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迷局
本报记者赵恩霆
推迟了1个多月之后,当地时间15日晚,英国议会下院终于对特雷莎·梅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进行投票表决。不出所料,这份历时近17个月达成的协议,以432票反对、202票赞成的创纪录悬殊票差被否决。
再有两个多月时间,英国将迎来正式“脱欧”时限——格林威治时间3月29日23时。虽然英国议会下院的议员们表达了他们不想要什么,但却没有说明白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协议,而留给英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接盘侠”到“背锅侠”,特雷莎·梅过去两年半的首相任期,几乎就是围着“脱欧”在转。结果越转越乱,上至政府和议会,下至平民百姓,都在无形中推动着这个旋涡加速旋转,同时又被裹挟其中,迷失了方向。
卡梅伦盲目乐观和误判
国家被党派利益所绑架
15日晚,当首相特雷莎·梅拿着一份耗时17个月谈成的“脱欧”协议,在英国议会下院被“千夫所指”,遭遇英国现代议会历史上最大票差惨败之际,谁会想到那个叫卡梅伦的人?
16日晚,刚刚经历耻辱性失败还不到24小时的特雷莎·梅,以微弱优势赢得由最大反对党工党发起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时,又有谁会想到卡梅伦这个人?
自打上台就被冠以“脱欧首相”之名,两年半时间下来,获称英国第二位“铁娘子”的特雷莎·梅,已从“接盘侠”变成了“背锅侠”。但是,当前英国上下陷入的“脱欧”困境,始作俑者恰恰是卡梅伦。
比“梅姨”小10岁的卡梅伦,2005年在39岁时便成为保守党领袖。据称,他是冒着降低英国在欧盟影响力的风险,将英国中右翼党派从欧洲议会中撤出,才获得党内支持而上位的。5年后的2010年,保守党赢得大选,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卡梅伦出任首相,成为英国自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2009年欧债危机则进一步改变了欧洲。卡梅伦执政期正值“后危机时代”,英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涌动,政坛和民间的“疑欧”情绪泛起,尤其是保守党内部更为严重。
为此,卡梅伦胸有成竹地允许苏格兰在2014年9月举行独立公投,后来又向党内“疑欧派”提出“公投锁定”,即未来无论英国向欧盟让渡何种权力,必须由英国人民投票决定。
苏格兰独立公投中多数选民选择留在英国,给了卡梅伦极大鼓舞,甚至让他笃定未来的“脱欧”公投也尽在掌控之中。他曾表示,“我将轻轻松松地赢得这场公投,然后让苏格兰人消停20年,对于‘脱欧’公投也是如此。”
不顾时任财政大臣奥斯本和联合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副首相克莱格等人的劝阻,卡梅伦在2013年初就英欧关系发表讲话,提出如果赢得2015年大选,将择期举行“脱欧”公投。
显然,这话既是在向党内“疑欧派”示好,确保大选前获得党内稳定支持；同时也是向英国国内其他“疑欧”势力和民众喊话,以显示自己考虑他们的政治诉求的姿态；另外,这也是向欧盟施压,促使后者就英国关心的权力让渡和人员流动等原则问题作出让步,使欧盟改革按照英国提出的方案加快推进。
保守党赢得2015年大选并单独组阁,卡梅伦连任后履行承诺,于2016年2月宣布,同年6月23日举行“脱欧”公投,这比他之前给出的2017年底前的时间表大幅提前。
卡梅伦是想趁热打铁,借大选大胜之势顺利拿下“脱欧”公投,一劳永逸地堵住所有“疑欧”的人的嘴。但他显然低估了民意的分裂程度,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判断力。正如克莱格所说,卡梅伦将党内矛盾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整个英国都被“绑架”了。
原本是政治层面的分歧,却被“公投”放大为国家方向的抉择；原本该政治家们做出理性决策,却被不负责任地以“公投”的方式抛给普通民众。如果像隔三差五搞公投的瑞士那样,经常就一些具体的小问题举行公投,民众的经验足以应付,自然会得到一个符合大众期待和多数利益的结果。
但像“是否留在欧盟”这种极其宏大笼统的议题设置,仅靠普通选民显然难以做出理性和客观判断。政客过分自信地笃定“留欧”,很多选民模糊地认为“铁定留欧”而对投票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投票日当天的阴雨天气让一些人懒得出门,催生了51.8%支持“脱欧”、48.2%反对这样看似差距微弱、实则鸿沟巨大的公投结果。
就像几个月后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一样,两次投票反映出的是大西洋两岸这对特殊盟友遭遇到同样的问题——民意严重分裂、政治生态分化加深、民粹主义思潮难以阻挡。
