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战百年：同盟代价与均势风险（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法两国在1939年重复了德国在1914年的错误。在有可能与苏联合作从而重建失衡的情况下，英法坐失良机。面对均势，希特勒这样精于计算的赌徒自然不会犹豫。而英法在最不合适的时机选择支持弱小的盟友，不仅无法改变双方的均势局面，反而在并未准备好的情况下招致全面战争爆发。
在危机中，一个大国往往不得不决定是要支持盟友，还是支持与该盟友敌对的大国（上述案例中的苏联）。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既留住盟友，又能维持与大国的友谊。这就要求在与相互敌对的两个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来调和可能因此出现的矛盾。
俾斯麦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在1887年同时与盟友（奥地利），以及与盟友敌对的大国（俄国）保持紧密关系。但到了1914年，俾斯麦的继任者们却得出结论，必须支持奥匈，尽管这会让德国直接与俄国硬碰硬。俾斯麦在1873年订立三皇同盟时拒绝在俄国和奥匈之间做出选择，1881年以后同样如此直到他去世。亨利·基辛格在1971年至1974年之间也如出一辙，他既推动美国接近中国，同时仍然坚定支持尼克松政府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以至于在水门事件中，勃列日涅夫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支持尼克松。如果这种理论是合理的，那么在今天，即便目前美国选择美日同盟作为其亚太政策的基石，但它仍有充分的理由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尼克松在推动中美关系解冻的同时，也力推美苏关系“缓和”，以大幅的战略收缩换取从越南脱身。从结果上看，“缓和”为里根时期重启对苏强硬路线赢得了必要的时间与空间。图为1973年，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在白宫阳台上亲切交谈。
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实力因素无疑十分重要。不太可能有人试图在两个相互竞争且实力均衡的大国之间建立共管局面，因为这基本不可能实现。如在上述实际发生的案例中，19世纪末的俄国显然比奥匈强大得多，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综合国力也无疑超过中国。但对于两者来说，其中一方可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自己或自己加入别国的“朋友圈”，逐渐形成一个拥有优势地位的联盟（或类似的体系）；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这种体系可能变得足够强大，可以吸引潜在对手加入。
俾斯麦正是基于这一设想坚信法国最终也会加入自己打造的结盟体系，当然该案例并未成功。但成功的案例的确存在，例如，法国和德国在1957年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拉拢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它们却在十几年后做到了。原因就在于当时许多国家都已经加入了欧共体，欧共体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且富有吸引力，英国如果不想在欧洲自我孤立，就没有其他选择。
这种主动制造失衡局面的策略就是俾斯麦结盟体系的本质。上文一系列分析则表明，在稳定的失衡局面下，爆发战争的风险是最小的。
核心焦虑
在后冷战时代，主要大国总体保持着和平且繁荣的关系。各方也有足够的动机与主观意愿将这种关系永远维持下去。但是，二十世纪初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也曾相对平静，这种友好关系甚至在1912年和1913年还推动了两次巴尔干危机的解决，然而看似理所当然的和平却并没能阻止双方在1914年兵戎相见。
其问题在于，盟友或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经常会让情况恶化。即使在一个表面和平的环境下，潜在对手之间有时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外交和国际地位遭受更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羞辱，从而决定在“下一次”一定要强硬到底。俄国在1914年就是这么做的，圣彼得堡和柏林过去的友谊瞬间变的一文不值。尽管俄国与德国政体与价值观类似，且经济相互依赖性很强，尽管两国有血缘关系的皇帝在危机关键时刻还互通了著名的“威利（威廉二世昵称）-尼基（尼古拉二世昵称）”电报，表明管控危机不致失控的决心，但由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和陆军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掌控的俄国政府却拒绝再对柏林做出妥协，决定帮助盟友塞尔维亚。其中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上一次巴尔干危机中，俄国的退让在国内被视为“奇耻大辱”。
