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再转型之谜
欧尔班主导的匈牙利再转型可称为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实验，能否成功尚需历史的检验。图为当地时间2018年4月8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国会大选落下帷幕。在任总理、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青民盟）主席欧尔班赢得连任，将继续担任匈牙利总理，这将是他的第四个总理任期。东方IC 图
尽管民粹主义的上升是一个泛欧现象，但是民粹主义却率先在匈牙利取胜。欧尔班的胜利是民粹主义的胜利，这就是为何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如此欢欣鼓舞的原因所在。
匈牙利现任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在2010年领导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下称“青民盟”）取得大选胜利后，曾自信地宣称将执政到2030年。2014和2018年，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连续赢得大选。2018年5月10日，欧尔班发表就职演说，阐述未来12年青民盟的政策主张。他宣布：“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匈牙利将以保障自由和安全、保障人的尊严和捍卫性别平等的21世纪的基督教民主取而代之。这一民主模式支持基于男女联姻的传统家庭模式，反对反犹主义，捍卫基督教文化，为匈牙利民族的生存和繁荣提供机会。”
2018年的匈牙利已与2010年之前的匈牙利不可同日而语，在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治理下，匈牙利已实现了制度的再转型。匈牙利再转型的原因值得深思。匈牙利的再转型看似一个中欧小国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经济和政治变迁的新趋向。
一、逆全球化的弄潮儿
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和中国的市场改革，全球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着全球每一个角落，全球化攻城略地，高歌猛进。
1990年代可谓全球化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备受青睐；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大举投资，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实行市场转型的中东欧国家被裹挟到汹涌而至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中东欧国家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成为了全球化的热忱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1990年以来，匈牙利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中东欧国家中人均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到2008年，外资银行占匈牙利银行部门的份额为68%。到2009年，外资控制了匈牙利制造业的三分之二、电信业的90%和能源部门的60%，匈牙利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匈牙利虽为吸引跨国公司的冠军，但是就业率低于其他欧洲国家。2009年的就业率只有55%。由于转轨之初的非工业化，匈牙利保持了长期的低就业率。在转型初期，老年人、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和生活在大城市之外的人成为转型的输家。他们无法参与到技术密集型的跨国公司主导的新型经济增长中。
匈牙利维持了长期的低工资水平，工资在经济产出中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52%下降到2010年的44%。低劳动成本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成为匈牙利招商引资的比较优势。匈牙利倾向于向劳工征收重税，而对跨国公司实行慷慨的免税。对资本的税收只占总税收中很小份额，这削弱了国家的财政能力。预算赤字的扩大和公共债务的增加导致2006至2007年的经济调整。
匈牙利的经济环境有利于资本密集的跨国公司，而不是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全球化背景下，匈牙利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资本密集的跨国部门与停滞的国内部门。国内经济部门在全球化浪潮中备受挤压，于是，本国企业家日益疏离社会党和自由派，转向欧尔班领导的右翼保守的青民盟。
2008年，匈牙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狂潮中未能经受住考验，成为首个需要国际救助的欧盟成员国。2007年，匈牙利外币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率超过60%，这些贷款成为金融体系中潜在的炸弹。由于家庭和企业外币贷款剧增和福利支出失控，匈牙利处在破产的边缘。
面对债务危机、出口市场需求下降的威胁，匈牙利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世界银行。为应对危机，匈牙利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引发社会抗议和民众不满。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利用民众的不满，赢得2010年大选的胜利。
