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第九个人生七年
上个月，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播出了第九个续集。这部纪录片挑选了14个7岁儿童，每隔7年回访一次，观众能在十几个小时里看完14个人63年的真实人生。
一分钟前，男孩快活地摇晃着脑袋，接下来，热情洋溢的孩子变成害羞的少年，又变成紧张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镜头一转，他已经老了，腰带束缚着他肥胖的肚子。时间的重量挂在观众心上。 这次的主人公不是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也不是名人列传，没有影视作品包装过的青春和情怀，而是14位普通人，演出的平凡生活。
一
在英国，有“七岁看老”之说，这也是《人生七年》的缘起。1964年的夏天，这部纪录片在英国的电视台播出，里面的14个孩子，分别来自伦敦的上流阶层家庭、利物浦的中产阶级家庭、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家庭、农村家庭和儿童福利院……
在当时，即便是黑白影像，影片的对比还是过分刺眼。上流社会的孩子在课堂上用拉丁文唱歌，学古典芭蕾，穷人孩子热衷于打架和疯玩；富家孩子自称课余时间阅读《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因为有自己的股份，底层只想吃饱饭少罚站少挨打；有钱人家的小姐在精英寄宿学校的印花扶手椅上拍摄，穿着无可挑剔的衣服，福利院的孩子则需要仰拍，他的眼神永远只在地板上漂浮。
来自农村的尼古拉斯挥舞着小手说，“别人喜欢到乡下度假，而我喜欢去城里。”他的回答伴随着牛羊的叫声。他每天走6公里路到村庄唯一的一间教室上学，孤独和幼小的身影路过高山脚下。他的理想是研究月亮、了解飞机的构造，但他似乎离它们很远。14岁那年，他更害羞了，戴着厚厚的眼镜，从不直视镜头，把脸埋进腿里。后来他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面对一屋子学生讲解核聚变。
中产家庭的尼尔想当一名宇航员，或是旅游大巴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成为别人生活的导游。他眼睛明丽，蹦蹦跳跳地出现在片头，夸张地表演着孩童的打闹，认真谈论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说他是最好看的孩子。14岁时，他是骑着自行车在巷子里飞驰的追风少年。21岁，他靠救济金度日，沦为流浪汉，观众担心他在下一集是否还活着。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谈论梦想，老了以后，变得不得不谈论生活。如今已经78岁的导演迈克尔·艾普特说：“我以为我在做一个关于阶层的陈述，但我真正做的是关于生活的研究。”
这是小人物纵向生活的人口样本。7岁，世界刚刚打开；14岁，脑门出现青春痘，回答问题爱用暴躁的单音节词语。7年又7年后，院子里的树长高又修剪，当角色步入老年，影片不再关心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而是关注让他们幸福的因素。
二
当镜头对着已到中年的尼尔，问他“你的人生失败了吗？”这张曾经最漂亮的脸蛋，出现可疑的疮，“我还没死。”他回答。
摄像机完全记录了他抑郁、隐居、无家可归和身无分文的戏剧性经历。他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童年大体是幸福的。在14岁，他开始抱怨自己无法放松，他说自己常被人打，16岁时被诊断出精神隐疾。
尼尔喜欢文学，梦想去牛津大学，却在考试中失利。节目组找到他时，他正在工地搬砖。他也没有成为旅行大巴司机，却靠着搭便车和领救济金走遍英国，并一直在自问“我能为地球做些什么”。
35岁时，他孑然一身，跟父母关系淡薄，也没有常联络的朋友，他与世界的纽带一根一根松开了。“7年之后我在干什么？可能在伦敦的某条巷子里流浪吧。”
精神抑郁的尼尔在42岁出场时转了一个大弯，他确实回到了伦敦，不是以流浪汉的身份，而是以地方议会的顾问身份。他骑车穿梭在英国乡间，挨家挨户做问卷调查。曾经的流浪生涯帮了他大忙，他几乎走过每个地方，对各行各业都有所了解，很适合做顾问。
