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浪潮褪去后的委内瑞拉：两个“总统”与三百万逃难者
1月23日是委内瑞拉前独裁者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下台61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Juan Guaido）发动了全国性示威游行，矛头直指刚刚宣誓连任的总统马杜罗，随后瓜伊多在集会上自行宣布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这位35岁的“新总统”随即获得美国方面的承认，一同宣布认可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总统”的国家还包括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国。而马杜罗也不甘示弱，他在随后的讲话中宣布与美国断交，命令美国外交人员72小时内离开委内瑞拉，可美国方面拒绝撤回驻委内瑞拉的外交人员，因为他们如今只认可瓜伊多的“临时政权”。随着瓜伊多领导的示威游行如火如荼，加上美国以及拉美多国的承认，委内瑞拉如今拥有两位“总统”。一山难容二虎，拥有两个“总统”的委内瑞拉政局会走向何方，饱受经济不景气折磨的委内瑞拉民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从查韦斯到马杜罗：迷失在粉红浪潮中的委内瑞拉
1998年，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当选委内瑞拉总统，1992年他曾试图对当时的政权发动政变未遂，随后下狱，但不久后被保释。1999年宣誓就职之后，查韦斯在总统宝座上一坐就是14年之久，期间他在2000年、2006年、2010年三度连任成功，但癌症让他在2013年撒手人寰，留下了日益不景气的国民经济，以及前途未卜的委内瑞拉政局。在查韦斯任内，委内瑞拉的经济一度飞速发展。起初，查韦斯依然相信资本主义能够帮助国家发展，从政治光谱上来看，2000年前后的查韦斯还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温和主义者。他被一些人拿来和时任巴西总统卢拉相提并论，不过查韦斯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始终持否定态度。而随着石油价格在21世纪初的飞涨，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委内瑞拉也坐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操纵方向盘的查韦斯为他的国家制订了一个被烙上社会主义痕迹的经济发展计划，即玻利瓦尔任务（Bolivarian Missions）。这个以拉丁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名字命名的经济计划，旨在通过政府的管控，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这些经济手段通常伴随着查韦斯推动的政治活动，而对应的政治举措也被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拥趸指责为是在煽动民粹。
查韦斯当政时，除了他去世前那几年，“玻利瓦尔任务”的确为他赢得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支持。这些底层百姓从政府的政策中获得了免费医疗，以及食品和住房补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一度从1998年的0.495降至2011年的0.39，放眼整个西半球，在这个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上，也只有加拿大政府做得比查韦斯更好。另外，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识字率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但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分依赖石油出口，政府在经济计划上支出过多，而商业政策的管控上又颇为严格。查韦斯生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内部著名的鹰派，他严格推行生产配额，同时极力维持甚至提高油价。自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委内瑞拉政府控制了石油公司，石油出口为国家赚得了大量财富，但在2012年，世界银行也曾指出，委内瑞拉近96%的出口和财政收入都依赖石油，一旦油价波动，委内瑞拉的经济环境将急剧恶化。通货膨胀早在查韦斯当政末期就已现端倪，激进左翼政治的民粹倾向、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随着通胀加剧而来的食物短缺等问题，也让查韦斯饱受欧美舆论的指责。查韦斯长期的顾问Temir Porras在接受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采访时提到，委内瑞拉自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以来的应对和结果都表明，该国政府在面对油价下跌、经济濒临崩溃时，所做的举措都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
