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个世纪里, 《弗兰肯斯坦》一直被认为是“科学家的必备读物” “弗兰肯斯坦”的遗产

安徽工人日报 2018-08-06 06:55 大字

1818年,英国女小说家玛丽·雪莱发表了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这篇小说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的开山鼻祖,不仅这篇小说本身被多次翻拍,成为经典,其行文方式、小说结构以及故事模式,也被后世科幻小说家们效仿。

今年是《弗兰肯斯坦》发表200周年,被认为是全球最权威学术期刊之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在今年的第二期用封面、编辑主笔和一篇长文共同致敬《弗兰肯斯坦》的遗产,因为,这部由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写成的长篇小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被认为是“科学家的必备读物”,其不仅影响了文学界,也影响了自然科学。

讨论科学带来的可能冲击

《弗兰肯斯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伯特·沃尔顿的探险家,在北极海域发现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瑞士日内瓦长大的弗兰肯斯坦,一直试图征服死亡。弗兰肯斯坦用偷来的逝者肢体拼接出一个怪物,怪物杀死了他年幼的弟弟并使得其女仆被当作杀人犯处决。怪物找到弗兰肯斯坦,说自己被遗弃后生活痛苦不堪,人们见了他或逃或打,后来怪物做了好事,但依然得不到人类的理解,只得求弗兰肯斯坦给它再造一个伴侣。弗兰肯斯坦没有照办,担心会繁衍出更多怪物,结果其新婚之夜妻子被怪物杀死,不得不追击怪物到了北极,最终被沃尔顿所救。

在小说发表之初,文学评论家们并不相信这个故事是一个小姑娘写成的,反而误认为是其丈夫的作品,玛丽·雪莱是著名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任妻子。诗人雪莱29岁英年早逝后,其尚未发表的遗作,都是由玛丽·雪莱整理出版的,其中包括著名的《生命的凯旋》。

文学评论家被《弗兰肯斯坦》一书所震惊,并不仅仅在于书中的想象力,更在于其对伦理、道德、哲学的探讨,以及未来科技可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和威胁。小说创作正值工业革命之时,人们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从经济到社会,但这部小说却开始令人反思。

之所以玛丽·雪莱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其家庭背景是分不开的。玛丽·雪莱的父亲威廉·葛德文也是著名作家,代表作是《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的代表作是《女权的辩论》,即便从今天的角度,这样的作品依然有现实意义。

“文理兼通”的作家群体

《弗兰肯斯坦》的成功,对于后世科幻小说家影响很大,其中一点就是,一个科幻小说家,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沃尔斯通克拉福特有这样一个观点,男孩女孩都要接受自然科学教育,这样的想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很前卫的,当时,英国贵族女子学校的主要教学目标,是把女学生培养成所谓“淑女”。

沃尔斯通克拉福特的女儿玛丽·雪莱就是这样“文理兼通”的作家,创作《弗兰肯斯坦》时,她曾读过“无机化学之父”汉弗里·戴维的化学著作,而其丈夫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也曾大量阅读自然科学书籍,在其诗歌中也有对自然科学的思考。

从玛丽·雪莱之后,许多科幻小说作家身上,都能找到“文理兼通”的影子。1895年创作出《时间机器》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拥有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理学学士学位,还曾在大学教过生物学,其求学时期的生物学老师是进化论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赫胥黎所教授的进化论,对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影响巨大,比如《时间机器》中,科学家在未来所见到的进化的人类。与威尔斯并称为科幻历史三巨头的艾萨克·阿西莫夫,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创作出《2001太空漫游》的亚瑟·查理斯·克拉克,曾为英国皇家空军的雷达技师,参与过预警雷达系统的研制。

许多中国科幻作家也有“文理兼通”的背景,比如《三体》的作者刘慈欣,毕业于原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电工程系。《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叶永烈,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王晋康,是某油田石油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其研制的项目还拿过部级的科技进步奖。

对哲学和伦理的思考

阿西莫夫曾在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一书的序言部分,写下了“机器人三定律”,被认为是现代机器人理论的基石。小说讨论了人与机器人如何相处,以及人在机器人时代的价值。而“机器人三定律”也充满了哲学和伦理学思考,比如“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

讨论未来科技之下的社会伦理,以及人的存在意义,是从《弗兰肯斯坦》开始,两个世纪里科幻作家们所着力的方向。一部好的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展示什么样的新科技,因为想象出一种天马行空的新科技并不难,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展示新科技冲击之下的社会图景,以及背后存在的问题。就如同有了《弗兰肯斯坦:供科学家、工程师及各类创作者阅读的注解版》一书,其中一个观点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要谨慎行事,并且要为《弗兰肯斯坦》中所提出的各种哲学、伦理和社会学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因为,这些问题,很可能真的会在未来变成现实。

以人造人问题为例,《弗兰肯斯坦》的模式,在许多后世文学作品中被再次体现,只不过,这样的人造人,在工业时代变成了机器人,在信息时代变成了智能人类。比如1920年卡雷尔·恰佩克创作的捷克语话剧《R.U.R.罗梭的万能工人》,而王晋康在1993年创作的《亚当回归》中,星际旅行归来的宇航员,发现地球上在大脑中植入电脑芯片的人成为人类主体。

在玛丽·雪莱为丈夫整理的《生命的凯旋》一诗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那末,生命是什么?我高声质疑”,而这,也是《弗兰肯斯坦》问世200年来,科幻作家们一直在寻找的问题答案。只要人类对未来科技的探索和对未来文明的想象不停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永远更新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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