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袭警案：西岱岛上的枪声 与“生无可恋”的法国警察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3日，法国巴黎，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了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警察总局，致4名警员死亡，袭击者目前已被警方击毙。视觉中国 图
10月3日中午，巴黎市中心传出数声枪响。令人惊诧的是，它发生在巴黎警察的“大本营”、一个原本被认为最安全的场所。在位于西岱岛上、与巴黎圣母院毗邻的警察总局内部：一名行政人员持刀攻击同事，造成四死两伤，其本人也被当场击毙。
这是又一次恐袭吗？
据法国媒体第一时间公布的消息，行凶者名叫米卡埃尔·阿尔彭（Micka?l Harpon），现年45岁，来自海外省马提尼克（Martinique），自2003年起进入警察总局工作，是情报处的信息技术员，属于级别较低的文职人员，不属警察编制。3日中午，他在警察总局内持一把陶瓷厨用刀，先刺死三名男性警察；随后在下楼过程中，在楼道攻击两名女同事，造成一死一伤；跑到警察总局的庭院后，又刺伤一人。在那里执勤的一名年轻警察，在三次示警无效后，使用突击步枪将其击毙。
单论情节而言，这一事件并没有什么惊天之处。但多次遭受袭击的法国，外界最为敏感的神经就是——“这是又一起恐怖袭击吗？”
事发之后，当局最初的怀疑方向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冲突引发血案。因为凶手有轻度耳聋，和人沟通略有障碍，而且有同事说他性格较为“封闭”，是“极客”类型。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在事发后迅速表态称，当事人没有任何“令人警惕的迹象”或是“行为异常”。而警察工会也在第一时间声称，这是一起“人性悲剧”、“可能在任何机构、任何工作场所发生”。
但很快，法国媒体就报道，凶手在18个月前（随后又发现其实已经长达十余年）皈依伊斯兰教，这无疑让人浮想联翩。而事发当天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后，警方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米卡埃尔有极端化倾向的证据，既没有效忠伊斯兰国的视频，也没有留下遗言。然而随后24小时，调查人员逐渐发现了一些疑点，例如据媒体披露，多名同事指认，他在当年《查理周刊》血案发生后曾说过“干得好”，对恐怖分子流露同情；并曾在Facebook上转发一篇文章，其中认为法国是欧洲最为敌视穆斯林的国家之一；另外，他还曾因为拒绝向女性同事问好而引起上司注意及询问。
如果说这些迹象还不足为据的话，最接近直接证据的或许是，他使用的凶器是一把安检仪器无法检测到的陶瓷刀，而且据媒体报道，是他事发当天上午刚刚买到的。在行凶之前，他和妻子频繁发短信，提及买刀之事，而后者的最后回复，则是颇为不祥的“只有安拉才能审判你。真主至大（Allahou akbar）”。而在法国经受的历次恐袭中，“真主至大”几乎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标配口号。
在种种令人不安迹象当中，10月4日晚间，法国反恐检察机关正式接手调查，案件已经从最初的“故意杀人”方向，转移到恐袭性质。接下来的主要问题是：他究竟是一只“独狼”、还是有一个地下网络对其进行支援？尤其是，虽然行凶者本人没有案底、也没有被进入敏感人物监测名单，但他接触的人群中，的确有法国警方已经盯上的人物。
如果此次袭击的恐怖主义性质最终能够坐实，恐怕将使得局面更加复杂：一方面，这意味着极端主义思想能够渗透进安全机构内部，比单纯的上街持刀砍人更加危险（此次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最紧张的不是反对党大加指责，而是究竟有多少反恐机密信息通过这个低阶文职公务员泄露出去）；另一方面，原本就笃信“法律与秩序”、政治立场右倾的军警部门，可能会滋生对穆斯林同事的不信任感，甚至发起一场内部“猎巫”运动，从而激发出更多不稳定因素。
“生无可恋”的法国警察
除了本身的恐袭色彩之外，对于法国来说，这起袭警案的发生时机简直不能更糟糕。事发前一天（10月2日），两万多法国警察刚刚走上巴黎街头，抗议工作条件恶化、压力过大，导致警队士气低迷。这是自2001年之后近二十年来，法国警察首次大规模街头示威。本应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走到他们的对立面，也让外界为之瞠目。
这种士气低迷最直观的反应，是近一年来，法国警察自杀成为一个愈演愈烈的问题。据法媒统计，2019年的前9个月中，法国已经出现49例警察自杀事件，平均5天一起；而2018年全年一共35起，大幅攀升已成定局。
放在最近一年来的大环境中，这种“警察自杀潮”不难得到解释：其中最大变量因素，便是自去年11月以来经久不息的“黄马甲”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社会经济肇因，固然有不同层面的解释，但在社会秩序的现实应对上，法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给军警力量层层“加码”，确保治安无虞。但这样一来，军警在近年来编制规模缩减的情况下，被迫承担更多的治安任务，工作强度加大，受攻击风险升高，调休难以保障，加班费被拖欠，不可避免地导致士气低落。
除此之外，更为致命的一点是，和海外作战行动或国内反恐行动不同，因为社会经济因素诱发的频繁社会冲突中，法国警察的职业尊严感被大大削弱，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来自同胞的攻击和谩骂。应对“黄马甲”导致的工作压力加剧和条件恶化，叠加在早已有之的社会敌对情绪上（例如“死警察才是好警察”），即便完成任务，也无人喝彩。最典型事例是，此前一名退役拳击手在示威活动中同警方对殴，打得警察狼狈不堪，虽然当局强力谴责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在民间、尤其是社交媒体上，这名退役拳击手俨然成了英雄，还有人发起众筹予以接济。而当这一波警察自杀潮逐渐形成气候时，许多“黄马甲”抗议者在街头一线对警察的挑衅话语，便是“你怎么还不去自杀？”
在这种背景下，近50名警员的自戕，虽然未必每一具体个案都能同当下社会冲突直接挂钩，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压力传导到最薄弱环节的后果。此次巴黎警察总局内部袭击事件刚刚发生时，各方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工作环境中人际冲突所致，也同样隐含了这一背景，而马克龙推迟外省行程，专程到现场视察，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担心这一事件紧随大游行之后发生，会导致警队士气雪上加霜。
