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的史诗、印第安人的悲歌、毛皮动物的末日
《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贸易的史诗》，[美]埃里克·杰·多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92.00元
毛皮贸易曾经是北美早期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边疆开发模式，狭义上的毛皮贸易仅指猎取和交换带有优质皮毛的动物皮的交换行为，当时毛皮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海狸皮，其次是貂皮、狐狸皮和熊皮等；而广义上的毛皮贸易还包括交换动物皮革的行为，如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皮、西北地区的驯鹿皮和麋鹿皮以及大草原上的野牛皮交易等。不过，海狸皮贸易是整个毛皮贸易的核心，在交换的过程中，它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毛皮，其他动物的毛皮和交换的商品都要换算成海狸皮来计算。
自从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的土地的时候起，最初的交换就开始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前，在南到墨西哥湾、北至哈得逊湾沿岸，从大西洋直到太平洋岸边的广阔范围内，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经济形式。毛皮贸易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它曾经是新法兰西存在的基础，加拿大号称是诞生在海狸背上的国家，1975年它将海狸作为本国的代表性动物，其5分硬币的图案就是一只海狸的形象。美国纽约州与俄勒冈州的代表动物也是海狸等，美加两国共有大约100个城镇以海狸命名。毛皮贸易还是欧洲列强在北美争霸和促使他们深入北美大陆内部的关键因素。当时欧洲的主要列强——英国、法国、荷兰、瑞典、西班牙、俄国都曾经在不同时期先后卷入过这一贸易，它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北美洲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没有毛皮的故事，就无法理解格兰德河以北这片大陆的早期历史。”
毛皮贸易之所以能够成为北美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边疆，不仅由于毛皮本身的奢华，还因为它给白人毛皮商人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人类社会利用毛皮的历史有来已久，珍贵毛皮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133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时期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只有王室成员、贵族和领取100英镑以上薪俸的教会人士才可以穿着珍贵毛皮。自16世纪后期开始，海狸毛皮制作的毡帽成为欧洲上流社会追逐的时尚。用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奥莫拉（Walter O”Meara）的话说：“拥有一件上好的海狸皮制品就是一名男人或女人的上流社会地位的证明。”正是在这种时尚的带动下，海狸皮贸易成为当时牟利丰厚的行当。白人殖民者从土著人那里以微薄的成本交换毛皮，运到欧洲加工后，一张海狸皮最高可以获得200倍以上的利润。
欧美学术界关于北美毛皮贸易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保罗·菲利普斯的《毛皮贸易》（Paul Chrisler Phillips, The Fur Trad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1）对整个北美毛皮贸易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细致探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关于加拿大毛皮贸易的最经典著作，莫过于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因尼斯的《加拿大毛皮贸易：经济史导论》（Harold A. Innis, 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加拿大西部史学家E. E. 里奇在毛皮贸易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其《哈德逊湾公司史1670-1870》（E. E. Rich, Hudson”s Bay Company 1670-1870,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1）对自1670年建立起来的最长命的毛皮交易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的早期活动进行了详细梳理。关于美国毛皮贸易的著作也很多，著名史学家海勒姆·马丁·奇腾登的《美国远西部毛皮贸易》（Hiram Martin Chittenden, 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 Stanford: Academic Reprints, 1954）对美国西部毛皮贸易的兴衰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其成果至今仍为学者们广为借鉴。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因为输往中国市场而对中国学者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理查德·麦凯的《大山以外的交易：英国人在太平洋地区的毛皮贸易 1793-1843》（Richard Somerset Mackie, 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 The British Fur Trade on the Pacific 1793-1843,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7）对以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为首的英国毛皮贸易商在北美西北地区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詹姆斯·吉布森的《海獭皮、波士顿商船与中国商品：西北沿海的毛皮贸易，1785-1841》（James R. Gibson, 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1841,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则是研究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的优秀作品。