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缺席者之让-吕克·戈达尔:被顶礼膜拜的搅局者

澎湃新闻 2018-05-14 10:10 大字

编者按:今年的戛纳主竞赛单元共有21部参赛片,其中三部的导演不会在这里现身,或许创下了戛纳历史的一个另类纪录。他们不到场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人在等待审判,有人不再需要荣光,有人被限制出境。然而,红毯上、首映上、媒体发布会上的空位,却使这些缺席者成了戛纳最有存在感的人。

《影像之书》海报

戛纳电影节的第三天,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影像之书》(Le livre d'image)在这里举行全球首映。虽然瑞士与戛纳的距离并不算遥远,但88岁的他还是没有前来,要不然这个五十年之约足以成为永载影史的美谈。不过,今年的戛纳选择他的名作《狂人皮埃罗》的剧照作为电影节官方海报,又将他的新片划入主竞赛单元,已不难看出纪念的意味;而戈达尔从原本的拒绝出席,到欣然在媒体发布会上接受视频连线采访,以他的惯常的作风来说,也算是给足了戛纳面子。

当年,他来到戛纳是为了撤下自己的作品,最终不但得偿所愿,还逼得那届电影节索性取消;如今,他的作品来了,人却不到场,但依旧受到顶礼膜拜,就连掌门人福茂都特意前来发布会围观视频连线。抚今追昔,正可见戛纳对电影及电影人的宽容与崇敬。或许正因如此,电影史的一段又一段传奇才得以在这里书写。

五十年前,逼停电影节

时光倒流五十年,那年的戛纳电影节因受“五月风暴”影响而取消,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届。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电影节大革命运动中,扮演振臂一呼、众人响应的旗手角色的,正是“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

事情还要从五十年前的那个二月说起,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马尔罗宣布了法国电影资料馆的人事变动,一手创办这所电影殿堂的馆长亨利·朗格洛瓦突遭解职,文化部另外指派了新任馆长。此举招来法国知识界尤其是电影人的强烈抗议,戈达尔、特吕弗等年轻导演携手走上街头。面对压力,不久文化部便宣布朗格洛瓦恢复原职,但过去数年来持续发放给电影资料馆的政府津贴,就此暂停。差不多也正是在这时候,以楠泰尔学院学生运动为起点的“五月风暴”爆发,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都有多人受伤。5月10日星期五,两万多名法国大学生、中学生占领拉丁区,靠着街垒与六千多名警察对峙。

在戈达尔的带领下,一群年轻导演要求戛纳电影节应立即暂停就在这同一天,第21届戛纳电影节却在距离巴黎数百公里之外的蓝色海岸如常召开。当天的揭幕影片是修复版的《乱世佳人》,开幕典礼的主持人则是息影已有十多年的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莉。远离风暴中心的戛纳,照例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电影人和媒体人前来朝圣,一切似乎和往届并无二致。息影多年的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莉担任那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典礼的主持人5月13日,有一部分电影人和新闻记者宣布将罢工一天,以示与巴黎街头正在战斗的学生、工人保持团结一致,但他们的行动似乎并未掀起太大波澜;毕竟,有许多参展的电影公司代表、制片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意受到政治事件影响。同一天,特吕弗建议戛纳主席罗伯特·法布尔·勒·布瑞特(Robert Fabre Le Bret)终止该届影展——“电台每小时都在传来新的消息,一家家工厂都已被占领,火车都已停驶,很快就要轮到地铁和公交停运了。在这种情况下,戛纳电影节却在继续进行,那真是太荒唐了!”但遭到布瑞特拒绝。

之后的几天里,表面看来,戛纳各种放映、市场活动仍按部就班,如常进行。但在戈达尔、特吕弗、勒鲁什这几位年轻导演的合纵连横之下,多位导演响应号召,宣布自己的作品即刻退出影展,其中包括法国导演阿伦·雷奈的《我爱你,我爱你》(Je T'Aime, Je T”Aime)、法国女导演多米尼克·德鲁什(Dominique Delouche)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24 Hours in the Life of a Woman)和美国导演彼得·克林森(Peter Collinson)的《火线三壮士》(The Long Day's Dying)三部参赛片。

