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摩崖石刻登高何处是燕然
《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实地场景
国家图书馆馆藏拓片
□本报记者 徐敏
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单于、东乌桓等势力一起攻打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当时随军出征的班固撰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并刻在摩崖上。直到去年，这块两千年前的摩崖石刻才被找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以漫谈的形式撰写成一组文稿，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对《燕然山铭》拓本真赝、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都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燕然山铭》石刻现身蒙古国
2017年7月，中蒙联合考察队对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杭爱苏木境内的一处汉文摩崖石刻进行实地考察。此摩崖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稍微靠西南的地方，在杭爱山一个支脉的向西南突出的岩石上，当地称此山为“Inil Hairhan”，海拔1488米，摩崖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
发现这一摩崖石刻后，考察队进行了拓片、照相等工作，并对石刻文字作了仔细的核对和辨识，最终确认了该摩崖石刻的20行约260多个汉字中的220多个汉字，确定该摩崖石刻即为东汉永元元年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铭》。这是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率领汉军大破北匈奴，登上燕然山南麓、勒石纪功的摩崖文字，反映的是东汉与北匈奴之间所进行的最后一场大战的内容。
这篇《燕然山铭》，在南朝刘宋范晔撰著的《后汉书》和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都收录有全文。《后汉书·窦宪传》记载，这一地点距离东汉的北部边塞已达“三千余里”，也就是超出于华夏之国疆界之外相当遥远。汉军退兵回朝之后，国内也就鲜少有人再能身历其地，瞩望观瞻。天长日久之后，这一石刻所在的具体地点也就不被世间知晓。此外后人对这类古代的碑刻文字，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怀有浓烈的兴趣。这篇《燕然山铭》既然已经见诸《后汉书》和《文选》这两部普遍通行的著述，内容开卷即得，人们也就更不会特别着意于原始的石刻了。
辛德勇教授撰文指出，发现这处刻石，可以给相关研究提供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文献信息，足以清楚证明、补充、修正既有的认识。比如，刻石所在的位置为研究许多古代地理问题，确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坐标原点。以此为基准，足以厘清和落实诸多古代地名和部族所在的位置。
该处摩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边塞纪功碑铭。继此以后，刻石纪功的形式不仅在东汉一直沿用，包括北魏、唐、明、清等时期也一直沿用这种形式庆祝军事成功，使纪功碑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金石类型。
摩崖字迹非班固所书
《燕然山铭》的摩崖石刻的文字是何人刻上去的？辛德勇对这一问题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当时班固既与操刀锓石者同在燕然山旁，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他直接动笔写在石上，亦即“书丹”于崖壁，再由刻工依样雕凿。如此一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摩崖石刻就成了班固最可靠的亲笔“写本”。在辛德勇看来，班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并不等于他就一定会这么做，需要看看在汉代通常是由哪些人来干这样的工作。
在汉代，不管是摩崖刻字还是造碑铭文，其书写文字上石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并不注记姓甚名谁。在古代，士大夫耻于为人写榜书碑，对此甚至有一种屈辱感，这源自书碑上石本是一项很卑贱的职事。汉代书写碑文上石的人，其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往往是石工父亲刻字，儿子先行录文上石，父亲和儿子同样是低贱的匠人。汉代碑刻的书手，大多应该都是这样。由此可见，古代士大夫极少有人会去做这种下等小民赖以为生的手艺，班固没有操弄刻刀的才艺，这篇铭文也就不大可能是班固雕凿出来的东西。既然如此，也就意味着军中另有刻石的工匠。
班固本是文人，腰悬刀笔出征，随时听命，为窦宪撰著这篇铭文的文稿，似乎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但刻石的匠人身携雕凿崖壁的工具走上锋镝纷飞的战场，就很有些不同寻常了——这意味着一种刻意的安排。考虑到窦宪此番出征本来是出于邀功赎死的盘算，而北匈奴当时业已衰弱不堪一击，大获全胜也是意料之中。那么，窦氏为了夸耀自己的战功而预先做好刻石铭文的准备，既特地征召去官家居的大文人班固随之出征，以帮助自己撰著文稿，同时也预备好每一道刻石工序所需要的匠人，包括书写铭文上石的工匠和动刀刻石的工匠，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窦宪的军中，便带有移写文稿上石的匠人。
那么，《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具体的书手是谁，辛德勇认为已经没办法知道，推测他应该是一位普通的匠人，或者是地位很低的文人，不过班固所称“闾里书师”者流，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不可能是班固自己。
石刻地点为何选在燕然山
元人耶律铸作诗曰：“登高何处是燕然？极目关山塞草边。”诗中的“燕然”，从字面上讲，说的当然就是燕然山。刻石发现以前，耶律铸字面上写的燕然山到底在哪里，是一个很实在的历史地理问题。燕然山的具体位置，在清代之前很多学者都有过推断。而《燕然山铭》刻石所确定的准确燕然山的位置（北纬45° 10′403″，东经104°33′147″），颠覆了历史上旧有的观点。
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出，燕然山是一块面积很小的孤立山地。即使从今天对山脉延伸内在连续性的眼光看，也只能勉强说成是杭爱山的余脉。而就地表上目力可见的地貌形态而言，这块山地事实上已经断离开杭爱山脉。燕然山坐落在这样一个前人从未想到过的地方，似乎稍显怪异。然而分析这一位置却可以看出，窦宪在这里刊刻《燕然山铭》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
在蒙古高原南北，中间有一段所谓绝水地带，史称“大漠”，对南来北往造成很大阻隔，其南、北两面分別被称作“漠南”和“漠北”。燕然山位于漠北，但却是漠北最靠近漠南的地方，其西侧由北向南流淌的翁金河，也是漠北最接近大漠的河流；同时，在漠南方面，最接近大漠的农业区域，便是河套地区。另一方面，在河套与翁金河这两地之间相互来往，又是漠南、漠北之间最为捷近的通道；由这两个地点分別去往古代蒙古草原的核心地带鄂尔浑河流域或是周秦汉唐都城所在的渭河谷地，同样最为捷近。
《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标绘的唐参天可汗道以及元代的木邻站道都由燕然山附近通过。就是基于这样的便利条件，而当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在漠北与匈奴作战，因战事不利而“引兵还”时，匈奴单于之所以能够清楚获知其行军路径而预先至“速邪乌燕然山”附近埋伏，在暗夜里乘汉军宿营之时来“遮击”汉军，就是因为这里是由漠北归还漠南的必经之地，而且还是进入大漠之前最后一处水草丰盛的地点。汉军在这里住宿一夜，以充分休息并备足通过大漠的饮水，几乎是必然要做的事情。
知悉上述燕然山的区位特点，也就很容易理解当年窦宪在击溃北匈奴后班师回朝的途中为什么会在燕然山上刊石纪功，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当然是因为燕然山乃往来大漠南北的必经之地，正因为这里是往来大漠南北的必经之地，才能够使其铭文广为人知，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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