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过程中的“奥地利模式”
“德意志第三世界”
在推动邦联改革方面最热心的，要数所谓“德意志第三世界”的代表们。他们主要代表了夹在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德意志中等邦国，力争将德意志邦联的组织架构向联邦方向发展，例如萨克森公国长期担任首相的政治家斐迪南·冯·博伊斯特（Ferdinand von Beust）和巴伐利亚公国的路德维希·冯·德·普福德腾（Ludwig von der Pfordten）。他们对保持和加强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间联邦式的联系尤为重视。博伊斯特、普福德腾以及他们的王侯——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国王强烈支持将联邦化作为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备选方案，就像普鲁士在其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最终实现的那样。
晚年俾斯麦
近几年的研究对这种“逐步进行邦联改革”的可行性政策进行了细化和重要性评估。对于进行邦联改革的动机问题却少有提及。博伊斯特和普福德腾到底做了哪些承诺？他们的君主从中又有何期待？事实上，这正是对“长期稳定的德意志邦联”乌托邦式幻想的一个质疑。中等邦国的官僚主义者及其王侯对提升邦联地位的想法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他们借此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由普鲁士或者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会妨碍这个目标的实现。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也意味着，这些较小邦国精英们的政治权力将在一段时间内被大大削弱。
在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其他中等邦国看来，在两个大国之间树立“德意志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是防止权力损耗的一种手段。因此像博伊斯特和普福德腾这样的人便像溺水者一样紧紧抓住了德意志邦联这根救命稻草。因此他们才会提议进行邦联改革，以期赢得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支持。不过这种尝试并没有长期奏效。而且他们也无法获得成功，因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下定真正进行改革的决心。只有当德意志民族权力在握，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而“德意志第三世界”代表们所提出的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邦联议会的建议，则始终停留在对民族运动的指望上——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辩术的话。
普鲁士的重任
而真正只能称得上是辩术的，是俾斯麦提出的改革建议。俾斯麦同样提议建立一个德意志的议会和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间秩序，但这些提案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个普鲁士首相对权力问题的关心一点不比他的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同僚少。和后两者不同的只在于，普鲁士不怎么注重拉拢其他德意志邦国。相反，俾斯麦的目的在于如果吞并不了中等邦国的话，就要把它们挤到一边。从1866年开始就崛起的德意志帝国，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大普鲁士。这并不一定预示着，一个原则上更受民族运动自由派代言人青睐的民族国家就能成为德意志邦联继续发展的方向。但它一定预示着，民族国家的统一将成倍加速地成为现实。德意志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建立、法律体系的统一以及民族议会的成立——这一切都将在“大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框架内以最快的速度得以实现。在与俾斯麦的共同努力下，即便不是立刻，也出不了几年就能完成的目标，通过德意志邦联的改革恐怕还得耗上几十年——或者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德意志民族运动大多赞同由普鲁士主导建立新的帝国。其自由党派代表十分清楚，在帝国的内部组织方面，他们必须要放弃一些原有的目标。不过被推迟不代表被取消。大多数自由党人仍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民族国家先在俾斯麦的帮助下成立了，他们还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构想对其进行内部改造。
俾斯麦与威廉一世
还有一些原因也导致了德意志民族运动对俾斯麦寄予厚望。在德意志邦联中，具有足够实力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可能除了普鲁士之外就是奥地利了。不过与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不同，普鲁士人民主要讲德语，生活在普鲁士国土上的少数民族相对只有一小部分。因此，与德意志邦联相比，在建立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物质外壳方面，普鲁士拥有更好的基础。一个“大普鲁士”、“小德意志”帝国也更适合成为这个物质外壳下的精神基础，满足人们在民族共同体中对发展方向和安全感的需求。