德皇虽不愿与俄国开战，但更无法接受失去奥匈可能带来的不利于自己的失衡前景，毕竟如果德国不能在关键时刻站在奥匈身后，则后者必然会强烈质疑德奥同盟的价值。因此，虽然有些无奈，但柏林选择坚定地站在维也纳的身后。此外，德国认为自己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受辱的想法，以及在法军发布总动员令并拒绝撤销的现实（编者注：一战前流行的军事理论认为，先行总动员并发起攻势的一方将拥有巨大的优势），都促使德国做出宣战的决定。作为另外一种相对理性的计算，柏林还看到了俄国力量可怕的增长速度。在被日本打败后，谢尔盖·维特领导的俄国政府迅速稳定了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其接任者彼得·斯托雷平通过土地改革和引进外来资本（尤其是法国资本）开始让俄国经济和工业实力腾飞。按照德军总参谋部估计，如果拖到1917年俄军新一轮扩军方案完成，且其西部边境的战备公路与铁路支线全部完工时再开战，那么“施里芬计划”（编者注：德军总参谋部为打赢东西两线战争，计划利用俄国总动员迟缓的弱点，先在6周击败法国，再移师东线击败俄国）实施的前提（俄军将在法军被击败后才有能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将不复存在，德奥同盟取胜的概率将至少比1914年下降一半。
斯托雷平改革曾给摇摇欲坠的沙皇俄国带来腾飞的希望，但他本人于1911年遭遇政治暗杀，沙皇俄国也在6年后彻底崩溃。
法国同样没有选择。1914年，法国真正赖以在一场复仇战争中取胜的力量源泉是俄国而非英国，二战初期的局面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俄国已经决定总动员的情况下，巴黎一旦放弃跟进将很可能导致法俄协约破产，那么在下一场德法战争中，法国还怎么可能指望俄国提供支援？何况巴尔干危机中法国的态度就已经让圣彼得堡心生疑虑。换一个角度来看，既然普恩加莱的右翼政府一直坚信战争不可避免，且法军总参谋部也认为军队已经做好准备，那么还有比1914年更好的开战时机吗？因为在这一刻，俄国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没有任何逃避协约义务的可能——法国不仅因此保证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最大概率，更由于在一场本来与己关系不大的恐怖主义袭击中坚定支持盟友，从而在此后的多次战场危急时刻（尤其是1914年和1916年）得到了俄军几乎不计成本、牺牲巨大的非理性进攻支援。
英国有选择吗？如果英国不参战，或者说不在1914年的关键时刻参战，将意味着英国重回“光荣孤立”政策。然而未来英国与其他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很可能让这种政策只剩下“孤立”而没有“光荣”。在1914年，没有人预料到战争会持续4年之久，也没有人预料到欧洲会在战后形同废墟。如果法俄协约取胜，伦敦可以预期的是无论在欧洲，还是在非洲、近东、中东、远东，英国都将面对更为强大的前盟友竞争，而英国在关键时刻的失信也将让它们之间的矛盾极难调和。如果是德奥同盟取胜，伦敦也可以预期德国对英国海权霸主地位和海外商品市场的挑战必将更加肆无忌惮。到那时，如果英德之间的矛盾必须用一场战争来解决的话，法国与俄国不仅不再是盟友，甚至可能已经被更强大的德国吸纳进一个新的欧洲联盟体系中。
换言之，在1914年，每一方的核心焦虑都是现有的均势将被不利于本国的失衡前景所打破——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就是丧失盟友。那么，就趁着均势尚在，盟友尚存，本国仍有获胜可能的时刻决一胜负吧！至于之前勉力维持、并从中获益的和平与繁荣，其重要性在可怕的前景（真实或想象中的）面前往往被认为不值一提。
（本文参考了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美中关系项目主任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著《盟友、失衡与战争》、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史蒂芬·米勒著《1914与中国的崛起》、多伦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著《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等）
（“宏亮瞻局”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王宏亮为澎湃防务开设的个人专栏，力求在兼顾分析的深度和厚度的同时，在前瞻性、敏锐度上更上一层楼，双周一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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