更加吊诡的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在连续的社会冲突中，法国警察作为强势一方此前被千夫所指，尤其被指控在应对“黄马甲”抗议运动中滥用武力，最典型者，则是警方频繁动用发射橡胶子弹的LBD 40镇暴枪，迄今已经造成数十起严重伤害事件，其中不乏失明、断指等永久致残案例。在受害者控诉下，警方表示会进行调查，民权组织和司法界也多次呼吁禁用LBD镇暴枪，但迄今为止并无成效。
有社运研究者指出，这种枪械最初用于配备打击刑事犯罪的“反犯罪大队”（BAC），随后在21世纪前十年间逐渐泛化到诸如“共和国保安队”（CRS）等公共秩序单位，但“身怀利器，杀心自起”，面对近十年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军警部门愈是轻易地动用手中利器，反过来也愈发激化社会矛盾。执着于强力手段的结果，是最后军警成员自己也成为这个“螺旋式下行”的牺牲品，仿佛成为“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的一个现代谶语。
当“蛋袭”已成往事
大约十二三年前，当时我刚来法国读书不久，有一天路过蒙巴纳斯大道，看到一大群人吵吵闹闹地聚集。走近一看，原来是邮局员工在示威抗议，而一队防暴警察在维持秩序。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发现其中逻辑其实并不复杂，不外乎是示威者想堵路，封锁蒙巴纳斯大道的交通，而警察则要疏通道路。
然而，这个简单逻辑却用一种戏剧化方式表现出来。首先，警察已经在大道远端设置路障，提醒车辆绕行，因此这段路上并没有汽车被堵，与其说是交通要道，不如说是一个清理之后的空荡舞台。示威者其实明知不会起到阻塞交通的效果，但仍然要用这种方式表达抗议。
其次，员工针对邮局有一系列“暴力”抗议活动，但这种情况下警察并不干涉。我印象最深的，是示威者准备了许多鸡蛋来发泄愤怒，一声吆喝，蛋如雨下，邮局橱窗和大门上涂满了黏乎乎的蛋黄蛋清。而警察则袖手旁观，只有当示威者进入公共道路时，才会出手干涉。
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这种干涉的方式。此前示威人群已经阻断了道路，而警察选择的“入场”方式，是从人群远端开始进行“挤压”，即一队警察用盾牌和身体的力量，慢慢推示威人群离开道路，而示威者同样用自己身体的力量进行对抗，虽然现场大呼小叫（无疑伴随着咒骂），但没有打斗，没有棍棒，没有催泪弹，没有橡皮子弹，双方就这样缓慢地“较劲”，彷佛一场变相的拔河比赛。
更有意思的是，当这场“拔河比赛”进行到半途，示威者已经被推到道路中线附近，突然一声令下，双方几乎同时“收功”，警队队长和示威者首领凑到一起商量，其他人原地等着。我距离几十米开外，自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想来不外乎是评估态势、讨价还价，但这次“谈判”显然没有成功，因为两分钟后，同样一声令下，双方又立刻挤在一起，依旧大呼小叫，直到警察将人群缓慢地全部“挤压”到人行道上，封路行动宣告“失败”。
如今想来，这场十二三年前目睹的短暂街头“镇压”，或许是我所知道最田园牧歌式的“镇压”了。它以一种剧场化的方式上演：示威者说我要封路，但实际上我也知道不可能真的成功，封路本身只是一种象征性抗议；而警察说我要驱散你们，但也只动用了程度最轻微的身体暴力（如果勉强能称之为“暴力”的话）。当晚的电视画面中，无疑会出现双方貌似“一团混战”的短暂画面，示威者以此表达决心，警察则顺利完成任务。但这与其说这是一场“对抗”，不如说是一种“共谋”，而这种默契，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运动逐渐磨合、逐渐“日常化”的产物。
然而，短短十二三年后，这一幕场景看上去已经仿佛茨威格笔下“昨日的世界”，或者说，我曾看到的，或许正是那个昨日世界行将落幕的余绪。彼时，社会冲突虽然存在（尤其是族群矛盾痼疾，如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烈度却远远不如今天。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厉批判，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势头迅猛上升，民族国家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既有模式（如法国）的社会冲突，也失去了原有的仪式化、剧场化一面，更加凸显出短兵相接的“硬核”暴力色彩。尤其是恐怖主义及其“内生性”特征（无论是法国的刀客还是美国的枪手），模糊了国内与国外、平时与战时、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或者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术语来说，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被赋予了“敌我矛盾”的性质。
而伴随这种趋势，几乎在全球范围内，从美国到以色列，从俄罗斯到土耳其，都同样呈现出更加依赖军警等安全力量的势头，“警察暴力”问题也随之凸显。原本就高度依赖军警的威权国家，无疑更加依赖；而即便经受过上百年社运洗礼、形成既定规范的国家里，随着政治极化与民意涌动，也在往相同方向上摆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即便在以“做事规矩”著称的德国，近年来每年警察暴力事件也超过万起，而其中80%都没有被官方记录在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微观层面，针对警权滥用的道义批判当然不乏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道义批判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正如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批判，也不能仅仅用圣战分子“愚蠢”或者“走火入魔”来作为总结陈词。一个失序的时代，或许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持久；而秩序的追寻和重新建立，或许也比期待的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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