欧尔班认为，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事务的转折点，其重要性堪与1989年的变化相比，权力已经从赢得冷战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转向非自由国家。欧尔班强调，自由主义已经陷入失败。这样，匈牙利从全球化的热忱参与者变为逆全球化的弄潮儿。
欧尔班2010年上台后就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弃了反危机的紧缩政策。欧尔班强调经济爱国主义，这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没有本质区别。欧尔班指出：“国际资本的代表宣称金钱无品味，而其所有者有品味。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匈牙利银行体系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告诉我们这很好。但是当危机出现时，我们完全听任他们摆布。我们不能失去国民经济的意识。”
欧尔班认为，旧的全球化模式已经结束，东方已经赶上西方。世界相当部分国家对发达国家就人权和市场经济教训他国感到厌烦。资金、技术和知识来自西方的想法已经过时，经济的推动力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
世界性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对匈牙利产生一定的影响。1999年11月末到12月初，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举行时首次遭遇反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显示了反全球化社会运动的力量。尽管性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但是矛头都直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公司全球化”。
全球化的反对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全球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下降，蓝领工人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全球经济，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差距和沉默多数的被剥夺感。全球化的经济后果是资本力量膨胀，劳工力量衰微。
匈牙利尽管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并未解决国内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失衡、跨国公司与本国公司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在西方富裕国家因全球化引发的恐惧与不安同样传导到中东欧国家，人们担心就业不安全、社会不安全、身份不安全，害怕穆斯林移民威胁民族国家的生存。
二、世界政治的风向标
值得玩味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高参、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是欧尔班的仰慕者。他称欧尔班为“有原则的人”、“真正的爱国者”和“真正的英雄”。班农甚至称欧尔班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世界级的政治人物“。
被特朗普踢出白宫后，班农成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座上客。2018年5月，班农赴布达佩斯参加“欧洲未来”会议，期间与欧尔班相谈一小时。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尔亚什·盖而盖伊（Gulyás Gergely）认为，当下自由受到威胁，因为全球化及其背后的商业利益已经向社会宣战，导致“艰难的文化战争”。斗争并非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由世界的价值与“解构”之间的斗争。当地能否有机会反对全球取决于美国所发生的政治革命。他认为，应将决策权还给人民，更加强调民族利益；应荡涤民主制度的尘埃，摆脱政治正确的束缚。
5月30日，结束访美的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Szijjártó Péter）称，欧尔班政府是特朗普政府的“天然盟友”，欧尔班政府愿意挑战欧盟内部批评欧尔班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自由正统派。由于布达佩斯和华盛顿在移民、安全和主权国家制定其政策的权力等议题上看法一致，西雅尔多称匈牙利无意加入“欧洲抨击美国的合唱团”。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全球化的确在民主国家中制造了内部紧张，而民主国家却无法调和这些紧张。”加上有人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不满，这就为“煽动性民粹主义”制造了空间，而煽动性民粹主义将特朗普推入了白宫。