与“玻利瓦尔任务”配套的政治手段，则是查韦斯倡导的左翼意识形态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同时还有民族主义。查韦斯提出的“玻利瓦尔民主革命”，旨在通过“和平革命”建立“参与式民主”，革命分“五步走”，其中，“第一步是通过大选夺取政权；第二步是举行全民公决，召开全国制宪大会，制定以人民为本的新宪法，成立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第三步是重新选举国家权力机构，革除一切传统势力，根本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第四步是改革传统势力控制的工会、行会组织；第五步彻底改革土地所有制；第六步是发动以教育改革为核心的文化革命。”而在查韦斯当政时，前四步被认为已经完成，因而“玻利瓦尔任务”就是要帮助革命走完最后两步，让委内瑞拉人民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对外，查韦斯与古巴、玻利维亚等国家交好，但几乎是处处与美国作对，坚定地指认后者为“帝国主义者”。作为拉丁美洲“粉红浪潮”（Pink Tide）的代表，查韦斯在进一步左转之后，更加提倡国内的公平正义与参与式民主的落实，同时呼吁加强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拒斥美国的影响和干涉。
但如今，委内瑞拉的经济可以说糟得不能更糟了，查韦斯主义（Chavismo）也在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濒临破产。迎接查韦斯的接班人马杜罗的是2014年以来的油价暴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油价下跌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已经比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更为糟糕。数千民众在2014年走上街头抗议生活条件的恶化，但遭到政府干预，酿成11人死亡的悲剧。而在2015年，反对派人士在马杜罗台后，第一次在国民议会中赢得多数议席，但在2016年，国民议会监督国家经济活动的职能就被剥夺。为了维持统治，马杜罗则在2017年建立了制宪会议，试图修改或重新起草宪法。在Temir Porras看来，查韦斯生前依靠个人的政治魅力和手段，在各方势力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共识，左翼、右翼、草根、军方，在查韦斯罗织的大网下共存，而共识在查韦斯死后、经济恶化之后破裂。无论是马杜罗还是反对派，短视都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总统的举措越发反民主，靠一味煽动民粹来维系统治，继承的无非是查韦斯主义的外壳；反对派则一致认为推翻左翼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他们无法拿出一套能够服众的施政纲领，并且也无法完全获得军方的支持。
2018年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为“丑闻”的总统大选则让马杜罗进一步失去民心。一些反对派政客早在大选之前就以各种由头被当局剥夺参选资格，而在选举过程中，马杜罗遭到右翼反对派和不少查韦斯主义者的抗议，选举的投票率跌至该国历史新低的32.3%，并且选举的公平性也饱受质疑。反对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否决了选举结果，但马杜罗依然在2019年1月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任期。反对派将马杜罗称为簒国者，他们的领袖瓜伊多似乎比之前的反对派人士都来得更加强硬，一场举国范围的示威随之开启。瓜伊多在首都加拉加斯的集会上宣誓就任该国临时总统时，他的手里拿着一本书，封面是解放者玻利瓦尔。而查韦斯生前也是以玻利瓦尔之名，带领委内瑞拉走上左翼政治道路，只是如今，这个国家离玻利瓦尔、离马克思，甚至离查韦斯所设想的道路都偏离得太远了。
查韦斯时代的左翼政权与右翼反对派
在查韦斯上任之前，委内瑞拉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军人独裁和政党政治，前者如同拉美其他国家的右翼军人独裁政府一样，打压左翼势力，一度让社会氛围变得相对压抑。最后一位军事独裁者希门尼斯在1952至1958年期间当政，他掌权时期恰逢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委内瑞拉的经济在他治下，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对私营经济极不友好，随着国家干预的扩大，债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天主教会也颇受打压，残酷的高压政治最终让希门尼斯的统治在1958年被推翻。此后委内瑞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军事独裁政权，即便是军人出身的查韦斯，也更多地是在利用自己的军方背景制衡国内的武装力量，并让军队听命于自己，在获取权力时则遵循民主政治的竞选方式，而不像希门尼斯或者拉美其他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一样拥兵自重。
军政府倒台之后，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民主行动党（AD）和社会基督教党（COPEI）形成稳定的两党政治，民主行动党在政治光谱上虽说属于中间偏左政党，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让该党与右翼的社会基督教党在根本利益上趋向一致，政党虽然有轮替执政，但基本上是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瓜分利益，共同“近乎病态”地操纵委内瑞拉政治。与后来发生的类似，委内瑞拉的历届政府都在经济上依赖该国的石油资源，油价的涨跌也左右着该国的命运。