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战地与酒庄：戈兰高地的叙事重建
（作者赵萱，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边界问题研究专家。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北京时间3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公告，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早在3月21日，特朗普便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传递了这一刺激性的消息。这是继2017年底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爆发后，美国再次在阿以争议问题上明确支持以色列，挑战国际法及现行的国际秩序。以叙利亚、土耳其等中东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迅速对美国政府和特朗普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联合国发言人亦做出明确声明：“很明显，戈兰高地的地位没有改变。联合国关于戈兰高地的政策反映在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中，而且这项政策没有改变。"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的主权领土。
在通常的理解下，美国对戈兰高地主权地位的承认自然而然地指向对领土主权的承认，以色列之于戈兰高地的法律词汇悄然地由“占领"（occupied）转为“控制"（controlled）；相反，反对者则是对这一领土承认的否认，他们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为理据，强调前者主张的非法性。但无论是承认抑或否认，其政治立场皆建基于以传统地缘政治为标准的领土观念，停留在“主权国家"（受到马克思·韦伯政治社会学思想影响的国家观，强调以领土而非人口为核心）的单一理解中，从而易于使人们距离更多层次的叙事渐行渐远。
戈兰高地的战地叙事
戈兰高地是一块夹在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交界之处的狭长地带，其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在12-25公里之间，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戈兰高地可作为平缓的地中海东岸难得的战略制高点，俯视周遭各国；而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戈兰高地顶部地势平坦，蕴藏着丰富的淡水资源和农业资源，便于人口聚居和长期驻军，成为掌握战略资源的关键区域。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早在公元前3000年，戈兰高地便有人类居住开发，被看作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历经漫长的政权流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的一部分；1946年，在法国的委任统治结束后，独立的叙利亚合法地拥有了戈兰高地完整的领土主权。鉴于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叙利亚在戈兰高地兴建军事工事，这里也成为了多次中东战争的前线。直到1967年以前，戈兰高地的主权线索都是十分清晰的，遵循着“领土-主权-人口"三位一体这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的民族国家假设进行建构，而1967年的“六日战争"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地缘政治面貌。
1967年，以色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周边国家发动进攻，仅在一天之内便摧毁了叙利亚的全部空军力量，进而占领了戈兰高地、西奈半岛、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加沙地区等地，极大地扩充了以色列的地缘政治优势；尽管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军队从戈兰高地的东部区域撤离，但三分之二的戈兰高地至今依然由以色列所控制。1981年12月，联合国委员会通过了第497号决议，明确戈兰高地为叙利亚的主权领土，并将以色列的行为定义为违法了国际法，要求其撤出，但很显然，以色列后续的一系列政治实践与该决议背道而驰。
与巴以隔离墙的修建依据一致，长期以来，以色列官方宣称对于戈兰高地的占有是为了出于避免受到军事威胁和行动的安全考虑，可被其认可的边界线（recognized boundaries）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而“边界"也在以色列官方话语中被反复描述为能够为犹太人提供最基本生存保障的、国家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如下的逻辑：戈兰高地是多国的边界地带，以色列的安全依赖于边界而实现，边界控制需要借由对于领土的军事控制而完成；相反的，联合国的决议和阿拉伯国家对于领土的声索同样是依循相似的逻辑而展开：通过战争而获得领土均是不被承认的（详见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这一有关安全、领土（边界）、军事的逻辑广泛见于有关阿以问题的讨论中，以色列的行为被刻画为，在美国等境外势力的帮助下，仰仗着强大的军事优势和国家能力对周遭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压制和侵蚀。
叙事转变：葡萄架下的戈兰高地
2009年，笔者有幸游历了以色列控制下的戈兰高地，在参加了学生团富有深意的植树活动后，造访了一家精致的葡萄酒庄，并品尝到了以色列特有的“亚登"牌白葡萄酒。2012年，笔者探访了戈兰高地的水系，领略了这里清澈的水源和候鸟的迁徙，后于2013年向北抵达毗邻叙利亚的赫尔蒙山，参与了有趣的夏季滑雪。几次对于戈兰高地的考察，均感受到了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与地图上生硬的边界线和地缘政治描述中充满硝烟的军事行动截然不同，也引发了笔者对于戈兰高地乃至阿以关系叙事的新思考。