也有可能在吸收奥地利德语区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大德意志”民族国家。当然，为此奥地利的德语区必须从哈布斯堡帝国中分离出来。然而维也纳方面根本没有这个打算。此外，对其他欧洲列强来说，建立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是可以接受的。包含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帝国则不然。
另类的奥匈帝国
对于欧洲来说，这条方向相反的道路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德国和奥地利以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式完成统一，那么欧洲的均势就会被打破。相反，如果德意志邦联将有联邦化趋势的奥匈帝国拓展为其成员国，这种情况则不一定会出现。自1815年成立以来，德意志邦联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交情终归是不错的。正是由于它的非一元联邦性组织架构，它才得以成为欧洲大陆腹地的一大和平要素。随着帝国内联邦组织原则进一步扩大，奥匈帝国是有希望拓宽这片和平地带的。
那么如此下去不会产生一个多民族的中欧国家邦联吗？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全欧国家联盟的潜在的开始和核心？从这些鸿沟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是：20世纪欧洲国家的民族化反而撕裂了欧洲大陆。这样的反事实推想别具吸引力和趣味。对这些鸿沟的认识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奥匈帝国的兴趣——它是在全世界民族国家风气日渐盛行的情况下，仍旧坚持多民族大联邦超过50年的唯一真实例子。
这个唯一的例子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还很年轻的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将哈布斯堡帝国转变成了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属于匈牙利的帝国部分取得了自治权，而奥地利的帝国部分则推行与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相似的政策。不过起初转型并不彻底。原本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轻奥皇在儿子自杀、妻子“茜茜公主”伊丽莎白遇刺之后，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愤世嫉俗的老人，改革尝试也因此搁浅了。1914年，随着皇储弗朗茨·费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即将接过皇位，一场新的改革运动呼之欲出。弗朗茨·费迪南准备继续推动奥匈帝国的联邦化。他计划在南欧斯拉夫地区建立第三帝国部分，匈牙利帝国部分的各民族则继续保持自治。最近的研究和论证表明，如果这些改革成功了，哈布斯堡帝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真正的多民族联邦。如果弗朗茨·费迪南的计划顺利实施了，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将有可能享有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权，奥匈帝国也可能会因此保持稳定。只是那次遇刺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
当然也可能存在一些被忽视的地方。弗朗茨·费迪南对待改革的态度摇摆不定，改革方案一变再变。同时他也并不怎么愿意赋予非德意志民族参与帝国政治生活的同等权利。在他统治下的联邦化政策更多的立足于“分而治之”的原则。他打算继续扩大匈牙利帝国部分的自治原则，并对当地非匈牙利民族做出皇位许诺，以此消除布达佩斯成为帝国另一权力中心的可能性。说到底，弗朗茨·费迪南的目的还是要加强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而不是要让出更多的权力，或者说甚至在哈布斯堡皇朝实行民主化和议会制化。
因此可以肯定，作为推行改革政策的皇帝费迪南不久就会像弗朗茨·约瑟夫一样也对此感到厌烦。后者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建立了一个议会。在这个议会中，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下的民族可以为争取各自的利益而讨价还价。不过这场试验完全走了样，结果也是灾难性的，以至于没过几年皇帝就解散了议会。弗朗茨·约瑟夫对自己帝国的前途彻底丧失信心，与其说是因为他儿子和妻子的死，倒不如说是因为在政策改革的这次失利中受了挫折。他在1866年就怏怏不乐地认为，奥地利的气数已尽，剩下的不外乎是“带着尊严地灭亡”。50年后，他在临死前这样说道：“几十年来我已经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中，我们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在民族国家越来越风行的欧洲，哈布斯堡皇朝的确可能是个另类。如果说用和平方式建立起的一个国家联盟可以更好地替代通过战争建立起的民族国家，哈布斯堡皇朝却不是范本。因为一个这样的国家联盟必须要平衡不同民族间的矛盾，而不是充分利用这些矛盾来为维持执政王朝的权力服务——1867年为了建立奥匈帝国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这正是弗朗茨·约瑟夫的目的，而弗朗茨·费迪南也打算这么做。再者，这样一个国家联盟在各方面都必须以自愿性为基础。哈布斯堡皇朝却不是这样。它的执政精英们绝不会允许诸如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立足之地，哪怕是一丁点儿也不行，因为其他民族有可能会受其鼓舞，也起来闹独立。由此造成一个奇怪的结果，那就是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在1866年已经答应拿破仑三世，不论战争走向如何都会将威尼斯这块有争议的地区割让给法国，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名士兵在威尼斯的战场上流血牺牲。数以千计的人因此白白送命，仅仅是出于哈布斯堡“帝国利益至上”原则的需要。
