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柏林墙边建了个菜园
芳达在祖父留下的树屋前。
凯林在菜园中的老照片。奥斯曼·凯林是一名来自土耳其、移民德国的建筑工人,柏林墙建起二十多年后,他来到东西柏林的边界处,在柏林墙边东德的一小块废弃土地上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菜园。多年来,在政府的压力下,凯林和其他人一直保卫着这块特殊的土地。今年4月,96岁的凯林去世了,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和孙女芳达仍旧矢志不渝地守护着这片与四周格格不入的地方,从未放弃。
本报记者王晓莹
特约撰稿张星编译
建起菜园和树屋
1961年8月的一天,缠绕着带刺铁丝的混凝土柱平地而起,一堵高墙将德国柏林一分为二,武装警卫带着军犬开始在围栏东侧巡逻。官方规定,东西柏林以贝塔尼恩达姆街为界,将米特区(原东柏林)和克罗伊茨贝格区(原西柏林)分隔开来。这条街原本就较为弯曲,因此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也不流畅,其中还有一处直角。但在建墙时,工人忽略了这一点,一块本来属于东柏林的三角形区域被划在了墙的西面。
这意味着,这块约350平方米的土地谁都动不得:西德政府没有所有权,东德政府又无法跨界过去。很快,附近的西柏林居民把这里当成了垃圾场和洗车场,废弃的家具也被堆放在这里。
二十多年后,也就是1982年,退休的奥斯曼·凯林搬到了附近。当时,他正打算找点事做打发退休时间,看着窗外的“垃圾站”,他决定从这里开始。
凯林以一己之力清理掉所有垃圾,种上桃树、苹果树,还有自己喜爱的大蒜和洋葱。在孙女芳达的童年记忆里,在祖父菜园中的那些夏天非常难忘。“他手里总是拿着新鲜的洋葱和大蒜,那就像他的盐和辣椒。桌上要是没有洋葱他就不吃饭。我敢说,他那么长寿一定是因为常吃洋葱。”
一年后,凯林又在空地上建起一座简易房,慢慢地,这座两层楼的树屋初具雏形,紧紧围绕着菜园中心的一棵树。房子里水电全通,有卧室、有书房,这就是后来大家口中的“墙上的树屋”。
三十年来保卫菜园
菜园动工两周后,东德边界的警卫便过来一探究竟,确保凯林不是在私挖地道。知道他是在种菜后,东德批准了他的行为,但要保证与柏林墙的距离不小于3米。
然而,东德警卫走后,西柏林警方又过来通知凯林,命令他离开此地。凯林吼走了他们:“我不是吓唬你,想要夺走我的园子,先杀了我再说!”
凯林也算是在东德和西德的矛盾中得到了点好处:他的反抗被东柏林岗楼上的警卫看得一清二楚,为了进一步激怒西德官员,东柏林政府干脆将那块土地的使用权无偿给予了凯林。
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柏林回归完整,德国再度统一。凯林的菜园突然回归了米特区。那时候,在克罗伊茨贝格区,人们视凯林为勇于与政府斗争的英雄。但在米特区,凯林却是名不见经传,人们觉得他不过是个占用公共空间的小人物,米特区委员会后来甚至要驱逐凯林。克罗伊茨贝格的市民得知后,群起而反对,附近的圣托马斯教堂也不吝伸出援手。“神父帮我们写信给委员会,并拿出十八世纪的文件,证明当年这片土地是归教会所有,因此教会有权批准凯林拥有土地使用权。”芳达说。
由于这份文件年代太过久远,在法庭上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但市民的抗议活动让委员会不敢小觑。最终,委员会重新划定两区的界线,将菜园所属的那片土地划归克罗伊茨贝格区所有,这块菜园也回归凯林手中。
“他像树一样顽强”
柏林墙还未推倒时,东柏林的警卫早已习惯了凯林和菜园的存在。每天早上,凯林都会跟岗楼里的警卫挥手打招呼,有时也会给他们送去些洋葱。每年凯林都会收到警卫的圣诞贺卡,有时也会送他一瓶红酒。“祖父是虔诚的穆斯林,平时不喝酒。但警卫不知道的是,他们送的酒祖父会喝。”
“祖父对每个人都很友好,无论你是站在墙上的东柏林士兵,还是来自西柏林的警察。如果你想要些大蒜、茶叶或者果仁甜饼,他会邀请你到园子里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在“产权”问题干扰下依然野蛮生长的菜园和那栋布满涂鸦、歪歪扭扭的树屋,虽然与周围的现代办公区和公寓楼格格不入,但已成为关于柏林墙的一个标志。芳达17岁那年,高中艺术老师在一节课上向学生们展示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著名建筑,她祖父的树屋就在其列。“班上的男孩起哄,说这个树屋看起来又滑稽又奇怪。当时还是个青少年的我有点尴尬,我的朋友想站起来告诉他们,那栋房子是我的祖父建的,但我看了她一眼,让她别说了。”
今年4月,96岁的凯林离世,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和孙女芳达至今仍照料着这片菜园,种出的洋葱和大蒜依然是土耳其食品的原料。多年来,凯林家秉持着祖辈的精神,拒绝了无数想要购买这片地的请求。不过随着其不断升值,开发者可能很难不出手。但正如孙女芳达所说,祖父凯林就如园中那棵“天堂之树”一般,固执,顽强,拼命生长,已然成为那树屋的一部分,难舍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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