在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的轮流执政期间，尤其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委内瑞拉像其他与美国往来密切的拉美国家一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靠出口石油得来的巨额财富却垄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的加剧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委内瑞拉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民主行动党的总统佩雷斯也因严重的腐败问题被弹劾下台，取而代之的社会基督教党总统卡尔德拉也无力扭转局面。军人出身的查韦斯，利用1990年代石油市场的低迷，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一举在1998年当选总统。他领导下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通常被认为是左翼政党，但其实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执政势力更像是一个混合体，石油公司虽然收归国有，但事实上还是掌握在私人手中，一些工厂出现了极具进步意义的工人自治，但国家对经济和外汇的管控却日益严格。
一些观点认为，马杜罗的执政之所以失败，和他所处的糟糕的经济环境有着很大关系。而在查韦斯任上大举扩张的国有化经济，在应对油价下跌时又明显缺乏应对机制，政府方面虽然大力宣传左翼政策，但反过来，在《新左派评论》刊载的一篇访谈中，比较政治学者巴克斯顿（Julia Buxton）指出，委内瑞拉当局缺乏对资本主义的认知，而且国有化往往也是停留在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这一阶段，缺乏后续投资。而这种过度依赖石油的经济模式，在查韦斯执政末期，早已经现出各种弊端，这也给了该国反对派以可趁之机。查韦斯从中间偏左的“第三条道路”逐步往激进左翼的转向，为他赢得了大量底层人民的选票。2002年的总统大选，他在75%投票率的选举中赢得了六成以上的选票。但在随后两个任期中，查韦斯的激进化政策也让左翼内部开始出现分裂，一些团体要求在工厂内实行工人自治，但查韦斯的意向很明显，就是要求国家抓住国民经济的命脉，大范围干预经济活动。而经济下行给委内瑞拉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程度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到2014年，物资短缺让委内瑞拉民众也开始走上街头，这个国家也被认为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马杜罗曾多次否认这一说法。
巴克斯顿认为，从查韦斯当政开始，左翼政权就低估了右翼反对派的势力。委内瑞拉的右翼势力，在21世纪前期，粉红浪潮席卷拉美的时候，一度显得非常消沉。尤其是在查韦斯与本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情况下，反对派势力要想有所作为几乎不可能，他们会在针对美国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中，被描述为是“洋基佬（Yankees）”的代言人。查韦斯主义在油价飙升的年代里为民众带来的实际利益，也让右翼势力在查韦斯第二任期初期，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冲击左翼政权的尝试显得绵软无力。但查韦斯的逝世和马杜罗接班后的经济形势，再一次让反对派和右翼势力看到了重新执政的曙光。
右翼反对派曾经尝试挑战查韦斯的统治。委内瑞拉反对派民主协调联盟（Coordinadora Democrática）成立于2002年，这个反对派团体主要由右翼组织组成，试图让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得以在美洲国家组织上发声，并且也有一定的美国背景。在民族协调联盟中，最具影响力的要属委内瑞拉商会联合会（Fedecámaras），该组织成立于1944年，由14个商业行会集团组成，囊括银行、农业、商业、建筑、能源、制造业、媒体、矿业、畜牧业、保险、运输、旅游、房地产和电信等行业，其目标是保护私营经济，提倡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私有财产。另一个在反对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要属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CTV），虽然该组织的名号看似和左翼政权更加亲近，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和民主行动党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报道显示，CTV曾经在2002至2003年接受来自美国方面的资金。民主协调联盟作为查韦斯执政前期最大的反对派势力，曾在2002年发动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2004年他们发起对查韦斯的罢免投票但又一次宣告失败，此后该组织被查韦斯解散。民主协调联盟的美国背景和资本主义本色，也让查韦斯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同时也让查韦斯开始质疑自由派的价值观念，并开始整顿军队，用意识形态等手段加强军方对自己的忠诚；而在政变及罢免投票均告失败之后，一个亲查韦斯政权的委内瑞拉全国工人联合会（UNT）被重新组织起来，一些工会组织也从原来的CTV脱离，转而加入UNT。在挫败右翼反对派的政变，并成功度过罢免投票的危机之后，查韦斯当局的继续左转，也让他更加注意将左翼力量集结起来握在手中，以便进一步的管控。
经济危机与底层绝境中，更加复杂的反对派
