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背心”是谁？“全球变暖”会“凉”么？

“黄背心”到底是谁？

法国“黄背心”运动进入第四周，围堵油库、交通要道、商业中心的浪潮从首都巴黎和主要城市蔓延至全国，还波及荷兰、比利时等地。12月1日（周六）在巴黎的示威游行中发生了严重的暴力骚乱，抗议者打砸抢烧，损毁了凯旋门附近的多处历史遗迹，并在外省的一次冲突中造成一名示威者意外死亡。尽管法国政府4日（上周二）决定暂停六项征税措施，试图缓和此次危机，但示威者仍号召在8日（上周六）继续发起抗议。为防止又一次“黑色星期六”，法国政府在全国部署了89000名警力，仅在首都巴黎就有8000名特警，还调动了12辆装甲车重点防守香榭丽舍大道等多个曾受到冲击的“战略要地”。据法国《世界报》报道，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严密防范措施，上周六在巴黎的抗议被基本控制，未发生类似前一周的严重事态，但在外省的游行中，波尔多和图卢兹的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内政部长卡斯塔纳（Christophe Castaner）在8日晚表示，当天法国全境共有12.5万人参与集结，略少于前一周，有1385人被捕，975人被拘留，179名伤员被医疗机构收治。

巴黎全城戒备严防暴力示威重演  视觉中国 图

“黄背心”的激烈冲突和它所带来的政局动荡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关注，各国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及评论。《泰晤士报》记者在2日的报道中描述巴黎“沦为一片战场”，凯旋门“作为法兰西军事荣耀的象征惨遭示威者蹂躏”。《纽约时报》称这是“马克龙政府所遭遇的最严峻的执政危机”。德国《世界报》（Die Welt）称凯旋门“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标志被损坏，是这个有反抗传统的社会发生深刻分裂的象征。”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评论“黄背心”暴露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富裕的城市精英正寻求将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强加给只能勉力维持生计的多数民众。……法国人和我们同样面临错综复杂且互相矛盾的挑战，很难平静地去面对未来：全球变暖、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不稳定的工作收入，社会不公不断突破底线使自由民主丧失了公信力。”瑞士《时代报》（Le temps）在2日的社论中称：“令法国改革陷入瘫痪的，不是“黄背心”的反抗，而是人们普遍对政府丧失信任。……如果马克龙不希望这一信任危机导致改革的希望破灭，就必须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解决最激烈的反抗者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退休人士、私企低收入人群、城乡地域经济断裂的受害者等等。”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社交网络是分享愤怒情绪的最好平台，这种情感驱动的沟通方式是导致运动迅速扩大化和工会作用失效的主要原因，”文章还指出马克龙创建“独立于所有政党之外的共和前进党”，向对传统政治体系失望的人群作出许诺却无法兑现，是当前危机的根源，文章警告称“必须及时将这种新型的自发民众运动引导到政治层面，否则将对民主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印度《印度斯坦时报》在4日的文章中感叹“巴黎在燃烧，全世界都该为之恐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峰会上，许多人都已感到全球经济模式在走向颓势。……尽管印度经济仍呈上行态势，但许多地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农业危机，一千多万劳动人口涌入城市，而就业市场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为此莫迪政府将会对巴黎局势持续关注。”

“黄背心”运动爆发以来，呈现出不同于历史上法国社会运动传统的诸多特征。首先是游行者的异质性，游行集结没有通过任何工会或政党组织，而是在社交网络上自发约定，数次集会地点的变化也有很大随机性；其次是直到目前游行者中仍没有推举出公开的代表或发言人，无法同政府进行正式的对话协商；其三是政治目标和倾向模糊不清，斗争纲领缺乏连贯性趋于泛化，从极左到极右派政党都在以其各自的政治历史背景来解释这场运动，“黄背心”被拿来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1968年五月风暴、“阿拉伯之春”，甚至是1934年保守派法西斯分子暴乱相类比。法国《国际邮报》在5日的社论中警告，由于这场运动性质模糊，使其极易被各种谣言绑架和操纵：“大量利用旧照片和视频断章取义制造出的假新闻在社交媒体泛滥传播，麻痹人们的民主意识，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层出不穷，今天是某俄国媒体爆料在“黄背心”背后看到商业寡头伯纳德·阿尔诺（Bernard Arnaud，路易威登集团CEO）的“黑手”，明天又有埃及报纸称在游行组织者中看到穆斯林兄弟会的身影。”文章呼吁尽快建立公开直接的对话机制，以避免运动陷入暴力和阴谋论交织的怪圈。

