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与福尔摩斯》：理性和信仰的边界
1893年12月，柯南·道尔发表了福尔摩斯系列第四辑的终章《最后一案》，故事的结尾，诞生六年的福尔摩斯与死对头莫里亚蒂在莱辛巴赫瀑布旁展开较量，双双坠落悬崖同归于尽。写完《最后一案》后，柯南·道尔在日记里写道：“福尔摩斯已死。”
在自己的非虚构调查《神秘事件》中，戴维·格兰向读者讲述了这则轶事。只是《神秘事件》的核心人物既不是福尔摩斯，也不是柯南·道尔，戴维·格兰从一宗关于柯南·道尔的文件失踪案入手，讲述了福尔摩斯专家理查德·兰斯林·格林为了完成柯南·道尔传记，二十年来持续追踪这批文件，却在文件公布于世的时候神秘死亡。格林的死成为了另一个柯南·道尔式的谜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似乎是为了嫁祸妨碍自己得到文件的美国人，自杀伪装成他杀，但现实中并没有一个福尔摩斯能站出来，解开这个谜题。“我觉得真相是永远无法知道了。现实不是侦探小说，没有答案也没有办法。”在写了四十来页后，戴维·格兰引用死者妹妹的这句话为调查画上句号。
作为这本非虚构合集《魔鬼与福尔摩斯》中首篇也是唯一一篇涉及福尔摩斯的，《神秘事件》为后续的十一篇题材不一的调查引入了某种共性：像格林一样身怀执念、头脑狂热的角色们；无限接近却始终触及不到核心的真相；它们无疑都带着都市传说的色彩，同时又确凿地发生在我们现实世界。既是参与者又是叙述者的戴维·格兰仿佛福尔摩斯身旁的华生，试图理清难解的人物和离奇的事件，而结局往往都像格林的死，留下来的只有无力和挫败感。在多次感受这种持续以及迟钝的挫败感后，你会发觉，褪去光怪陆离的外表，戴维·格兰的调查将我们引入了这本书的核心——一场漫长的、关于理性与道德信仰（意念）的纠葛。
戴维·格兰的第二篇调查名为《火焰审判》。1991年12月23日，得克萨斯州的一座木制平房起火，戴维·格兰在调查开头描述的画面是：一个只穿着牛仔裤、上身赤裸的男人站在房子外高声呼喊，被大火吞噬的房子里困着他的三个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只有两岁。
根据《火焰审判》改编的电影《凭火决狱》海报
两名火灾调查员很快介入，将这起事故定性为故意纵火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当时站在外面的男人威灵汉。在走访目击证人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目击者也给出了负面证词：他就跟演戏一样、他似乎更关心他那辆车、他没有表现出激动或担忧，即便起初将威灵汉描述为“被火灾击垮的人”的证人，也在后面更改了证词。
威灵汉，1968年出生，自幼被母亲抛弃，十几岁染上毒品，高中辍学后多次因酒驾、盗窃被捕，婚后多次对妻子动手。这份“劣迹斑斑”的档案让当局更加确信威灵汉的作案嫌疑，在经历了初审、被捕后，1992年8月，威灵汉被判死刑。
戴维·格兰在描述介入事故的火灾调查员时，形容其中一位“身上笼罩着一层福尔摩斯式的光环，仿佛不可战胜”。这句话里的讽刺意味要等到调查再往后才能凸显出来。2004年，名为杰拉德·赫斯特的火灾专家重新调查了威灵汉的案子，推翻了先前的调查结论，认定这不是一场纵火案。
当赫斯特的特赦报告上交后，它的结果和威灵汉之前的上诉一样，都被当局拒绝了。“我是无辜的，我被判的罪是不存在的。”2014年2月17日，威灵汉说出遗言后接受了注射死刑。2009年，另一名火灾专家评价那名有“福尔摩斯式光环”的调查员：方法近乎神秘学或玄学。
在科马克·麦卡锡的末世小说《长路》里，人类互相蚕食，文明与理性危在旦夕，一对父子怀着对过往世界的意念，手持化为火炬的道德信仰，抵达南方海岸。在威灵汉案里，火灾知识的匮乏、现代司法制度的过度自信，当以科学和制度为代表的理性失策时，那些本来也许能为威灵汉挽回希望的案件参与者、目击者们，任由自己的意念和道德走向偏执，他们宁愿相信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只会更坏，也不愿相信他会变好，又或者说他们从内心就已经抹杀了一个坏人变好的可能。在法庭上，检方甚至引用威灵汉身上的纹身来说明他符合反社会人格的要求。
