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100年:一场魅力持久的革命运动
位于德国Dessau-Rosslau的Bauhaus Meisterhauser,学校城市生活理想的典范。
光滑的、削减式的、工业风……说起包豪斯(Bauhaus),我们都会想到这些词汇。这一现代主义设计风格1919年诞生于德国。但它仅仅只是这场短促而影响深远的运动中的一面……
简而言之,包豪斯是一所德国的艺术和设计学校,全名为国立包豪斯学校。它创建于1919年,并于1933年关闭。包豪斯是迄今为止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设计院校,它定义了一个时代,是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杰出象征。这个名字不仅是名词,也同样被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例如包豪斯风格、包豪斯面貌。今天距离它创立已有一个世纪之久。这场“现代主义运动”已然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并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如今,当我们谈起“包豪斯”,它的意义所指已经很明确了——简洁而突出本质的设计,酷而简练明确的极简主义。我正在用来写作的设备与你用以阅读的设备都遵循了这些原则;还有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建筑、家居品、道路标识、汽车以及牙膏管上的印刷文字,都或多或少具备了包豪斯的特征。多年来,包豪斯的影响力始终强劲、世界风行。最著名的包豪斯设计包括马特·斯坦和马塞尔·布鲁尔的钢管椅,以及包豪斯学校的那幢钢筋玻璃大楼,都强化了包豪斯的形象。
然而实际上,包豪斯学校的发展历程要混乱和多元得多,尤其在它创办早年间。它由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创建于德国魏玛,是魏玛市立工艺美术学校与艺术学院合并的结果,其目标是将工艺、美术和建筑教育融为一体。这一创新既不符常理又非常合理,难以理解又贴合实际、复古又摩登。它使不同的创意类型相互推挤、斗争、融合,慢慢发酵。
包豪斯学校的创立宣言中只字未提工业或新技术,它呼吁的是“一个全新的工匠行会,致力于消除让匠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傲慢壁垒得以存在的阶级自负”。它的目标是打破艺术与各种形态的工艺之间的屏障,梦想能建造一座“将所有学科都融合在一起的未来大厦”,这座大厦能够“通过无数劳动者的双手直入云霄,成为新信仰的标志”。这份宣言的出版物封面是由画家利奥尼·费宁格创作的,是一座哥特式教堂的辐射图像。
鉴于包豪斯学校坚信深厚的工艺技术知识对于艺术繁荣的必要性,在艺术和建筑之外,学校还开设了金属加工术、制陶术、纺织术、摄影、家具制造、印刷术、舞台设计等课程。它们培养了纺织大师安妮·阿尔伯斯,她创造性地将玻璃纸等新材料与传统纺线编织在一起,做出非常迷人的织物;以及杰出的服装设计师奥斯卡·施莱默,他能把人打扮成仿若穿梭于星际的玩偶;还有表现主义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和梦幻绘画先驱保罗·克利,他们都曾就读于包豪斯。
早期的包豪斯更像是上世纪60年代加州公社的先驱,而不是工业未来的实验室。一位名叫约翰内斯·伊顿的瑞士艺术家曾在包豪斯教授绘画,他是拜火教的追随者,这种宗教会鼓励它的信徒在身体上制造小伤口,以此来净化自我。包豪斯的旧照片也表明,与技术层面的努力相比,包豪斯还经常举办派对、盛装活动和演出。
包豪斯的一名学生日后想起了录取步骤中的一个谣言——据说每一名申请者都会被关到小黑屋里:“他们会随意地电击申请者,使其进入一种焦躁的状态,申请者对自己反应的描述将决定他是否会得到录取。”尽管这种故事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它所描述的氛围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申请。这名学生入校的时候正值“一战”结束,他发现同学们都出身低微,而教员则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的一些人“依然穿着制服,有些则赤脚或穿凉鞋,还有些人留着艺术家或苦行僧式的长胡子。”
由于包豪斯所在的魏玛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城市,所以包豪斯这些身着颠覆性或疑似布尔什维克风格的艺术家,对于很多市民来说都太过分了。“魏玛的女士们和先生们!”1920年的一份报上的宣言如此写道,以激起公众的愤慨,“我们古老而著名的艺术学校如今危在旦夕!”即便包豪斯在1925年搬到了工业城市德绍,这些反对的声音也没有停止。当时格罗皮乌斯设计了包豪斯的一座著名建筑,然后暂时去了柏林,之后在1933年,这幢建筑最终在纳粹的压力下被迫关门。
包豪斯的很多领导,包括格罗皮乌斯、布罗伊尔和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都迁居美国,在那里占据了颇有影响力的学术地位。193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包豪斯主题的展览,得到了格罗皮乌斯的密切参与。包豪斯的缔造者们决定了战后美国的商业和文化面貌。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的主导地位加强了包豪斯酷而理性的一面,而这一独特性也对现代物质世界贡献颇丰。
无论包豪斯的思想走到何方,魏玛市民的反对总是如影随形。在一本名为《从包豪斯到我们的家》的书中,作者汤姆·沃尔夫悲恸地写道:“每个孩子,都得去那座如同由一座批发货仓的部件复制组装而成的大楼里上课。”他也谈到了深受包豪斯风格影响的美国:“在那里,许许多多拥有权势和财富的人不得不为包豪斯建筑买单,并忍受着这些他们所厌憎的建筑。”
然而,如今在包豪斯100周年生日之际,我们或许需要不再将它视为对文明的威胁,也并非摩登生活的某个单一景象的表现,而是一个充满了创意能量和工艺技术的地方。它触及了文化和商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影响力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人们来说,它意味着太多太多。
(本文原载于1月20日《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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