与此同时，多名法国政治、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在法国各大媒体发表观点，尝试对“黄背心”背后透露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解读。针对“黄背心是法国革命新篇章”的激进提法，法兰西学院现当代政治史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在《世界报》12月8日的采访中指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成功的暴动起义，只有当起义是以推翻压迫社会多数群体的权力为目标时才会演变成革命，”而“黄背心”缺乏组织领导和行动目标，在他看来目前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谈不上革命。“它首先是愤怒情绪急迫而模糊的宣泄爆发，把一些人们长期隐忍的感受推上了台面：被彻底忽视，生存空间狭隘，生活被局限在一个极不公正的世界里。”消极的社会心理成为滋养民粹主义泛滥的土壤，而法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更加广泛而分散，不能仅以“黄马甲”所公开反对的“不平等”来概括。罗桑瓦隆认为这场动乱警示人们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今社会，要考虑到人们的尊严、社区的隔离、人际的疏远，了解人们的恐惧和幻想，才能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

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前工会领袖雅克·朱利雅（Jacques Julliard）在《解放报》6日的专访中，分析“黄背心”的主体是“贫困化的城市中间阶层”。他指出目前政治危机的源头在于马克龙总统缺乏政党协作经验，在施政方式上模仿戴高乐模式，“追求垂直结构管理”并将这种以总统治理为核心的理想理论化，这与其在竞选时所表达的政府“横向结构理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今天的“黄背心”正是“小中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种自相矛盾的反抗。他们不推举代表，不断重复“一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政治阶层的衰弱导致如今没有一个有力的、超验的人物能为他们代言”，换言之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是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朱利雅警告：“城市小中产阶层的反抗是令人生畏的……他们长期被忽视，生活局促受限，在法国还受到知识精英阶层的蔑视。”他提醒马克龙政府除了解决购买力问题，更应该多加关注这个不再处于“社会边缘”的阶层，“他们如今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主体，而在三四十年前处于社会核心的贫困工人阶层正在被他们边缘化。”他们选择以香街等高档社区为聚集地，而非传统的共和广场，正是在隐晦地表达“我们是变穷了的富人”。”又如另一位格勒诺布尔大学当代史教授希尔万·维内尔（Sylvain Venayre）对抗议者破坏凯旋门的解读：许多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损毁拿破仑和路易·菲利普的半身像、名为“马赛曲”的雕塑，甚至还有描绘雨果的棺椁进入万神殿的画作，似乎这是反抗目标摇摆不定的体现，但更值得注意的也许应该是他们没有损坏的东西，“当2日这天凯旋门首次成为示威游行冲击的象征目标，在这些无名者的怒火下只有无名战士墓地完好无损。”

这几位学者在采访中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作家、地理学家克里斯多夫·居伊（Christophe Guilluy）的先见之明，他早在2014年就在其著作《外围法国》（La France périphérique）中揭示了这一“被全球化牺牲掉的中间阶层”的诞生。在上周《新观察家》杂志刊载的长篇专访中，居伊分析了法国在近30年来所面临的社会中间阶层分裂与重组：“政府一直想让大家相信“黄背心”是来源各异的社会边缘人士，其实他们是一个整体。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是人们面对全球化经济模式所感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在近30年中工作机会和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大型中心城市的精英阶层集中，形成少数几个有着无形边界的“城邦”，享受着全球化的福利，而“黄背心”则是那些被抛弃在外围的人们：工人、农民、小公务员、技术人员等，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是身份认同问题。……外围法国不仅指大城市的近远郊区域，还包括了那些萧条的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社会弱势群体所居住的所有地区，在这些地方就业增长缓慢，公共服务逐渐消失，社会的不平等正在地理层面固化。”对于“黄背心”运动所表现出的“非政治性”，居伊认为：“恰好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他认为中产阶级无法组织，因而也无法领导革命，没有人能代表他们，因此也无法表达政治需求，无法进行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们的目标是获得执政者的关注和认可，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成功了。”居伊同时也对“黄背心”的前途表示了担忧，因为“这些普通人（Uomo qualunque）很有可能走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老路。”