时至今日，欧美学界对毛皮贸易的兴趣仍然不减，从1965年起，欧美学界每隔几年就举办一届毛皮贸易国际研讨会，为学者们提供交流的平台，并出版论文集，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这一国际会议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
埃里克·多林的著作《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贸易的史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是近年来出版的关于美国历史上毛皮贸易这一主题的又一力作。本书作者多林先后毕业于布朗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并获得了环境政策和规划方向的博士学位。多林曾担任美国环保署项目经理以及许多机构的环境顾问，自2007年以来，他专职从事写作。多林虽然没有受过历史方面的专业训练，却非常善于选择美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一些关于军事、野生生物、环境等方面的话题进行写作。除了毛皮贸易以外，多林的作品还涉及美国历史上的捕鲸、海盗、灯塔、波士顿港口变迁、中美贸易、美国环境保护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迄今为止，多林已经出版了13部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同时也是畅销作品。
《皮毛、财富和帝国》共分15章，分别记叙了美国自殖民地初期亨利·哈德逊的探险、直至19世纪80年代大草原野牛灭绝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毛皮贸易兴起、繁荣直到最后衰落的变迁历程。多林将美国毛皮贸易兴衰的历程融入历史叙事之中，通过对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塑造为读者展现了美国白人殖民者不畏艰险，深入荒野寻求毛皮的传奇经历。为了寻求新的毛皮资源，白人毛皮商人深入北美大陆内部探险，不仅为东部社会贡献了财富，还向旧世界报告了北美西部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和信息为后来的农业开发打下了基础。如斯蒂芬·朗（Stephen Long）和泽布伦·派克（Zebulon Pike）等对美国西部的探险，塞缪尔·海恩（Samuel Hearne）、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约翰·派勒泽（John Palliser）等对加拿大西部的探险，都对后来的西部农业开发和定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怪乎多林把美国毛皮开发的历史称作是一部史诗。而毛皮商人与后来的牛仔一样，成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他们荒野求生的经历也是诸多文艺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荒野猎人》就是一例。
《荒野猎人》剧照
不过，毛皮贸易的宏大史诗背后，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悲歌和北美毛皮动物的灾难。在毛皮贸易中，印第安人是牺牲品而不是获利者。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农业开发大潮中，白人所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被视为文明进化的阻力而遭到排斥。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构成美国西部开发的一条主线。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和那些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而毛皮贸易则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印第安人这边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对印第安毛皮的需求构成双方““友谊”的唯一基础”。除了在19世纪落基山区的捕猎中，美国毛皮商人曾经引入了利用白人捕猎的集会制度外，毛皮贸易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离不开土著人的合作。除了男人充当白人交易的猎手以外，印第安妇女也构成毛皮贸易的一道独特风景。她们与白人毛皮商人的跨族通婚，为无数游荡在荒野中的白人毛皮商带来家庭的温暖，她们还充当毛皮贸易谈判中的翻译和中间人，是白人向西部探险的重要助手、贸易站中免费的劳动力，甚至西北毛皮贸易的重要食物牛肉饼的制作，也主要出自印第安妇女之手。
欧洲列强在北美争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也都有自己的印第安人盟友。早在尚普兰时期，法国人就同休伦人结盟。1609年，他帮助休伦人袭击了易落魁人的一个部落，从此与强大的易落魁人结仇，后者则与英国人联盟。休伦人是法国人在毛皮贸易中的第一批猎手和中间贸易商。随着毛皮贸易产地的不断深入内地，法国人的猎手和中间商也不断西移。1640年代后，随着休伦人的灭绝，渥太华人、奥吉布瓦人、达科塔人、曼丹人直至最西部的部族，大部分都先后卷入毛皮贸易之中，不是变成猎手，就是中间人。
虽然毛皮边疆是一项需要印第安人的合作才能实现的事业，甚至有时候还按照印第安人的仪式进行交易，也的确有些精明的印第安人利用白人毛皮商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毛皮贸易中获取小额利润。但从总体上看，毛皮贸易虽然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但白人主导着毛皮贸易，也决定着印第安人的命运。著名西部史专家艾伦·比林顿指出：“毛皮商人走在最前面，探查最好的土地，把白人的工具和罪恶带给印第安人，以削弱印第安人自给自足经济，为后来的移民铺平道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枪支、酒类和以天花为代表的传染性疾病了。