卡梅伦拍拍屁股走人,留下英国如何“脱欧”的烂摊子。由于公投前的误判,导致政府、议会和民众都没有做好准备,既没有一个详尽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突然出现的烂摊子,自然也成了乱摊子。
“疑欧”已经疑了几十年
梅在错误时间接错了盘
2016年7月13日,“接盘侠”特雷莎·梅上台,开始推动费力不讨好的“脱欧”进程。原本想把“脱欧”主导权攥在手中的她,还遭遇围绕“脱欧”主导权的“府院之争”。2017年初,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英国议会具有最终决定权,无形之中削弱了特雷莎·梅的领导力。这或许是促使她同年4月突然宣布提前大选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毫无征兆地提前大选,“梅姨”是想扩大保守党在议会下院原有的席位优势,为日后推进“脱欧”进程扫除障碍。但2017年6月8日举行的议会下院提前选举,却让特雷莎·梅意外“翻车”——保守党席位从330个(微弱多数)降为315个,以至于不得不与占据10席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成执政联盟,以确保议会多数地位。
这次事与愿违的提前大选,反映出特雷莎·梅既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威信,也误判了保守党面临的竞争形势和选民态度,实际上是选民对保守党的一次“小教训”,但这进一步削弱了特雷莎·梅的领导力。
即便成为一位弱势首相,在面对“脱欧”这一二战后英国最大的危机局面时,特雷莎·梅依然展现出一位负责任政治家应有的姿态:担起“脱欧”重任、面对重重阻力推动“脱欧”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后仍然坚守。
正如挺过反对党工党发起的不信任投票后,特雷莎·梅16日晚发表讲话时所说的,“现在议员们表明了不想要什么,接下来必须一起建设性地弄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因此各党派议员应放弃私利、团结起来,为国家寻找出路。”
当前的僵局使得二次公投的呼声渐起,这是一个类似2016年“脱欧”公投、将政治决断甩给普通民众的不负责任之举。对此,特雷莎·梅态度明确,坚决反对。英国已经因为“脱欧”导致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受损,一旦再搞二次公投,必将成为“国际玩笑”。
近期也有民调显示,如果举行二次公投,有40%的调查对象支持“脱欧”,但有46%的支持“留欧”。如果排除态度未定者,支持“脱欧”与支持“留欧”的比例将是46%对54%。
对去留的纠结,是历史的延续。历史上,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对欧陆事务采取“光荣孤立”,在欧洲外交中扮演着超脱的平衡者角色。同时,英国的“议会主权”意识极为浓厚,认为自己与欧陆是对等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不愿过多让渡主权。身为岛国,英国以贸易立身,重商主义传统决定了其实用主义外交政策。
二战后不久,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成立,英国一直冷眼旁观。但二战后的英国已不复从前,欧共体让英国看到了合作的利益。1973年,英国正式加入,这一过程用了大约十年,足见阻碍英欧关系的远不止一道英吉利海峡那么简单。
1974年接替保守党上台的工党政府,一上来便与欧共体重谈对英国不利的入盟条款,并于1975年举行英国史上首次针对欧盟的全民公投,结果是继续保持欧共体成员国地位。
从一开始英国便比较抵触向欧盟让渡司法、贸易谈判等领域的部分主权,虽然主张强化欧盟单一市场,但又不情愿受制于欧盟的条条框框,进一步侵蚀本国主权。英国身在欧盟但心不在这里,《申根协定》和欧元区这两大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英国都没有参与。
就这样,英国与欧盟“同床异梦”地过了45年。这种关系状态,“日常生活”尚可,一旦到了分分合合的关键时刻,英国一直以来对欧盟的犹疑态度,导致这次“分手”不会一帆风顺。换句话说,现在的“脱欧”困境,早在45年前就已注定。
当初英欧就不算是“好聚”,如今二者又难以“好散”。如果说2016年“脱欧”公投前,英国上下远未就是否“脱欧”形成共识的话,那么启动“脱欧”程序的两年多来,英国人尤其是政客们依然没有就怎样“脱欧”形成共识。如果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脱欧”仍将极具不确定性,并将会伤及英欧双方。
新闻推荐
阿尔莫耶茨·阿里庆祝进球据新华社电3场7球！1月18日，卡塔尔队年轻前锋阿尔莫耶茨·阿里用自己神奇的表现，不仅帮助本队以2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