巴以环境问题研究专家萨梅尔·阿勒图特（Samer Alatout）曾提出“生命领土"（bio-territory）的概念分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力实践。其谈到尽管在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共享着同一个自然环境，却形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环境叙事。巴勒斯坦的叙事聚焦于主权和财产权，即政治权力的空间分配，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紧缺、污染等，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来源于以色列的领土侵占和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缺失；而以色列的叙事则侧重于人口的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包括环境污染对于巴以双方人口的威胁，其不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先在的领土性问题，或者说在话语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环境污染与领土主权的享有与否无关。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巴勒斯坦人从不关心人口的生命质量，而是强调其将生命质量的结果与威胁直接与领土主权相联系，从而构成了与以色列在叙事逻辑上的反差。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一种将领土主权问题“放置一旁"的，源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政治哲学思想的、有别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观念，即注重人口与生命权力的“治理国家"。
在戈兰高地问题上，1981年，在联合国相关决议出台之前还发生了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政治事件，即以色列政府在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声中通过了《戈兰高地法》（The Golan Heights Law）。该法案明确谈到，法律、法院辖区和行政系统将在戈兰高地即刻生效，并且将交由以色列内务部牵头完成；这透露出以色列针对戈兰高地的政策转向，由军事控制区转为民事管理区，由外部的国际问题转向内部的国内实践。这一做法在1967年以后的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同样能够看到（东西耶路撒冷在市政体系下的“缝合"），以民政系统为基础的治理成为以色列对一系列占领区的主要管理方式。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兰高地成为了葡萄生长的土地，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伴随着以色列从戈兰高地东部撤军，戈兰高地的土质也被证实是适合葡萄生长的优质土壤，1982年，葡萄酒的酿造技术才被首次用于戈兰高地的葡萄庄园，干燥的气候和充足的水源使得戈兰高地迅速成为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基地。紧接着是路网的修建、农区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和水资源的管理与分配，如今，戈兰高地形成了一个以本地阿拉伯社区为主，分布着众多犹太人定居点和德鲁兹人村落的混合社会，阿拉伯人的面饼、犹太人的葡萄和德鲁兹人的橄榄油成为贯穿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食材。换句话说，不论是以色列还是叙利亚事实上都没有拥有戈兰高地充分的领土主权，但这种生命质量上的实现与领土主权的归属却并不必然关联。
讨论上述不论是有关“战地"或是“葡萄"的戈兰高地叙事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其构成了“主权国家"之下的战争悲剧与“治理国家"之下的生命质量之间的巨大张力。福柯曾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分析了民族构成的历史条件，这同样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对于戈兰高地之领土的理解。在民族国家所追求的主权-领土-人口的稳定结构被打破之后（叙利亚享有国际法上的主权，以色列拥有实际的领土控制），有关领土的“形式条件"与“实体条件"也自然分离，前者指向一种来自精英的、承认的政治，即明确的法律地位和立法机关，既要被国际社会承认也要被国内社会所承认；后者指向一种来自民众的、实践的政治，其包括领土之上的农业、商业、工业等具体产业，也包括与这些产业相关的机构运行。结合福柯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显然后者更能体现领土的实存效果和社会经济功能，从而使得国家权力具有生产性，而不是单纯的支配性。
回到本文的引言，我们可以做一判断，美国政府与特朗普对于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的承认，表面上体现为政治精英所围绕领土“形式条件"的承认，但在52年的占领（或者说控制）之后，这份“延迟"的承认也变成了一种对于以色列空间治理能力的承认，而以色列在领土经营的“实体条件"上愈发成熟也将使得声援叙利亚的国际社会在戈兰高地主权的主张上愈发艰难。很遗憾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与4月9日即将来到的以色列议会大选毫无关系，而面向未来，新的政治逻辑和实践将挑战我们对于地缘政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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