枪支的到来，不仅加快了猎杀的速度，使珍贵的毛皮动物加速消亡，而且还大大加强了土著冲突中的杀伤力。卷入毛皮贸易中的各部落为了争夺交易中间商的地位、欧洲商品和毛皮，相互侵入对方的领地，从而爆发冲突。18世纪早期，乔克托人杀光了自己领地内的鹿群，转而移入奇克索人的地区猎杀，从而引起双方的战争。而冲突爆发后，土著更加依赖欧洲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形成恶性循环。酒，可以说是对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种奢侈品。著名的毛皮商小亚历山大·亨利说道：“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酒是西北地区的万恶之源。”甚至连富兰克林在目睹了印第安人酗酒的混乱场面后，也不禁感叹：“如果真是上帝有心让这些野蛮人灭绝，以便给耕作的人们腾出土地的话，看起来朗姆酒很可能就是指定的工具。它已经消灭了所有那些从前居住在海岸的部落。”而在与白人毛皮商的接触中，以天花为代表的各种传染病不仅在沿海泛滥，而且还随着毛皮贸易的脚步不断深入内地，给整个北美的土著人造成灭顶之灾。瘟疫成了白人殖民北美大陆的生态帮凶。
毛皮边疆仅是欧洲经济中心的一个遥远延伸，印第安人与白人毛皮商人博弈的唯一筹码就是他们能为毛皮贸易提供产品和服务，一旦这一功能消失，他们对白人社会就不再有用了，也自然失去了与白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毛皮边疆下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平等到依附的转变，接下来的农业边疆等待他们的则是被驱逐的命运。
印第安人自从卷入了毛皮贸易以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他们沦落为白人谋取毛皮的杀戮工具，原来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在白人到来以前，印第安人处于生存经济的状态，他们猎捕动物的数量远远低于动物自然淘汰的速度，一般以满足自己和家庭需要为依据，不会对整个物种的延续造成太大的影响。而涉足毛皮贸易后，印第安人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蜕变成为白人猎捕毛皮资源的杀戮工具。如地处白尾鹿密集地区的克里克人在卷入毛皮贸易前，平均每个家庭每年需要25—30张鹿皮。然而一旦涉足毛皮贸易，印第安人屠杀动物的性质就变了，一名克里克人平均每年要猎杀200—400只鹿，换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平均而言，一般每名土著猎手一年会去毛皮站交易100张毛皮，其中，70张用来满足生计需要，30张用来供挥霍。
毛皮贸易存在的根本基础就在于北美大陆上丰富的各种毛皮动物资源，它在给印第安人带来苦难的同时，也导致各种毛皮动物的数目锐减，濒临灭绝。据研究，在白人到来前，北美大陆至少生活着4000万只海狸，数千万只白尾鹿，6000万头左右的野牛，正是它们构成北美毛皮贸易的基础。由于疯狂的屠杀，许多地方的毛皮动物走向灭绝。在1610年，哈得逊河上海狸还很常见，到1640年，它就在这一带和马萨诸塞海岸一带都绝迹了；到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海狸几乎完全绝迹了；到1831年，海狸在北部大草原上也灭绝了，捕猎的方向转向太平洋地区。19世纪30年代，整个落基山区一年也只能捕获到2000张海狸皮了。在鹿皮贸易的盛期，北美东南部每年大概要屠杀100万只鹿。到19世纪末，曾经庞大的白尾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剩下不到1万只了。草原上的野牛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命运。由于需要供应西北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的牛肉饼需要，梅蒂人到1850年就已经把马尼托巴省的野牛都杀光了。在1873年以后，随着野牛皮制革的成功，野牛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在1872—1874年，每年被杀死的野牛高达300万头。结果，在短短的数年内，野牛的数量从原来的上千万头锐减到不到200头，濒临灭绝。
在白人到达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曾经是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毛皮动物的灭绝等于切断了北美土著人重要的食物来源，从而导致他们的贫困和对白人社会的依赖——众所周知，野牛的灭绝是草原印第安人被迫放下武器，迁入保留地的重要原因。
因此，毛皮贸易在成就无数白人毛皮商人发财和荣誉梦想的同时，也缔造了美加两国西部的传奇与神话，这正是多林的《毛皮、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一书所要塑造的核心内容，然而，这部史诗除了白人光鲜的一面以外，多林有意无意地隐去了其黑暗和丑恶的一面：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欺诈和压迫，人类为了满足私欲对毛皮动物的无情屠杀。毛皮贸易中双方临时的合作是基于印第安人对白人的有用性这一前提之上的，一旦前者失去其利用价值，依然难以逃脱被否定和歧视的命运，因此毛皮贸易依然没有违背美国西部开发史上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这一主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动物权利的关注，反对穿着毛皮服装以及抵制对毛皮动物的虐待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争议话题。虽然我们无法要求200年前的古人像今天的人们那样关爱动物权利，但在评价毛皮贸易的时候，我们却不能没有现实关照，正如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个宣传材料所言的那样：“毛皮是美丽的，但只有在它们正确的主人——毛皮动物身上的时候才如此。加入道德上的多数派，反对毛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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