查韦斯执政后期与马杜罗时期，重新抬头的反对派成分更加复杂。成立于2008年的民主团结圆桌会议（MUD）作为一个选举联盟，囊括了委内瑞拉国内的右翼、中间路线甚至部分温和左翼政党。如今委内瑞拉的另一位“总统”瓜伊多所在的人民意志（Popular Will）也是MUD旗下的数十个政党之一，该党则是一个持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中间偏左翼政党。不过，一直到瓜伊多此番自行宣布担任“临时总统”之前，反对派一直处在一个怪圈之中：经济形势不断下行及民众对生活条件恶化的不满，成为了反对派，尤其是右翼得以发出声音、获取支持的基础；反对派三番五次试图冲击马杜罗政权，却受到了当局严酷的镇压，示威民众死伤颇多，反对派领导人接二连三被逮捕关押……然而，马杜罗的镇压却又不能够彻底消灭反对声浪，尤其在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反对派得以一次又一次东山再起……
与之相应的，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海外宣传，他们将掀起一波波抗议的反对派视作马杜罗的掘墓人，反对派屡屡令人失望，但却不至于绝望。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缺乏军方的支持是反对派无法成功扳倒查韦斯的一大原因；另外，正如前面提到的，反对派在与查韦斯-马杜罗政权的角力中同样显得短视，他们一直无法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方针，来收买民心，政治光谱涵盖左中右的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其内部既没有在恢复经济的方式、是否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等议题上达成共识，而且反对派也需要顾及民族主义反美情绪，因而在是否接受美国支持等方面，还存在内部争议；民主团结圆桌会议MUD在建立初期有11个政党，此后扩张到50个，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社会基督教党由于经济及对美关系等问题上的矛盾如今已经退出MUD，一些社会民主党派也在MUD进进出出。另外，马杜罗利用军警力量对抗议民众的残酷打压，也让反对派在民众动员上吃瘪。松散的反对派选举联盟，时不时还会因为党派纠纷而产生矛盾，而此前查韦斯和马杜罗对反对派抗议活动的打压，也屡屡让反对派内部因为意见不一而一再分裂。
2018年的总统大选是最近又一次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索。相比此前发生的抗议活动，反对力量在面对马杜罗政权时，其力量显得更加集中，因为民众早已对政府中的老面孔，以及普遍存在的腐败感到厌烦，大选的不公和现状的僵持让更多人感到必须做出改变。反对派的民主团结圆桌会议已经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在法理上，他们有了抗衡甚至推翻马杜罗的基础；而大选存在的不公平，甚至导致支持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民众也出现分裂，查韦斯主义的大本营地区，一些原本相信左翼政权的民众开始“倒戈”，转而支持把持国民议会的反对派联盟。
在这之中，年仅35岁的瓜伊多抓住机遇，成为反对派的领导人。近日，许多欧美媒体都开始介绍这位年轻的反对派领袖。35岁的瓜伊多被诸多媒体描述为在“政变”之前“默默无名”，他出生在委内瑞拉的港口城市，曾在加拉加斯读大学，随后获得了两个公共管理的研究生学位，其中一个还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取的。学生时代，瓜伊多就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他曾经抗议时任总统查韦斯对媒体的干涉，并在2009年和他的导师、委内瑞拉的著名反对派人士洛佩兹（Leopoldo Lopez）一同成立了反对派政党“人民意志”，该党的宗旨和查韦斯的理念颇为相似，都是要消除贫困，让委内瑞拉人都享有民主权利。但直到本月初，瓜伊多的曝光度才有所上扬，因为他以反对派领导人的身份，成为了国民议会议长。面对马杜罗“不光彩的连任”，瓜伊多和他领导的反对力量多次指责这位“民选总统”为“篡国者”。而在加拉加斯，随着小规模军事政变的失败，瓜伊多趁势动员全国民众，呼吁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马杜罗政府，他在加拉加斯宣誓就职“临时总统”，并给与民众以“改变”和“民主”等承诺。一些报道显示，反对派此番的抗议活动，也受到了一部分军警的支持。但国防部长洛佩斯（Vladimir Padrino López）在立场问题上站在马杜罗一方，可他操纵反帝民族主义话术的表态，却又多少显得暧昧，似乎在对两个“总统”的效忠站队上仍有所保留。不过，乞求改变的委内瑞拉人民依然看不到瓜伊多和反对派在施政上的理念和规划，但“与马杜罗不同”或许是如今这个成分相当复杂的反对派最大的王牌。不过，在一些支持反对派的人们看来，如果瓜伊多无法成功扳倒马杜罗，那么反对派可能在后续的清算中遭到马杜罗当局的疯狂报复，让委内瑞拉的反对力量销声匿迹。
在食物及其他资源严重短缺的委内瑞拉，民众渴望改变，但又害怕当局的血腥镇压，此前已有累计高达三百万委内瑞拉人逃离他们的故土，也有不少奋起反抗、声援反对派的民众被当局杀害或囚禁。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委内瑞拉普通百姓如今的日常生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多数支持查韦斯政府的普通百姓，如今也有相当一部分转而支持反对派了。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在1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委内瑞拉普通家庭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前途未卜的生活，文章称自2014年以来，委内瑞拉民众的生活水平是“自由落体”状态，食物和药品的缺乏，让委内瑞拉人生活在饥饿与不安之中。为了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不少委内瑞拉人逃到了邻国哥伦比亚，但到达哥伦比亚之后，大幅度贬值的委内瑞拉货币在那里却一文不值，变卖家当换来的本国货币只能在邻国买到两床垫子。食品短缺让一些人在大街上抓捕猫狗来充饥；生活条件的恶化也滋生了无处不在的暴力犯罪，街头械斗此起彼伏从未停止，打砸抢烧让大街小巷常常陷入火海之中，死伤不计其数；一些工商业主则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囤货居奇，让物价进一步抬高。这个通货膨胀程度已经达到700%的国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像地狱一样；另一方面，反对派政党试图抢班夺权，也并未提出具体有效的施政纲领；马杜罗则大肆攻击欧美主流媒体对委内瑞拉经济状况的捏造，并纵容政府和军警内部的腐败；委内瑞拉的富豪们纷纷移居西班牙，居住在马德里的富人区。