56岁时，尼尔甚至被邀请去澳洲做政治演讲，主持人介绍他，“这是一位很有决心的政治家，他有可能成为英国未来的首相！”说到这里，镜头抖了一下，传来笑声，尼尔赶紧补充，“他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曾靠救济金活着，还会邀请我去演讲吗？”
尼尔的父亲去世前，他们曾看了一场比赛，老人已经没什么力气，两个人都很放松，达到了某种和解。母亲患阿兹海默症后，也接受了他的样子。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一种宁静，他躺在草地上，有一刻福至心灵，一只蝴蝶拍打着翅膀落在他身边，“蝴蝶生命很短，但它享受阳光。”
有人问他还记得关于宇航员的梦想吗，“小孩子嘛，如果一周后问我，可能又是一个答案。”他如今在社区事务中重拾热情。“教育不会告诉你怎么生活，只有生活本身才会教你。”
三
等待7年一更新的忠实观众在角色身上投射自己。一些人不自觉地把自身处境和荧幕上的人作对比，另一些人用主人公的选择为自己探路，作为以后人生的参考系。
许多人喜欢看名人传记，总能读到一个似乎无足轻重的人，怎样最终拥有与众不同的人生。但七年系列是个反高潮的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演绎精彩人生，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14个普通人。
男孩布鲁斯，7岁时是上层社会的代表，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眉宇间总有股悲天悯人的气质。谈到理想，他说想去非洲，给那里的人带去文明。从牛津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辞掉金融工作，搬去东区居住，在一所普通学校教书。
35岁，同龄精英迎来事业上升期，布鲁斯跑去孟加拉国当教师，在贫困的环境里解方程，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几本书。他一直单身，但没放弃寻找真爱，在42岁与同事结婚。
得知尼尔流浪，他邀请尼尔住在自己家里，并在婚礼上发言。56岁，他有了两个孩子，妻子偶尔抱怨他“出去旅游能跟贩卖机吵起来”，他憨憨一笑，生活平静，以与儿子玩板球为乐。
其他人呢？读《金融时报》的人最终如愿成为皇家律师，戴假发，穿绸缎袍子，他有几个儿时玩伴已经成为英国的部长，而他投身慈善，偶尔弹弹琴，习惯在乡间侍弄花草。他的富豪伙伴成为律所合伙人，关心环境和食品安全，是受访者里唯一要求公映前审片的，并规定哪些能谈，哪些不能谈。
福利院的孩子成了叉车司机，虽然一生自卑，但娶了热情的老婆，已有十来个儿孙，在家庭中找到安慰。另一个出身福利院，没有爸爸的人先后领养了100多个孩子，给了他们他不曾拥有的东西。
一位受访者成为电视台制片人后退出拍摄。另一位因年轻时的政治观点而退出，人到中年，他与妻子组了乡村摇滚乐队，为了宣传而重返节目，一边做公务员，一边弹吉他。
四
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对影片的关注点不同，年轻的父母想寻找教育的意义，毕业生想解答职业规划的疑问，女性想知道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从35岁开始，陆续有主人公的父母去世，大部分都是罹患癌症，他们后悔没有更多了解父母，后悔父母去世时没有陪在他们身边……无一例外地在镜头前不能控制地掉下眼泪。
“这节目其实很残酷，但意义非凡，几个人的一生我用几天时间甚至几张照片就看过去了。”观众说。有人对某一集感触最深，警醒未来的自己：“有些人一生对自己的初心无悔，有人妥协。愿自己不变成年少时所痛恨的人。”
有观众认为，那些被主流思想认为没有事业心、没有跨越自己阶层的“失败者们”，他们也从家庭或者其他领域获得了爱与动力，在60岁的时候依然乐观且满足，并认为之后的生活还有无限可能。
许多人看到导演迈克尔·艾普特都会问一个问题，还会有《70岁》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可能随时掉线。”
受《人生七年》的影响，美国、日本、南非都拍摄了自己的版本。相对于英国版，美版的人们拥有更多阶层流动的机会，而南非版在拍到21岁时，就已经有一半的参与者去世，其中两位死于艾滋病。（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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