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工教育在德国
《科场现形记续编》郑也夫著中信出版集团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的教学生涯中,算上最新出版的《科场现形记续编》,他已经为学生编过16本文集了。这些书,大部分是学生的社会调查,以切近的观察和思考进行了即使不够全面但仍然真实而震撼人心的“报道”,为研究中国教育的现状提供了可贵的一手材料。旅美学者薛涌把这一系列文集称作“郑也夫工程”,他在《科场现形记续编》序言中结合自己在美国的观察和经验,细致阐述国外流行的技工教育、教育分流。
□薛涌
学童10岁“分流”进大学或学技工
几乎所有中小学的学生都奔着大学这一目标。那些中职生,72%是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不得已而求其次。技工教育的沦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竞争力。为此,郑也夫专门考察了德国的教育体制,发现德国孩子在10岁就开始“分流”:少量顶尖的学生进入文科中学,通过Abitur考试(高中毕业考试)毕业直升大学；普通学生进入主体中学,进行职业培训；另有一类实科中学,处于文科中学和主体中学之间,让一时决定不了的学生脚踩两只船,但要想升入大学还要进入另外的学校并在毕业时通过Abitur考试。这一传统模式,如今已经有所变化,比如有所谓综合中学,容纳抱有各种目标的学生,并不像上述的中学那样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来筛选。另外也有主体与实科一体化的中学。这样,在10岁,即大致相当于中国“小升初”这个阶段,德国孩子已经分流到三到五类学校中了。
当然,后面的事情也许更复杂:到16岁左右,这三到五类学校的孩子会升入六类不同的学校,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初升高”了。毕业后的高等教育阶段,则有七类学校可读。这么复杂的体系,使外人眼花缭乱,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其基本的原则很简单:因材施教。功课好的孩子走大学轨,没有那么优秀的,则走技工轨。两者之间有些灰色地带,比如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之间,也许界限划不清楚。不过,大体而言,轨道确定后,就有着相当的稳定性,中间转轨的可能并非没有,但实际上非常少。
这样的体系,似乎等级森严,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大相抵触。也有些研究指出,在这种分轨制度中,劳动阶层的子弟大多早早选了技工轨,中高产子弟则多进入大学轨,教育把社会阶层固化了。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分轨制的基础是学生的能力。德国是一个以复杂的证书体系组织起来的社会。从教授、医生到普通的工匠,都必须有专业证书,并以此获得相当优裕、稳定的收入。否则就沦为低技术劳工,生活和职业都缺乏保证。德国这套技工轨,把那些平庸的学生也都培养得有一技之长。这一方面使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使德国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
其实,这种技工轨在欧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制度。看看2013—2014年国家竞争力排名,排在美国前面的四个国家是瑞士、新加坡、芬兰、德国。其中欧洲这三个国家,都有强大的技工教育体系。《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一篇文章指出,瑞士15—19岁的年轻人中,有70%在数百个行业中当学徒,德国的比例是65%,奥地利是55%。这三个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还不及美国16%水平的一半。2013年,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都纷纷向德国求助,希望引进类似的制度。英国则早在1997年就开始模仿德国模式建立“现代学徒制”。如今在英国当学徒的年轻人有将近86万。美国的人口大致是英国的5倍左右,但学徒仅有33万人。美国企业界近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许多制造业的外包,其实是因为在美国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
德国汽车工人薪资水平与美国律师相当
德国学童10岁“分流”,各自走入“大学轨”和“技工轨”,人尽其才。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任何教育制度,都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往往很难随意移植。
这一点,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综述了西方近年来的多种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分析。比如赫尔曼·西蒙(HermannSimon)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来“隐藏的冠军”的概念。他估计,世界中小企业中的冠军(即领袖企业),大概有80%以上来自德国(或广泛地说是德语国家,包括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营业额在40亿美元以下),但产品往往在本领域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50%以上,有些甚至达到70%—90%,形成垄断优势。这些企业大多低调,不为媒体注意,但主宰着这些国家的经济。
在德国,训练有素的工人被企业视为自己的“技术资产”。对于这种“资产”的竞争,在10岁“小升初”分流时就开始。转入技工轨的学生,面临着几百种手艺可选择。不管选择哪门手艺,大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另外,这种技工轨的培训相当昂贵,由学校和企业分担,形成德国式的双重系统。比如学徒式的训练往往在企业中进行。这不仅仅是手把手地传授技艺,企业还给这些学徒工提供相当优厚的生活费。一旦结业通过考试,学生就进入企业成为工人,享受着高薪的中产阶层待遇。举个简单的例子。德国的人均GDP大致为4.2万美元,美国为5.2万美元。但是,同为汽车工人,德国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薪(包括福利费用)为58.82美元,美国为45.34美元,日本为41.65美元,中国为2.19美元,印度为2.10美元。德国的汽车业背着这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照样保持着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德国的人均GDP虽然比美国低20%左右,但汽车工人的薪金比美国的同行则高出将近30%,几乎和美国律师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德国工人所享受的不仅仅是高薪,还有稳定的工作、对企业那种当家做主的发言权。这特别体现在德国企业无所不在的“工作委员会”上。这个“工作委员会”不是工会,而是工人选举来参与管理的机构。企业所有涉及工人利益的大政,如雇用和裁员、工作时间等等,都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批准才有效。试想,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委员,怎么可能投票裁减支持自己的“选民”呢?就连加班等小事,也要征求工人的意见,由委员会投票。所以,技工阶层,是德国中产阶层的中坚,社会地位很高,中学生们也将其视为一生的“正途”,一旦获得某门手艺的培训资格,学习动力奇高,乃至平庸的学生也能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技术资产”。
美国的企业,则把工人当作“人手”。人手不够就到市场上找。人手过剩就赶紧甩掉。很少有企业会投资培训工人。因为你辛辛苦苦培训完了,人家跳槽了,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企业把培训推给社会,同时不停地抱怨公立学校培养不出自己需要的人才来。美国的孩子,对于技工培训都有所顾忌:好不容易学会一门手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干了两天被裁员了怎么办?美国的年轻人,在30岁以前平均换过7次工作,谁敢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尽管美国近年来也要学习德国,但很难大规模引进德国模式。结果,大部分学生还是走读大学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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