同时,由12人组成的评审团中,也有人宣布辞职不干了,率先退出的是带着新婚妻子莎朗·塔特一起来戛纳的罗曼·波兰斯基(不过他在2008年接受《综艺》杂志采访时表示,杯葛电影节的做法其实相当荒谬,他当年退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人所逼)和法国名导路易·马勒。稍后,意大利女星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和英国导演特伦斯·杨(Terence Young)也都拒绝继续承担评委工作。

评委中,带着新婚妻子莎朗·塔特前来的波兰斯基率先宣布退出,后来他坦承自己是被迫的5月18日,一场辩论会在戛纳召开,戈达尔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们已经迟了十天,现在必须立即表现出与学生、工人的团结一致来。所以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所有电影的放映活动,即刻全部停止……我在这里说的是要和学生、工人并肩作战,而你们要说的却是推拉摇移和特写画面!你们真是一群白痴!”当天下午,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的参赛片《薄荷刨冰》(Peppermint Frappé)已开始放映,一群抗议者走上舞台,其中包括戈达尔和特吕弗,甚至还有绍拉本人以及他的女友、该片女主角杰拉丁·卓别林(Geraldine Chaplin)等。其中,最勇猛的还要属绍拉,他一把拉上舞台大幕,抵死不让观众看到自己的作品。场内亮灯后,工作人员上台阻止,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戈达尔双手吊在了幕布上,眼镜被人砸落,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影院只得结束了放映。第二天,主席布瑞特宣布,第21届戛纳电影节于当日中午十二点提前结束,比原定时间提早了五天。原定参赛的27部影片中,至此仅有八部完成放映,当年的所有奖项也都未颁出。

最新一期《电影手册》的封面即是当年那群年轻导演为了阻止电影放映,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五十年后,天神下凡

五十年前的戈达尔,意气风发;五十年后的今天,他却越来越像是个遁世的高人,虽每隔几年都有新作问世,但本人却完全绝迹于各类电影活动,连老友阿涅斯·瓦尔达想要会面都不给机会。不过,在专为他代理电影发行事务的法国电影制片人樊尚·马拉瓦(Vincent Maraval)看来,这些都事出有因。

作为法国知名独立电影发行公司Wild Bunch的创始人,过去近二十年来,马拉瓦一直都为戈达尔代理发行事务。老导演此前四部在戛纳全球首映的作品——2014年的《再见语言》、2010年的《电影社会主义》、2004年的《我们的音乐》和2001年的《爱的挽歌》——全都由他经手,甚至与戈达尔沾点边的也不放过——去年在戛纳首映的那部拿他打趣的《敬畏》,也由Wild Bunch发行。

近日,马拉瓦接受美国文化网站Indiewire采访时表示,“据我所知,他其实是很愿意去戛纳的。2014年和2010年他都没去,但那并非他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他本来是考虑要去的,但电影节开始之后,他在电视里看了那些新闻报道,产生了新的想法。他问自己,“我干嘛要去?我现在都一把年纪了,那地方整天乱哄哄的,像个马戏团,去一次真是好累。最关键的是,我都不一定有机会公开讲讲自己的电影,为它的内容作些解释。”他分析了一下,觉得去戛纳已经变成了一件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于是才做出了不到场的决定。因为对他来说,如果去了,电影放完之后肯定还会有记者见面会,到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出现。但问题在于,以往的历史早已证明,每次戈达尔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关心的都不是电影本身的话题,他们提出的全是关于政治的问题。他其实非常愿意好好谈谈自己拍摄的新片,但在戛纳这种地方,记者提的问题肯定都类似于“你怎么看特朗普这个人?”但问题在于,他的新片拍的根本就和特朗普全无关系啊。所以我现在也觉得,他不去反而是件好事。《我们的音乐》和《爱的挽歌》的时候他去了;《电影社会主义》和《再见语言》的时候他都没去。结果我发现,他没去的时候,大家的焦点反而会更多放在电影本身。”