中欧大学（由美国匈牙利裔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出资于1991年创立）政治学、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博士生学院教授多罗蒂?博勒（Dorothee Bohle）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从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自第二世界大战到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国家使用了不同的机制避免了两者的直接冲突（1970年代的解决之道为通货膨胀和民主统合主义，1980年代则为福利政策和减税）。在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中，福利国家被取消，国家放松信贷，家庭债务增加，居民收入下降，私人债务增加，这使得紧缩的资本主义成为必要。这导致国家间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民主开始受到侵蚀。目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债务危机）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她指出，正是这一关系推动了民主倒退和民粹主义的反抗，一些中东欧国家正在经历同样的变化，作为新兴民主国家的匈牙利成为全球民粹主义政治复兴的先行者。
1989至1990年的制度变化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被称为传送带的原有的代表利益群体的组织被边缘化或被摧毁。制度转型后，没有新的组织能够代表转型的输家的利益，并为输家代言。
匈牙利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经历了转轨性衰退，在转轨衰退时期，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低技能劳动者失业，未能回到劳动力市场。由于私有化和放弃旧的产业政策，传统部门的工人和公共部门的职员尽管保留了工作，但是工资下降。在转型的第二个十年，尽管收入差距缩小，但是社会下层并未消失，新贫困阶层出现，特别是出现了多代失业的现象。在贫困家庭成长的年青一代因为社会和文化的缺失而成为新的失业者，出现了贫困的代际转移。据估计，社会底层占匈牙利总人口的10%至15%。民众对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不满产生了对民粹主义的政治需求, 为民粹民族主义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匈牙利民众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是诱发2010年后匈牙利再转型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正是对1990年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愤愤不平的民众，将欧尔班推向了政治的巅峰。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1991年匈牙利民众对转向民主的支持率为74%，2009年降至56%，下降19个百分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中只有匈牙利对转向民主的支持率下降，而且降幅很大。关于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率，维谢格拉德国家的支持率均有下降，唯有匈牙利降幅最大，从1991年的80%降至2009年的46%，下降达34个百分点。这表明匈牙利民众对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极度失望。
2004年欧盟“大爆炸”式的扩大之后，各种危机接踵而至，宪法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安全危机、难民危机、英国退欧等对欧洲打击颇大。欧盟扩大使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8国，但是欧洲并未形成强烈的共同认同感。在多重危机的冲击下，民粹主义的上升成为一种泛欧现象。
欧洲形成大规模的民粹主义反叛，是由于太多民众越来越不信任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的技术官僚机构，那些机构缺乏民主合法性。被忽视的工人阶级以及边缘化的农村居民成为欧疑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欧尔班虽然为小国总理，但是心忧欧洲的命运。他独特的政治叙事拨动了欧洲大陆志同道合者的心弦。欧尔班认为，欧洲的左翼政治已经衰落，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已失去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劳工的数量和权力下降，因为许多工业的就业岗位转移到欧盟之外，因此社会民主党也不再是曾经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已与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全球商业利益联姻，现在他们只有一个政策领域，只关注一个政策领域：保持其对文化的影响力。
在欧尔班看来，欧洲正在准备将其领土交给新的混合的伊斯兰化的欧洲。欧洲的非基督化，集团认同而非国家认同，官僚体制替代政治治理：这些都是布鲁塞尔持续和不声张地从民族国家收走权力的目的。
匈牙利国内政治也在变动之中。左翼和自由派政党的社会基础遭到削弱，左翼和自由派相互竞争造成各自政策倾向的模糊，与公民社会日益疏离。2006至2010年。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通过持久的政治动员直接诉诸于民众。在匈牙利社会党丧失信誉之后，匈牙利的左右分野，为民族主义的保守派与亲欧洲的自由派之争所取代。欧尔班的主要政敌为自由派。欧尔班认为，匈牙利和中欧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意味着中欧人的精神自杀，意味着中欧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将成为混合社会，这不可逆转地将清除中欧的民族和基督教特性。2010年青民盟赢得压倒性胜利，匈牙利因此成为欧洲民粹主义胜利的先驱。