正如在以前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发生的一样，欧洲民族主义风暴不仅在当时的奥匈帝国疆域内尤为猛烈，近些年来更是表现得特别暴力。这也许并不是偶然。不论是沙皇、土耳其苏丹还是哈布斯堡皇朝的皇帝，他们都充分利用并激化了民族矛盾。除此之外，他们同样还通过其他方式，从始至终都剥夺了帝国内部非德意志和非匈牙利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这并不意味着，1990年以来在东欧和中东欧地区爆发的民族主义暴力行为是民族主义“迟到”的表现。在一个后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可以说这些民族运动的喷发只是空有其表，这种提法本身看起来就有问题。因为在现代历史学家的眼中，民族主义显然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短暂现象。民族时代并不是一片必须穿越的雷区，只有穿过它才能到达一个和平、现代和“后民族主义”的世界，虽然1945年后的西欧被假定已经处在了这样的世界。事实上，民族主义从来都没有被越过。即使在那些存在时间最早、最富有传统的西欧民族国家中，种族的同一性至今仍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英国的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奥克人都要求在政治上实现自治，并重新恢复其濒临绝种的语言。二战结束之后，为了设法树立自己受压迫民族的形象，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不惜发动恐怖袭击。在北爱尔兰，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甚至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血腥内战。比利时也因为其北部的弗莱芒人和东部的德意志人要求独立而长期陷入危机。
“奥地利模式”
可以肯定，民族主义现在是，将来也一直是现代国家中的一种常态。这也说明，欧洲一体化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狂热分子开始着手创建“欧洲合众国”，一次都没有成功。即便在20世纪后期欧洲一体化热情持续高涨的德国，民族依旧是人们除了居住地或出生地以外识别彼此的首要特征。对于欧洲大陆的所有居民来说，民族都是个人身份的一个原始来源。同民族国家和民族思想相比，像欧盟这样的跨民族联邦显然起不到在人口长期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替代已消失的传统共同体的作用。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民族才得以在今天继续作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给予人们最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19世纪下半叶的情况也是如此。除了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外，一定还有别的选择。只是德意志邦联进一步发展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不在选择之列，因为没有人真正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而德意志邦联作为跨民族联邦存续下去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形式无法长期在精神优越性和提供身份识别方面与民族国家匹敌。同样，让德意志邦联按照“奥地利模式”与一个正在联邦化的哈布斯堡帝国相结合，也是不现实的。
切合实际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选择另一个“奥地利模式”。1866～1871 年间，德语区被一分为二，奥地利人因此被排除在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进程之外。结果导致奥地利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如果当时不将德语区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呢？那么奥地利在1866 年后发生的事情也可能会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发生。实际上，在1815年后的50年当中，南德意志各邦国已经在许许多多方面着手构建自己的国家了。如果这种可能性真的实现了，那么当今天谈到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时，我们仍然会像当初开始习惯的那样，理所当然地将它们分别称为国家——就像我们现在也将面积差不多大小的捷克和奥地利也称为国家一样。
然而，1870/1871年爆发的普法战争阻断了这一可能性的发生。在由战争形成的氛围中，此前宁愿与普鲁士保持距离的南德意志诸国迅速地向俾斯麦打造的北德意志邦联靠拢。从1871年开始，它们便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已然被纳入帝国的内部建设和改造之中了。
本文摘录自《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德】克里斯托弗·诺恩 著 陈晓莉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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