然而,最终戈达尔并没有完全神隐。不知是否为了还五十年前的债,他竟然同意通过法国影评人杰拉尔·勒福(Gerard Leford)的手机视频连线采访。不过,开场之前还是要勒福先哄一番:“你看看,今天来了那么多记者,他们看上去都很友善,就请你好好回答吧。”

何止是友善,记者们简直如同看到天神下凡一般心生敬畏,忙不迭地用手机或相机对着被锁在手机小屏幕里的他一顿猛拍,以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而每一位上前提问的记者在抛出问题前,都要表达一番对他的崇敬之情,有人表示能跟他说上话实在太荣幸了,有人透露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特意学了法语。仿佛提问并不重要,回答也不重要,能跟大神有这么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才是重点所在。就连关于五十年前他把戛纳给搅黄的尴尬往事,也被他轻描淡写地以很怀念当年那些如今已不再的朋友一语带过。

《影像之书》:与电影不远,与艺术很近

再来说说《影像之书》。相比上一部《再见语言》,《影像之书》还是要“好看”一些,但也仅是“一些”而已。全片的题眼就在标题的“书”上,如同文本超脱文字,影像同样可以超脱画面,被拿来读解;形式上,则类似戈达尔之前的《电影史》,以各种影像资料(包括《战争与和平》、《索多玛120天》等老电影以及《周末》、《悲哀于我》等他本人的作品、新闻图像)的剪辑(迷影者可以借此挑战自己的阅片量),按不同主题分成章节,配上他的意味深长的独白,比如“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因为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为什么每个想成为国王的人,最后都成了浮士德”,“文字不可能变成语言”。

电影晦涩,但观影过程却很欢快。我所在的巴赞厅里(相信其他场次也有同样的情况),在电影尾声中先后响起了两次乌龙掌声,引得心领神会的笑声四起,将观影中的阻塞感一扫而空。第一次是在字幕出现时,有几位心急的观众就开始鼓掌,但其实之后还有一段很长的“彩蛋”。到了“彩蛋”时间,屏幕突然全黑,戈达尔的画外音传出,于是又有观众以为终局已至,赶紧鼓掌致敬,然而这不过是老头想熄了灯,再跟观众说几句心里话。待到终于真的完结了,大家才又边笑边迟疑地第三次鼓掌。虽然一部电影能在尾声赢得三次掌声实属难能可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家是否都在迫不及待地等待它结束呢?《影像之书》剧照《Screen》的戛纳场刊上说,《影像之书》在戛纳不像是一次电影放映,倒像是一个装置艺术。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事实上,参与戈达尔新片《影像之书》制作的瑞士“蓝屋”(Casa Azul)电影公司和法国“黑幕(Ecran Noir)”电影制作公司在戛纳向媒体透露,基于《影像之书》拓展而成的大型装置艺术展览,年内有望在巴黎、马德里、纽约和新加坡四地巡回展出。预计其展出规模将达到五六百平方米,内容则包括以《影像之书》为原点发散而出的各种互动艺术体验项目,“届时观众将有机会走进一片由画面与声音构成的森林。”负责此项目的两家公司,信心满满地表示,这件艺术作品与毕加索传世名作《格尔尼卡》可有一比,“区别只在于《格尔尼卡》仅关涉历史某一章节,而《影像之书》涉及的却是整整二百年的人类历史,同时又不忘观照现实。”《影像之书》剧照此外,代表“黑幕”电影制作公司参与《影像之书》的伊朗女制片人蜜特拉·法拉哈尼(Mitra Farahani)还向媒体透露,向来很少在镜头前露面的戈达尔,接下来将会主演自己执导的纪录片《献给星期五·鲁宾逊》(A Vendredi Robinson)。法拉哈尼1975年生于德黑兰,现定居巴黎。此前,她曾凭触及伊朗变性人群体的纪录片处女作《只是一个女人》(juste une femme)受人关注。《献给星期五·鲁宾逊》说的是戈达尔与伊朗导演易卜拉欣·格勒斯坦(Ebrahim Golestan)之间的友谊。格勒斯坦1922年出生,比戈达尔还要年长八岁。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伊朗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伊朗著名女诗人芙茹弗·法洛克扎德多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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