滥用的、失序的道德信仰成为谋杀的工具，成为将无罪之人送上刑场的砝码，现实中的威灵汉未能像小说里那样，得到麦卡锡赐予角色不灭的火炬，而是死在了理性和道德的合谋下。
戴维·格兰的调查《真实犯罪》讲述了另外一起案件。
2000年，波兰西南角的一条河里发现一具男尸，警探弗罗布莱斯基查到死者的手机曾被放在网上拍卖，拍卖者名叫克里斯蒂安·巴拉——出身哲学系的波兰知识分子，视维特根斯坦为导师；阅读色情与暴力读物，乔治·巴塔耶、威廉·巴勒斯和萨德侯爵；他还着迷于尼采的两个论断：“世上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和“真理是让人们忘记它们是虚幻的虚幻。”
乔治·巴塔耶的《色情》
在调查巴拉的过程中，弗罗布莱斯基发现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杀人狂》的小说，主角克里斯同样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他迷恋哲学、酒精和女人，亵渎传统和教会，最后毫无缘由地杀害了自己的情人。
自然，弗罗布莱斯基把这本小说当作是自己破案的“圣经”，寻找其中的线索，在现实中谋求印证，即便缺少决定性的证据，他还是成功把巴拉送上了法庭。检方给出的判断是：巴拉和他的另一个自我克里斯一样，都是堕落的享乐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条的约束，并在嫉妒的怒火中将人杀害。
巴拉被判有罪，刑期二十五年。
巴拉的许多朋友认为，巴拉想要在虚构里完成自己在现实中没做过的事：打破一切禁忌。他确实做到了。在《杀人狂》里，巴拉把带有哲学意喻的种种骇人行为全部施加在克里斯身上，用戴维·格兰的话形容：克里斯不受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约束——道德、科学、历史、传记、法律——走上了恐怖的狂欢之路。
但如果巴拉杀了人，该如何理解他将其写成小说的行为？在现实中打破禁忌的一次尝试吗？还是仅仅为了积累写作素材？戴维·格兰给出的看法是，如果巴拉是凶手，起因就不是意志和理性的失败，而是意志和理性的过剩，可格兰没有提到，巴拉的杀人时持有的理性恰好是建立在他狂热的哲学信仰之上。就像《最后一案》发表后，柯南·道尔迫于读者压力复活了福尔摩斯，重生的福尔摩斯依旧可以凭借他齿轮般精准的科学和逻辑破案，但塑造他的已经不是柯南·道尔，而是现实中追随者们对这一虚拟形象狂热、没有节制的信仰。在杀了人的巴拉和重生后的福尔摩斯身上，理性与信仰的纠葛已经延伸到了另一个层面：建立在信仰上的理性是否可以当作理性？
在重生的福尔摩斯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人们对现实理性的不满，才催生出一个需要持续相信和依靠的19世纪侦探。如果巴拉没有杀人，这种状况是否也发生在弗罗布莱斯基身上？作为职责是“揭示不容辩驳的真相”的警探，他舍弃了证据和科学，选择相信一本虚构的小说，在推理巴拉杀人的过程中，他是否也像小说一样虚构了整个案情？比起案件扑朔迷离的真相，它所隐含的关于真实与虚构、理性与信仰间的反复碰撞更让人困惑。
回到《神秘事件》中，戴维·格兰显然想要把福尔摩斯当作一种时代符号。他写福尔摩斯如何证明了理性必将战胜狂热，在时代向前的过程中，科学崇拜如何让位给纳粹主义为代表的信仰。就连柯南·道尔本人在一战后，似乎也放弃了理性，成为了超自然研究的圣徒。
戴维·格兰自然也明白，重生后的福尔摩斯不能为现实世界填补它缺失的理性，至少在他的这些调查中，我们看到了理性过渡为信仰后，世界由此变得狂热、失序和错乱。戴维·格兰在书名里将“魔鬼”放在“福尔摩斯”之前，这其中不仅有一个作者在努力理解世界时遭受的挫败，还多少有一些沮丧和恐惧。我们和戴维·格兰一样，在看到的同时也迷失在这场过渡中，不再能识别出理性和信仰的边界，也就无法观看到魔鬼的真正面貌。又或者就像巴拉所信奉的尼采：事实是诠释，真理是虚幻。到头来，理性和信仰也只是充当了彼此的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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