在委内瑞拉民众的心目中，曾经让他们受益良多的查韦斯主义和玻利瓦尔计划早已破产，他们手足无措，只能苦苦期盼有另一个玻利瓦尔的到来，能够改变这一切。
粉红浪潮褪去：地缘政治与委内瑞拉政局
左右委内瑞拉局势的，除了油价、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互搏，还有一些不容小觑的外部势力。在瓜伊多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几乎第一时间表态支持反对派。在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也站在瓜伊多这边。支持马杜罗的除了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还有一直以来和委内瑞拉政府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和古巴等国。在拉丁美洲，一度让左翼人士欢欣鼓舞的“粉红浪潮”如今已走到尽头。在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大国，右翼政客的上台让整个拉丁美洲在21世纪前十五年过后逐步向右转。政治、经济环境都极度糟糕的委内瑞拉，如今是拉美地区为数不多的还由左翼掌权的国家，在邻国右翼势力的环伺之下，委内瑞拉即便能够成功度过重重危机（看起来希望相当渺茫），左翼政府未来的路也不会好走。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各国政治多有干预。在上世纪中后期，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批右翼军人独裁者，在智利，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推翻民选的左翼阿连德政权，开启了长达16年的右翼独裁统治；阿根廷则在右翼军政府执掌下进入所谓“国家恐怖主义”时期，1976-1983年间的“肮脏战争”让成千上万阿根廷人遭到军政府的逮捕和杀害；巴西的军事独裁也在许多方面限制了国民的自由。这些军事独裁政权大多有美国在背后的支持，并且在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保护大地主的利益。得益于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军政府当政时期的拉美各国，在经济发展上也有着不错的成绩。但是独裁、恐怖和暴力，让社会氛围变得压抑，许多民众也痛恨美国对各国政局的干预，厌恶美国和拉美独裁者们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保护。
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展开，拉美民众对右翼的军事独裁和美国人的帝国主义都恨之入骨，贫富差距也让民众期盼有更大范围的再分配政策出炉；在后冷战格局下，美国则不必一味扶持右翼军政府以应对苏联和左翼势力的威胁。与之相应地，解放神学也开始在拉丁美洲流行，这一神学理念主张关注人间的公平正义，致力于消除人种和阶级间的矛盾，反对贫富不均，而高压的军政府独裁也是解放神学批评的对象。种种契机，为拉美左翼的崛起提供了极大的操作空间，左翼人士上台之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再分配政策赢得了更多的民心，但其民粹主义的一面也开始显现。
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日益走高的情况下，拉美左翼政治人物利用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理念逐步走上地缘政治舞台。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现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被称作是拉美粉红浪潮的“三个火枪手”，其中卢拉的立场更加温和，查韦斯和莫拉莱斯则都是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尤其在对美外交上，持“反帝国主义”立场更让他们在国内赢得选民支持，在国际上则赚足风头。莫拉莱斯直到今天都还是马杜罗政权的支持者，他也是为数不多到场参加马杜罗就职典礼的拉美领导人之一。在粉红浪潮势头正盛的时候，委内瑞拉的邻国巴西，以及其他拉美国家，诸如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等，都是左翼或中间偏左的温和左翼执政。左翼的再分配政策惠及许多低收入人群，粉红色的拉丁美洲让美国及其盟友相当头疼。以委内瑞拉为例，查韦斯在上台后就通过他的一系列政策，让穷人受益颇多，以此换取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委内瑞拉的左翼掌权，正是建立在“民主的便利”之上，通过满足民众利益的民粹政策，查韦斯可以获取大量选票，保证自己长期坐在总统宝座上，这也滋生出结构性的腐败，欧美自由派多次批评查韦斯是“独裁者”。
