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世界来看望看望你
根据《黑暗的心》改编的电影《现代启示录》
□本报记者 江丹
“我代表世界，来看望看望你。”出自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1915年的作品《胜利》。今天，全球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早在100多年前，康拉德就预知了后来的这一切。哈佛大学柯立芝历史学教授马娅·亚桑诺夫在其著作《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中，讲述了康拉德作为一名作家，那与众不同的航海生活和写作经历。
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
几十年后，已经踏入政坛的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依然忘不了年轻时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时的情景。他被友人质问，为什么要读“这本种族主义的小册子”，而当时的非洲主流声音认为，《黑暗的心》是对非洲的一部冒犯之作，里面“充斥着对非洲和非洲人民地位卑微的刻板印象”，而它的作者康拉德则是“一个残忍的种族主义分子”。
奥巴马具有一半肯尼亚血统，他的肤色自然地将他在人群中归类，可彼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他，显然对这个世界有更多超乎肤色的认知，而且他从康拉德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因为这书教给我一些东西……关于白人的东西。书里说的其实并不是非洲，不是黑人，而是关于作者自己，关于欧洲人、美国人。它讲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奥巴马小心翼翼地回答友人的质问。
哈佛大学柯立芝教授马娅·亚桑诺夫在《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中表示，她阅读康拉德的理由跟奥巴马一样，意识到这位作家实际提供了一种视角，“并不因作品的盲点而轻蔑憎恨，倒恰恰是因为那些才去阅读。康拉德捕捉住了跨越大洲和种族的强权运作模式，而这些东西对近日的重要性似乎也与他初次提笔的那个年代相同。”继续阅读康拉德的更多作品时，亚桑诺夫常常会惊叹于他那种“看待世界的特有方式”竟然如同先知一般。
比如，“9·11”事件之后，她记起来康拉德在1907年写作的《间谍》就是一部围绕描述伦敦恐怖主义爆炸图谋的小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她发现自己在报纸上读到的相关一切与康拉德在1904年写作的《诺斯特罗莫》一书中描写跨国资本主义所炮制的那些把戏如出一辙；今天的我们沉浸在数字革命的喜悦中，间或也有一丝失控的担忧，而康拉德1900年就在他的作品《吉姆爷》中描述了航海业受科技破坏的后果；还有困惑着欧洲和美国的移民问题，而百年之前，他就亲身经历了这其中的艰辛和无奈。
“全球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概念，彼时的康拉德并不知道这个词，“但从沙俄行省远涉重洋来到英国安家的这一旅程却使得他将’全球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全球化视角融进了一部又一部严重基于个人经历和真实世界的小说当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敏感
亚桑诺夫称康拉德为“世界公民”，因为在他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海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对他自己而言，国和家，实际上都是模糊的。
关于康拉德的国籍介绍中，既有波兰，也有英国。实际上，1857年，康拉德出生那一年的波兰，“是一个早就不以国家形式而存在的地方”，而是沙俄统治下的一个行省。俄国人称，那是“回归的国土”，而波兰人则认为，那是“被窃取的土地”。
彼时康拉德的全名是约瑟夫·特奥尔多·肯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其中约瑟夫取自他的外公，特奥尔多则取自他的祖父。在沙俄的统治下，波兰人的“历史被绑架，语言受压制，宗教被边缘化，生活方式遭人鄙视，境遇饥寒交迫”，他们为此发生了暴动。对此，外公和祖父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和行动。
在外公看来，1830年的那场暴动愚蠢至极，他更愿意原地不动保护好自己的财产，20年后他去世时，为家族留下了6000英亩土地和360名男农奴，还有酿酒厂、小酒馆、工作坊和整整一马厩的良驹。
而康拉德的祖父则在1830年自费征募了一支骑兵团迎战俄国人，为此他家财散尽，不得不搬离漂亮的祖宅而到他处安顿，勉强养家糊口。
这两个家族不同的家国意识，奇迹般地在两个年轻人的爱情里发生交汇。康拉德的父亲阿波罗和母亲埃娃冲破阻碍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并为之付出了生命。11岁那年，康拉德最终成为一名孤儿，之后跟随慈爱的外祖母生活，并从舅舅那里得到物质资助。
17岁那年，康拉德完成学业，一心想要做一名水手。在他所生活的那个距离大海数百英里之外的内陆小城，这似乎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但对康拉德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带着寻找意味的成人仪式。父亲一直强调要做个波兰人，可是波兰到底是什么模样，尽管从外祖母那里得到了无尽的爱意，可那与父母之爱又决然不同。对一个终于到了能独立生活的年龄的年轻人来说，他没有国，也没有家，而跟随商船四处漂泊，反而成了一种最佳选择。
在舅舅的安排下，康拉德到了地中海旁边的城市马赛，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活。在上船又下船的那些岁月里，康拉德见识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想对于国家与国家，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敏感。
谁都有可能变成野蛮人
康拉德的航海岁月，正是欧洲对外殖民扩张脚步最为频繁的时候，也是殖民贸易最为兴盛的时候。在伦敦，一艘艘蒸汽轮船准备开赴加尔各答、阿德莱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横滨，装卸工人往各个仓库里装着来自美国的棉花、澳洲的羊毛和加勒比地区的可可豆，证券市场上拉丁美洲矿产、印度茶叶和北美铁路的证券价值此起彼伏。
殖民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一种人与另一种人之间的掠夺和对抗。从非洲回来后，康拉德对“文明”和“野蛮”之间的紧张关系感到痛苦，并将他的思考写进《奥迈耶的痴梦》一书中。
在康拉德看来，“让文明区别于野蛮的，并不在于人们的肤色，更超越所处的地域”，他认为，谁都有可能变成野蛮人。他写一种文明如何破坏另一种文明，而另一种文明又如何自我修复，所谓的开化任务，只是剥削的外衣。
“康拉德将写作的巨网撒向欧洲、非洲、南美和印度洋，而后徜徉于一个个虚构的网洞里。他将读者带到那些’电报线和邮船航线触及不到’的地方，送到那些在快速汽船旁边缓慢航行的帆船上，领人‘在遗忘角落里的流放者队伍中间’。”亚桑诺夫如是写道。
在另一部作品《吉姆爷》中，康拉德表达了他对东方和西方的观察，试图打破长久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的刻板印象，那里不尽然是永恒又神秘的王国，外表之下有他们看不到的真相和意义。小说里，蒸汽轮船的到来，排挤掉那里的帆船，“虚伪、自私和贪婪战胜了正直与勤劳。社群土崩瓦解，人们不再遵守诺言”，而“我们肮脏的本性……埋藏于我们行为表象之下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
康拉德曾有过论断，艺术家的目标就是用书面语言的力量来让你听得见、感觉得到——特别是看得见。康拉德的航海和写作，就是在完成这样一种传递，从一端抵达到另一端。
25岁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曾回忆赞成整宿整宿地熬夜阅读康拉德时的情景，他痴迷康拉德，狼吞虎咽读完他的4部小说，让他感到像是一个年轻人在挥霍遗产。在他来看，康拉德就是伟大的作家。除了海明威，艾略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作家都是康拉德的拥趸，“他们都宣称康拉德是自己灵感的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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