匈牙利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世界政治的新趋向：自由主义衰落，保守主义抬头，强人政治和身份政治回归，反精英、反建制民粹民族主义力量上升。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PiS）赢得波兰议会和总统选举胜利，党主席卡钦斯基（Jaros?aw Kaczyński）明确表示以欧尔班的匈牙利为榜样。2018年6月3日，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成为斯洛文尼亚大选的最大赢家，有观察家称此次选举显示了欧尔班的软实力。在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奥地利和丹麦等国，也不乏欧尔班的志同道合者。
三、欧尔班的治国术
2010年青民盟赢得大选，随着欧尔班宣布“后共产主义的篇章”结束，匈牙利进入欧尔班时代。匈牙利作为一个中欧小国能够引领欧洲乃至全球民粹主义政治的风潮，体现了欧尔班高度的洞察力。当全球化、欧洲化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转型均陷入危机之后，欧尔班找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欧尔班是聪明过人的政治家，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善于审时度势，其政治技巧可谓炉火纯青。新华社前驻布达佩斯分社首席记者、匈牙利问题资深专家周东耀先生对欧尔班个性的评价出神入化，他认为：“欧尔班的性格中既有游牧民族那种桀骜不驯、勇于反抗的基因，又有现代欧洲人利益至上和善于变色和妥协的特点。”中欧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安德拉什·科瓦奇（András Kovács）认为，欧尔班是一个高超的政治企业家。“他是一个喜欢冲突的政治家，他不喜欢对局面做出反应，而喜欢创造局面。”在2015年的难民危机中，匈牙利成为难民主要过境国，欧尔班成功地使难民过境这一临时问题成为匈牙利国内政治的持久主题。
作为匈牙利的执政党，青民盟利用议会超级多数的政治优势，以合法的方式重塑了匈牙利政治。青民盟以合法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其限制独立司法、驯服媒体、管制非政府组织均通过立法的方式得以实现。青民盟自2010年执政以来，培养了一批对欧尔班忠诚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
青民盟通过政策变化，成功挤压了极端右翼政党尤比克（Jobbik）的政治空间。匈牙利企业家博亚尔?加博尔（Bojár Gábor）认为，欧尔班总是需要敌人，没有敌人，他就像陆地上的鱼。
欧尔班政治上的主要敌人是欧盟和索罗斯。反欧盟和反索罗斯成为欧尔班政治话语的重要主题。尽管过境难民无意在匈牙利居留，但是欧尔班成功将难民问题转变为国内政治议题，将阻止难民与捍卫匈牙利的民族特性联系起来。青民盟通过历史记忆的操纵，激活受害情结和英雄主义的历史叙事，服务于政治需要。青民盟宣称人民意愿可凌驾于宪法制衡之上。有学者指出了欧尔班政府治理战略的特点：有意模糊官方行为体与非官方行为体、负责任的行为体与不负责任的行为体的差别；决策可由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的组织做出，而其幕后获得政府支持；预算未必由主管部长负责起草，而是由与政府没有法律关系但其成员可接触机密信息的私人公司起草。
除了利用代议制民主外，青民盟政府诉诸直接民主如全民公决或民族协商。自2011年起，欧尔班政府启动“民族协商”机制，以问卷方式征询选民意见。尽管一些学者及在野党对问卷的设定提出批评，但是欧尔班政府却屡试不爽。2011年匈牙利就新宪法举行民族协商。2015年民族协商的主题为“移民和恐怖主义”。2016年10月，匈牙利就欧盟的难民安置计划举行全民公决。2017年欧尔班政府两度举行民族协商，主题分别为“制止布鲁塞尔”和“反对索罗斯计划”。
尽管欧尔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仰慕有加，但欧尔班的治理方式不同于普京和埃尔多安。欧尔班政府严厉控制媒体，但是并未窒息批评的声音；批评政府的记者面临压力，但是生命无虞；在野党领导人继续抨击欧尔班政府，不会面临牢狱之灾。
欧尔班政府划定了不可逾越的三条红线：与邻国围绕匈族人的冲突；街头暴力；公开展示反犹主义。匈牙利尽管批评跨国公司，但是并未排斥跨国公司。日本的斯巴鲁汽车公司、德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如戴姆勒和奥迪继续在开足马力生产。尽管匈牙利强烈批评欧盟干预匈牙利内政，但是在关键时刻欧尔班会进行妥协。青民盟属于欧洲议会中的中右政党联盟欧洲人民党，但欧洲人民党并未抵制青民盟。欧尔班公开挑战欧洲的政治正确，以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强调欧洲是基督教的、自由和独立的民族的共同体。欧尔班政府奉行对东方开放战略，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尽管欧洲批评匈牙利亲俄，但是匈牙利并未投票支持解除对俄制裁。
匈牙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第一个试图脱离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也是苏联集团中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东欧巨变后，匈牙利并未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匈牙利是第一个接受国际救助的欧盟成员国；今天，它也是首个公开宣布建立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欧洲国家。
简言之，欧尔班主导的匈牙利再转型可称为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实验，能否成功尚需历史的检验。
（本文由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独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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