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象：殖民统治心理机制的隐喻
乔治·奥威尔，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1903年生于印度。 1907年他举家迁回到英格兰。1917年，他进入伊顿公学。1921年后来到缅甸加入警察部队，1928年辞职。随后的日子里他贫病交加，此间他当过教师、书店店员，直到1940年，他成为《新英特兰周刊》的小说评论员，他才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1936年间，他访问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1936年底，他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其间他受伤。二战期间(1940-1943)，他为BBS工作，并在此间写了大量政治和文学评论。1945年起他成为《观察家》的战地记者和《曼彻斯特晚报》的固定撰稿人。1945年，他出版了《动物农场》，1949年出版了《1984》。奥威尔患有肺结核，于1950年死去。
“我”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缅甸混得并不开心。治安警官的身份让“我”成为了众矢之的，只要一有机会，缅甸人就会戏弄“我”。在足球场上，如果一个敏捷的缅甸人绊倒了“我”，裁判（另一个缅甸人）会扭头看着别处，而小镇里有数千个和尚，他们个个似乎无所事事，就站在街头角落揶揄戏弄欧洲人。
一天“我”接到电话，一头发情的大象在市场上横冲直撞。作为警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却必须去看看。“我”到了现场，开枪射杀了大象。小说《射象》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如果那是一头疯象，那么为民除害是警察当仁不让的职责，问题是“我”一看到那头大象就知道不应该开枪打死它。那头大象虽然踩死了一个土著，但是狂暴的危险期已过。它站在远处，悠闲地吃着草。但“我”环顾着那群跟在身后的人。人数非常多，起码得有两千人，而且越来越多。他们都相信那头大象就要被开枪打死了。突然间“我”意识到，到最后“我”将不得不开枪打死那头大象。他们希望我这么做，而“我”必须这么做——“我”手握枪杆，貌似是象的主宰者，实际上，此时此刻，“我”的命运也好比那个可怜的大象，早已命中注定。
“我没听到枪声或感觉到后坐力——子弹射中目标的时候枪手是不会感觉到这些的——但我听到了从人群那里传来可怕的吼叫。”“我”自从出警，就处在惶恐无措的紧张状态，以致扣下扳机时精神恍惚，知觉、直觉、感觉等自我意识瞬间气化，消失于群体氛围之中。
难得一见的异域奇观如此真切真实，我觉得通过文字直接感受到了垂死大象的气息、脉搏和眼神。
“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你或许会以为就在子弹进入它的身体之前，那头大象身上就发生了神秘而可怕的变化”——刹那间刽子手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它没有骚动，也没有倒下，但它身上的每一条纹理都改变了。突然间它看上去缩成了一团，骤然老了许多，似乎那颗子弹可怕的冲击力虽然没有让它倒下，但已经让它瘫痪了。终于，似乎过了很久——我敢说其实就只有五秒钟的时间——它颤巍巍地跪了下来，嘴巴流着口水。它似乎得了可怕的衰老症。你会以为它已经有几千岁了。”
那头象中弹后即便亲历也未必能够观察到的种种细节像是电影慢镜头一样呈现出来——生命一丝一缕、一点一滴从大象身上流逝而去，其实都是作者紧张、内疚、自我抗争的心理折射。
奥威尔是伟大的，这种伟大首先源自直面柔弱甚至是怯弱的内心世界的真诚、坦率、敏锐和勇敢。我觉得几个小说人物，包括短篇小说《射象》中的治安警官“我”、短篇小说《绞刑》中的狱警“我”、长篇小说《缅甸岁月》中的主人公木材商人弗洛里，与瘦高的殖民地警察奥威尔本人幻化成了同一个人——靠酗酒、跟缅甸女人上床和阅读来排遣苦闷，“你只有做一个醉鬼、懒汉、懦夫、背后中伤者和通奸淫乱者的自由”。重叠的身影边缘有些模糊，但悲天悯人，苦苦寻求心灵慰藉的精神与心理却是清晰而明确的。
《射象》的篇幅很短，WORD文档显示，不到5200字。从准备射象，到大象死去，细腻、密集、浓烈、高能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剖析几乎占到了小说篇幅的一半，让我的心脏缩成了一个坚果。看似夸张的艺术渲染，带来强烈的内心震撼。
短篇小说《绞刑》中，狱警押着死囚去绞刑架，囚犯敏捷地避开了一个水洼。狱警“我”看到了秘密——“他身体的器官还在运作：肠胃在消化食物，皮肤在不断更新，指甲在缓慢变长，组织在一直形成。……他和我们都是一路的人，看见的、听到的、感觉的、理解的都是同一个世界。而在短短几分钟后，随着一声咔嚓，这样的一个人就要离开了。少了一颗心，也少了一个世界。”
治安警察“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违心处决无害的大象，自然有“君子之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人性哀怜，但《射象》比仅仅聚焦于生命本身的《绞刑》的内涵要丰富得多。貌似强大的殖民体系为什么会轰然倒塌？这自然有鸿篇大论的阐释，但奥威尔通过一次射象，提供了一例文学化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对于殖民地土著，“我挣扎在这两种恨意之间。内心中的一个自我觉得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是永远无法打破的骑在人民头上施虐的暴政；而另一个自我却在幻想着将刺刀扎进一个和尚的肚子，那将会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快乐。”
小说一开篇，读者就知道，“我”始终在充满敌意和冲突的文明意识的天平两端艰难地维持平衡，并寻求精神出路。
“我”是强大的殖民地宗主国统治机制的一员，是文明世界的一员，是独立思考的个体，但是，在群情激奋之下，“我”又是孱弱不堪的。“当我叫人去拿步枪时，我已经给自己套上了这么一个枷锁。”我不得不做出痛苦抉择，这让“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本质——隐藏在殖民政府暴虐统治背后的真实动机。“当一个白人变成暴虐的统治者时，他也摧毁了自己的自由。”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二战后殖民帝国主义放弃殖民地，也是为自己赢得了自由。
“后来我很高兴那个苦力死掉了，因为他的死让我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正当性，给予了我充分的理由开枪打死那头大象。我经常觉得很好奇，会不会有人看穿我之所以那么做，纯粹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傻瓜。”—我想没有比着更坦率直白的告白了。“我”再一次获得了惊险的心理平衡，但殖民体系的外强中干和心理运行机制则让“我”更加沮丧和颓废。
治安警察“我”显然是理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但是，当个体进入群体之后，集体无意识就开始占据并取代你的理性和自我意识，这会出现什么后果呢？一个殖民地警察偶然的一次射象，与法国大革命一样都淋漓至尽地给出了答案。对于喜爱奥威尔的读者，我建议在阅读这篇小说之后，看看法国勒庞的社会心理学小册子《乌合之众》。
凌琪
新闻推荐
新华社记者郭丹日本政府2日上午通过内阁决定，将韩国移出可享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