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思想
◎[英]彼得·沃森
1936年，英国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一组文件在伦敦索斯比国际拍卖行进行拍卖，而五十年前，当这组文件被提交剑桥大学时，曾被认为“毫无科学价值”。文件被另一位剑桥学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购得。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这些文件（主要是手稿和笔记），并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伦敦的皇家学会俱乐部举办讲座，展示了“史上最有名、最受崇敬的科学家”的全新一面。“18世纪以来，”凯恩斯告诉俱乐部的会员，“牛顿一直被认为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一个教会我们如何用纯粹理性冷静思考的人。我不这么看他。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仔细研读过牛顿在1696年离开剑桥时留下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都不会那样看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的魔法师，最后的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他和不到一万年前那些开始铸造我们思想遗产的人用同样的眼光注视着这个物理世界和思想世界”。
当然，对我们来说，牛顿仍然最主要是建构现代宇宙观念（即宇宙因为重力作用而凝聚成形）的人。但自凯恩斯在皇家学会发表演讲以来的几十年，一个非常不同的牛顿开始出现：他在虚幻的炼金术世界里耗时多年寻找魔法石，潜心研究《圣经》编年，因为他相信那有助于预测末日天启的具体时间。他几乎是个神秘主义者，对占星术和命理学着迷。
牛顿身上的悖论是开始本书的一个有用的矫正。人们可能期望一部思想史应该展现一个流畅的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从早期人类使用石器的时代的原始思维，经过几大宗教的酝酿，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史无前例的艺术繁荣、现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摧枯拉朽的进化论和我们非常熟悉并赖以生存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标志的神奇技术。
但是从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涯中，我们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多数时候，确有一个总体的发展和稳定的进步，但绝不是所有的阶段都如此。通观整个历史，某些国家和文明在一段时期内散发过光芒，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光芒消退了。思想史绝不是一条直线，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9世纪，巴格达在地中海的文化领域居领先地位：正是在这里，古代文明的伟大典籍得到翻译，医院得以建立，几何学得到发展，哲学取得重大进展。到11世纪，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酷与苛刻，先进的文明消失了。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把癫痫描述为一种自然疾病。然而到中世纪，它却成为圣克里斯托弗负责的事情。当时的一位英格兰医生加德斯登的约翰，向癫痫病人推荐了一种治疗方法，让他们一边读《福音书》，一边在身上放一根白狗毛。
这也许是我们从思想史中能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思想生活（它可能是我们最重要、最令人满意、最有特点的一个存在维度）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毁灭或丢弃。
因为某种原因，过去许多人都把思想史看作一个三分体系，即围绕三大思想、三个时代。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约1530—1596）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东方民族的历史、地中海民族的历史和北方民族的历史。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使他生活的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三大发现。“我们有幸能观察到发明的力量、价值和成果。没有比这三大发明更显著的了，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石。这三样东西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现状，第一样改变了文学，其次是战争，最后是航海，并由此衍生出无数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宗教派别，或名人，对人类事件施加的力量和影响能超过这些机械发明。”这些发明的真正起源在培根之后得到了明确，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论断的力量。
培根的“秘书”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认为，有三种知识门类在解释力上超过其他任何知识：研究自然物体的物理学、研究个体人类的心理学和研究人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划分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类时代。维柯往往用三分法思考问题，他区分了形成历史的三种“本能”和形成文明的三种“惩罚”。三种本能是对神的信仰、对父母的承认和埋葬死者的本能，它们分别给人类带来了宗教、家庭和墓葬制度。三种惩罚是羞耻心、好奇心和劳动的需要。法国政治家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1727—1781）认为文明是地理、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产物。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注意到“现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到19世纪，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区分了三个时期，即巫术时期、宗教时期和科学时期，而路易斯·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把历史分成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认为文明的主要组成思想包括政府、家庭和私有财产的思想。
经济学家也经常以三分法思考问题。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1723—1790）率先对收入做了基本区分：租金、工资和股票收益，分别把它们的获得者称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认为它们“构成了每个文明社会的三大秩序”。卡尔·波兰尼在《剧变》（1944）一书中，区分了三个经济时代：互惠时代、再分配时代和市场时代。欧内斯特·格尔纳在《犁、剑和书》（1988）中提出，历史上有三个伟大时代，即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它们分别对应三大人类活动，即生产、强制和认知。
令人欣慰的是，上述不同的方法之间有重叠之处。例如，农业、武器、科学、工业化和印刷术，每一项都被不止一位学者选中。这些论争和思想显然有助于我们在这一庞大领域中找出自己的研究方法。
当然，“三分法则”并没有任何神圣性或必然性。另一种途径是强调“大”思想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诸如进步、自然、文明、个人主义、权力和“什么是现代”“什么不是现代”等热门话题上，论著甚多。许多学者把贯穿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看作围绕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两个主题而推进的道德传奇。
上述每一种解说思想史的方法都自成一说，上述每一种著作和文章都值得推荐。本书也仿照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卡莱尔等人，采用三分结构，不是为了照猫画虎，而是因为我所确定的三个最重要的思想，能够言简意赅地概括我对历史上发展的论述，也能更好地描述我们的现状。我要确定的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将决定本书的最终结构和主题，它们是：灵魂、欧洲和实验。
第一位构建思想史的人也许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他肯定说过，最有趣的历史形式是思想史，不曾考虑各时期主导思想的“历史是盲目的”。伏尔泰（1694—1778）谈到了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应该被看作某种让哲学家（而不是军人、政治家）感兴趣的东西。他认为文化和文明以及此意义上的进步，应当容许世俗的、批判的和经验的探索。
通过讨论他人的理论和论述，我力图展现思想史是什么，能有什么特点。不过，阅读本书的更简单方法就是把它当作传统历史之外的另一种解读：一部没有帝王将相，略去军事战役、帝国征服和停战协约的历史。传统历史书比比皆是，我想读者对主要的历史框架都了然于心。不过，虽然我不讨论具体的军事战役，或某一国王/皇帝的事迹，但我确实讨论了军事战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君王理论以及国王和教皇之间为了争取民心而展开的斗争。虽然我不描述帝国的建立，但是我要讨论帝国思想和殖民思想。
我介绍了许多我认为引人入胜的“小”思想，但是它们很少被纳入传统史书中，尽管它们不可或缺：例如，是谁、什么时候开始把年代划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为什么把圆周分成360°？加号和减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运用到数学中的？是谁发现了大冰期，它是怎么、又是为什么出现的？本书的目的便是去明确和讨论那些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思想和发明。
摘自《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英]彼得·沃森/著，胡翠娥/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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