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进程中与瘟疫有关的辩证法
韩国电影《釜山行》讲述的是僵尸病毒肆虐带来的灾难故事□本报记者 江丹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著的《瘟疫与人》，讲述数千年来人与传染病的关系，以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对于习惯以时间线和大事件阅读历史的读者而言，麦克尼尔提供了一个新鲜又有趣的角度。
人类为缩短食物链付出的代价
随着大型动物的灭绝，人类从狩猎转向农耕，通过畜牧和种植生产新的食物。
除草工作是人类农耕生活中的重要事项，他们需要以此来为他们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争夺生存空间。人类发现，原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水分的灌溉，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清理杂草。“一段时间内土地淹在水下，而在其他时间里则放水以晾干土地，……很少有植物能在极湿与极干环境的交替下还能照样生存；而当农夫只通过开关巧妙设计的水闸，便可以随意调整旱涝以适应作物需要时，此时能存活下来的杂草就更是少之又少。”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道。除此之外，人类还通过犁耕的方式在播种的同时也改变了土壤的表面状况，毁掉杂草，为来年的作物生长预留适宜的生态龛。
人类看似成功地改造了自然的生态平衡，通过无休止的劳作，越来越多的食物被储存起来仅供人类自己消费。食物的充足使得人类的数量迅速增长，人类这个“在自然平衡中原本相对稀缺的物种，成为称霸于广大农耕地区的大型物种”。
对于显而易见的杂草，人类可以轻易地除掉，但在现代科学和显微镜出现之前，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微寄生虫却成了人类生存的劲敌。自然生态从平衡到失衡再到平衡的这一调节适应过程中，在其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人类，也经受了微寄生虫和传染病的考验。
在西非，人类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为粮食生产拓展了空间，但是原有的生态平衡却因为雨林的损毁遭遇压力，森林被夷为平地，食物链被人为地缩短，喜食人血的冈比亚疟蚊扩大了滋生的地盘。“它们在人类为农业所开辟的非洲雨林中的空地上恣意繁殖，并随着农业的进展，取代了别的喜食动物而非人血的蚊子”，疟疾获得了全新的流行强度。
直到今天，非洲的热带雨林和邻近的草原地区，依然在以感染疾患的方式为人类缩短食物链的尝试付出代价。“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因为在其他地区，主流的生态系统从未如此精致，因而也不会与人类的简化行为如此抵触。”《瘟疫与人》中如是解释。实际上，一些戒律习俗也是为了防止病毒感染机会而生，比如禁食某种肉类，用水或沙子沐浴等。
家畜带来的瘟疫风险
在疫苗普及之前，水痘病毒大概是传播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的病毒之一。潜伏感染模式完美地解决了这种病毒如何在小型社会中保持持久的传染链：“即使每一个接触到的人都感染了水痘，并且产生了免疫力，但几十年以后，当没有抗体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时，感染又会重出江湖……”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都在想办法与这种病毒搏斗，但它却未能彻底消失。那时候的人类可能并不知道，这种病毒的生存最大的便利是庞大的人口数量，“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的整体规模足够大，那么总有尚未感染这种疾病而易感的人群存在”。
科技尚未真正发挥力量之前，人类自以为进步的文明社会，实际上也为这种病毒所带来的传染病传播提供了条件。在规模巨大、组织复杂、人口密集的文明社会，人们频繁的交往使得疾病不间断地从一人传到另一人。除了水痘，类似的传染性疾病还有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等。
这些传染病最初的宿主则是人类所驯养的家畜或者家禽，“麻疹可能与牛痘或犬瘟热有关；天花肯定与牛痘一类动物传染病有关，流感则是人猪共患”。人类从这些动物身上得到了食物和皮毛，但也需要面对感染瘟疫的风险。
人类借助农耕而进入加速发展状态的文明进程，曾数次遭到瘟疫的反噬。比如日本，稻田耕作确立之后，粮食充足的前提下，人口也发展起来。公元552年，来自朝鲜的一个使团登陆日本，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疑似天花的疾病，迅速地在日本稠密的人口中传染开来，更可怕的是，这种疾病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多次周期性复发，最严重的大概是公元790年那一波，“所有30岁以下男女均被感染”。这一具有破坏性的外来传染病最终变为一种较为平和的地方病，日本社会内部达到一种新的疾病平衡。
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而且发达，很早就有了传染病的记载。汉代司马迁通过亲身游历就注意到，“江南地卑湿，人早夭”。那时候，南方一直被视为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之地，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而且死亡率出奇地高。
“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威廉·麦克尼尔在书里写道，他认为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人类面对疫病永远脆弱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被无数文艺青年奉为精神圭臬，但现实中，霍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它致命的速度令人惊恐，症状也十分可怕：“猛烈的脱水使患者在数小时内便干枯得面目全非，微血管破裂使皮肤色黑青。患者死亡时的情形格外触目：身体衰亡的加剧和加快，就像一部慢摄快放的影片在提醒旁观者，死亡是多么的狰狞、恐怖和完全不可控制。”几乎没有人能在霍乱导致的暴死面前超然度外。
1817年，一场霍乱横扫加尔各答，与英国殖民者的贸易和军事运动发生交叉，闯入欧洲，引发了全世界的惊慌。
“1826年，一场新的霍乱出现于孟加拉，又迅速沿原来的线路折向俄罗斯。”随着俄罗斯对波斯、土耳其等的战争，又把霍乱于1831年带到巴尔干，再由船只传到英国。来年霍乱侵入爱尔兰，爱尔兰移民又把它带到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这就是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那场霍乱大流行。
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需要，成为一些瘟疫得到解决的原因之一。1802年，法国派部队前往其所殖民的拉丁美洲，镇压当地起义，但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支3.3万人的精锐之师便被当地的热带病彻底毁掉。“这场瘟疫在销蚀欧洲海外力量上的戏剧性表现，为法国医学界的热带病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动力。”《瘟疫与人》中写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瘟疫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可怕，人们防范传染病的意识日益增强，比如接受疫苗注射，或者注重个人和公共卫生清洁等。在麦克尼尔看来，一个引人注目并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又出现了，因清洁过度而引发的新疾病又出现了。比如20世纪流行过的急性脊髓灰质炎，“在传统社会，人们多经婴儿期轻微感染，获得了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免疫力，却不会出现非常显著的症状；然而，那些讲究卫生、谨防接触病毒的人，等到长大后遭遇该病，则往往会发生严重的下肢瘫痪甚至死亡”。
麦克尼尔认为，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影响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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