤，它跑起来的时候姿势非常奇怪，也经常平衡不好，摔倒在地上。但是它每次摔倒，总是飞快地爬起来，照样撒着欢儿，照样摇尾巴。
一看到有人进来，它总是第一个扑到门口去迎接，小舌头轻轻地舔你的手。
每个人都爱它，而那些癌症患者，更是把它当成了人生的榜样。
“既然它能够在遭受了不幸之后，仍然积极地面对生活，那我也一样能做到。”卡罗不止一次这么说。
（插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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