“全球变暖”会“凉”么？

三年前，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COP21）在万众期待下在法国巴黎召开，各成员国在一片掌声中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今年12月3日（上周一），第24届气候大会在波兰卡托维采开幕，197个缔约国将在联合国主持下继续完成有关公约实施细则的谈判。该文件长达250页，必须列出协议的所有关键领域，其中谈判难点在于具体实施措施的透明度及其资金来源。

2018年12月2日，第二十四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全体会议在波兰卡托维兹开幕。

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使得这一国际协定的谈判效率和约束效力受到了削弱。尽管如此，三年前参与缔结《框架公约》美国谈判小组仍坚持继续参与大会讨论，小组成员向与会的欧洲媒体表示，他们反对其总统的决定，并将为美国回归该公约做好准备。新任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也表示有退出协定的打算，并刚刚放弃了在2019年第25届气候大会的承办权。此外，澳大利亚的保守派执政党在今年夏天罢免了总理特里布恩（Malcolm Turnbull），部分原因是他希望将COP21的目标纳入法律。

如果各国都能遵守在COP21作出的承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全球变暖的进度仍将使本世纪末气温相对工业革命前提高3°C，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说法，这已经会给人类和其它物种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然而联合国在11月27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包括欧盟、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在内的近一半缔约国，其气候轨迹与COP21所设定的减排目标相差甚远，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到目前为止完成了既定目标。”

英国BBC新闻网报道：“最近的这份气候报告可能会使这次谈判更为紧迫。”报道中还提到“此次大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Jastrzebska SPOLKA Weglowa（JSW ）是波兰的一家大型煤矿企业。 ”事实上，主办此次大会的卡托维兹市位于波兰南部西里西亚省，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煤都”。波兰总统杜达（Andrzej Duda）向30位出席大会的国家元首提议通过一份《西里西亚团结与正确过渡宣言》，呼吁各国帮助煤炭工人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杜达在讲话中称，波兰经常因其能源结构对煤炭行业的依赖和支持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然而消除化石燃料也意味着要淘汰这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他警告说：“如果没能为工人们提供合理社会保障计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政策将面临社会抵制和重大的政治风险。”

波兰总统的这番讲话在上周在法国愈演愈烈的“黄背心”运动中得到了印证。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原计划将出席此次大会，并在开幕当天发表演讲，但却因“黄背心”带来的政治危机而分身乏术，不得不取消此次行程。

就在12月2日巴黎的“黄背心”暴力示威的后一天，比利时民众在布鲁塞尔发起了7万多人参与，规模空前浩大的环保主题大游行。比利时中右翼日报《自由比利时》（La Libre Belgique）将两地的运动对立起来。文章中戏称：“比利时的民众更在乎气候变化，而不是是否受到政治家的关注。”作者在文中指出：“环境运动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将社会弱势群体融入其斗争中。政府不该向公民暗示进行激进的环保产业改革会带来成本和失业。”因为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生态政策并不意味着减少就业机会，相反美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例子证明了其在未来巨大的就业前景，“住房、消费和旅行模式的转变也不一定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只要决策者牢记在政策的重大转变中做好调整社会结构的准备。”

在12月8日法国“黄背心”运动发起第四次大规模游行的同时，法国各地也举行了声援气候变化大会的大游行。据组织者宣称，此次游行动员了25000名民众，据巴黎警方估计此次游行的参与人数达17000人，选择避开冲突激烈的香街，打出了“黄背心、蓝地球，一起就是绿色”的旗号，在下午吸引了不少“黄背心”脱队加入，双方并未发生冲突，在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和里尔等外省城市，绿色游行的声势甚至盖过了黄色队伍。这次符合法国传统的游行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主张，包括：恢复巨富税，减少强迫性的人员流动，撤销高速公路计划，改善公共供暖系统，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提供工作机会，敦促政府兑现在COP21上作出的减排承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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