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避免核战争的决策模式今天对美国还有效吗？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在华盛顿就古巴导弹危机作全国电视演讲。东方IC 资料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最为逼近核战争的一次事件，所幸，危机得以和平缓和，并没有向《奇爱博士》片尾那样的全球灾难发展。基于此古巴导弹危机的案例，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著的《决策的本质》（《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格雷厄姆·艾利森； 菲利普·泽利科著，王伟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编者注），提炼了三种经典的领导团队决策模式，亦即理性选择模式、组织行为模式和政府过程模式。艾利森并不是指出古巴导弹危机真实地反映了上述哪种模式，他强调综合考察多种决策模式，更有利于理解在短短决定世界命运的十三天中，外交团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当然，除了讨论团队决策模式之外，令笔者更为感兴趣的是，肯尼迪团队既在妥善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上声名卓著，又在猪湾惨败案例上备受指责，而这两个经典案例相隔时间仅一年有余（猪湾惨败指1961年4月17日美国中情局协助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猪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权发动的一次入侵，终以失败告终——编者注）。猪湾惨败的案例，完美体现了肯尼迪团队的“小集团思维”及其危害，这已有《小集团思维》名著的记载（《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欧文?L.贾尼斯著，张清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编者注）。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肯尼迪团队能够及时学习，华丽转身，从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能够顶住压力，力挽狂澜，成就冷战核对峙的一次成功化解危机决策呢？
破旧立新，重塑文化
1961年，刚刚执政的肯尼迪团队，华丽无比，幕僚都是精明能干的旧臣或新人，然而，即使如此仍走向了为世人所诟病的“小集团思维”，其相关特点就是新近上任、团队尚待磨合，而领导人主导了决策过程，没有民主而自由讨论各种选择方案，不同意见受到压制等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让猪湾决策成为一个失败的案例。那么，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同样是这群上任不久的肯尼迪团队，为何能避免小集团思维呢？
其一，领导人角色的变化。通常，作为有主见的领导人，喜欢主导着决策的整个过程，在方案选择和政策评估中发挥主角作用。更多时候，领导人是心意已定，只不过需要一个团队的决策过程进行合理性的论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决策其实都是为了迎合领导的心意而已。
在猪湾决策当中，这一特点表现尤其明显。甚至在猪湾惨败之后，这种成员迎合领导偏好的现象仍是无处不在。平时稍微有个性的成员，到真正与肯尼迪汇报时，仍会迎合总统的心意。这一点，让肯尼迪有所警醒，所以在古巴导弹危机应对方案讨论时，他自己不参与前期讨论，并分成封锁和军事入侵两个方案组，让他们各自充分讨论，形成优势和劣势的方案。在回应赫鲁晓夫的信件时，也让提供几种不同方案，供他选择。
除此之外，肯尼迪为了更大范围征求意见，而非仅听一家之言，他广纳良言，邀请涉及到古巴导弹危机中不同的部门及其领导，充分考虑他们的看法及其合理性。比如，不仅是那十来个国家安全执行安委会成员的日夜紧张讨论，也邀请了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财政部等负责人，听取他们各自的看法。肯尼迪总统对于古巴导弹危机，从一开始就决心要作出回应而非置之不理，因为这牵涉到美国对苏决心的展示，全球道德形象的维护，但是他一直对于军方的强硬态度持谨慎态度，因为他明白军事应对有其合理性，但军方的立场更多是出于职业和部门利益，而忽视了后果评估。
其二，充分的历史经验学习。猪湾惨败的案例，对于肯尼迪团队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在团队决策文化建设上，让肯尼迪明白了更为充分自由讨论的重要性。此外，在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对于一战和二战爆发的历史经验教训，肯尼迪一直是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讨论中，他们多次谈到，那部反映一战爆发的《八月炮火》，揭示了战争的爆发并非是参战者的本意和愿望，但为何战争还会爆发呢？这让肯尼迪团队明白了，战争不仅仅起源于精心的谋划，更可能是来源于误判。这种误判既有战略利益和决心的沟通不畅，也有来自于人性中的“自尊”和“羞辱”的内心情感感受，这更是需要万分提防。
所以，在应对方案选择，包括采取封锁，以及当苏联船只逼近检查，回复赫鲁晓夫信件时，肯尼迪都十分注意，既要反复以言行表达美国的战略决心，不可让苏联错误估计，但同时也让赫鲁晓夫和苏联不能国际颜面尽失，否则将引发非理性的报复。而且，在最后关键时期的战略应对上，肯尼迪给予赫鲁晓夫更多的时间考虑，而非逼入绝境，无可挽回，也是考虑到了赫鲁晓夫国内有着相应的强硬反对力量。为此，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保持着极为频繁的战略沟通，以信件形式陈述立场、阐明意图，力求最大程度的防止误判。
总之，在避免核战争这个根本性的全球议题上美苏双方具有深刻的共识，这让双方意识到了苏联举动与美国军事反应的极端危害性，逼迫危机双方一再理性与谨慎，以战略沟通作为危机处理的主要手段。在核威慑的理性逼迫下，古巴导弹危机的平息，不仅可以从理性国家行为体、政策出台的组织程序和政府过程的部门博弈等角度细致阐述，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让我们明白，一个领导团队是如何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各种团队决策病理，从而达到最佳的政策效果。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团队决策的模式也会随着复杂的现实变化而变化，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经典案例层出不穷，比如越战决策、伊朗人质危机决策、海湾战争决策、反恐战争决策等等。
时过境迁，如今美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美国领导人及其团队发生了显著变化，独特个性和非传统建制力量冲击着美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和格局变化迅速，所以国际冲突的议题也是与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的全球战略竞争时期，美国对外团队决策所面临的议题更为广泛，比如反恐、经贸、网络、高科技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而国内政治更为复杂。所以，这一切可能给认识团队决策模式带来了新的变化，也挑战艾利森所创立的三种决策模式。
在这种尚未成型的新模式中，可见的特点是，总统自身的特质及其与团队、国内政治的关系甚为关键，在某种意义上，总统的决策政治心理学与国内政治过程的相互匹配关系，包括冲突、磨合及其作用，对于美国对外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这无疑能够为艾利森三种决策模式带来新的启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举行的第67期读书活动暨“外交决策心理学”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审定，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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