就像查韦斯-马杜罗政权在委内瑞拉遭遇的窘境一样，拉美的左翼势力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开始饱尝经济下行的苦头。2015年开始，《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欧美媒体就开始吹风，称粉红浪潮已经开始走向转折，逐步消退。而在拉美各国，左翼或中间偏左势力长期执政，也导致了大量的腐败，社会发展也在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有所停滞。在巴西，卢拉和罗塞夫的执政后期出，腐败和经济不景气，让原本支持左翼政权的民众开始寻求改变。在全球范围的又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拉美的民主选举也让一些右翼政客寻觅到上位的机会。现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作为一位右翼强人，被称为“热带的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他在除巴西左翼劳工党核心地盘之外的地区都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而上任之后，他一改左翼政治的既有政策和理念，宣称要让巴西回归传统家庭伦理价值，把矛头对准了LGBT人群，同时在热带雨林开发上，也不顾环保主义者的反对，《卫报》刊登的评论文章称博尔索纳罗正在将这个国家“商品化”。
巴西和委内瑞拉这两个邻国在去年和今年初，成为拉丁美洲最引人瞩目的两个国家。前者是“极右翼”总统履新，而后者则迎来了“左翼”的马杜罗的连任。两人和各自的政府高官及智囊团，多次在社交媒体上“互喷”：马杜罗被博索纳罗及其政府高官斥责为“反民主”，是“独裁者”；马杜罗则像指责美国人一样，称新任巴西总统是“法西斯主义者”。随着拉丁美洲整体政治氛围开始向右转，一些拉美国家的民众在经历粉红浪潮末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后，甚至开始寄希望于博索纳罗上台，能够在意识形态上遏制继承了查韦斯遗产的马杜罗，以免左翼意识形态继续在拉美做大。粉红浪潮褪色之后，在政治光谱上属于中间偏右翼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也对马杜罗当局及2018年的总统选举提出批评，甚至直言马杜罗治下的委内瑞拉是“独裁国家”。
委内瑞拉的另一个邻国哥伦比亚则长期接受美国的资助与扶持。网飞制作的电视剧《毒枭》（Narcos）就展示了哥伦比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打击毒品行动，其中少不了的就是“美国佬”的介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美国的影响在哥伦比亚政坛随处可见，而这种政治风向也让哥伦比亚和邻国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陷入僵局。不过即便如此，在委内瑞拉遭遇食物及药品短缺等危机时，哥伦比亚还是伸出了援手，并且在针对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危机的议题上，该国表示会竭力争取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但随着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的加剧，哥伦比亚和巴西都已经表示，随时准备好武力干涉，以支持瓜伊多的临时政府。
在粉红浪潮褪去之后，一些左翼人士也担忧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会让拉美走向“棕色浪潮”（Brown Tide）——这个颜色与法西斯主义有所关联。另一方面，美国则始终是笼罩在拉美各国头上的“幽灵”，一些美国媒体在马杜罗连任之后开始发出类似的声音，称马杜罗连任是“篡国”行为，会加剧委内瑞拉的危机；但也有左翼人士反驳，称特朗普对委国政局的干涉，才是让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加剧的原因所在。前者指责的是马杜罗治下的暴力镇压与应对经济危机的无能，后者则呼吁人们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忧心委内瑞拉会成为另一个哥伦比亚，由亲美政权作为代理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甚至扶植右翼独裁者，使得底层民众继续在贫困线下挣扎。他们还指责欧美媒体在报道委内瑞拉政局时，有意增加并渲染反对派领导人受到政治打压的报道，而忽视底层民众的绝境。对于左翼人士来说，反对马杜罗不一定就意味着支持瓜伊多，委内瑞拉人民应该要找到新的选项，避免在极左民粹独裁者与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不过，一些反对马杜罗的媒体人和民调机构也在提醒反对派，要让马杜罗下台，或许委内瑞拉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让国内政局变天。BBC中文网的分析文章则还是把两位“总统”的拉锯焦点放在了军方的立场上。在总统大选前后，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0%的委内瑞拉人认为军方会反对马杜罗，因而也有相当一部分委内瑞拉人认为，应该借助外国力量推翻马杜罗。在这次政变和大规模抗议前后，已经有一部分前线军警开始出现骚动，转而支持瓜伊多，但军方高层如今表态依然相当暧昧。解放者玻利瓦尔就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哥伦比亚是一所大学，委内瑞拉则是一座军营，在军方没有进一步表态之前，委内瑞拉政局或许将面临较长时间的拉锯，而深陷饥饿、暴力、恐慌之中的委内瑞拉民众，要么等待，要么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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