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汉堡大学学生抗议：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减经费
4月中旬，汉堡在漫长的冬季后迎来了春天。
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大学生们高涨的热情。北德人民不用参看巴黎政治学院和索邦大学学生们的口号，完全可以自给自足。4月20号左右的一个星期，当地报纸上均频频出现“汉堡大学学生占领教学楼”的报道和图片。
事情的主要起因是汉堡市参议院决定把每学期开始上课前的大学活动经费补贴从30000欧元削减到12500欧元。而发起这场运动的就是我任职的社会与经济学院——前身是“汉堡经济与政治学院”——的学生。
汉堡大学抗议的学生。作者供图。
诚实地说，我并不很清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学校教职员工的办公室大多不和教学楼在一起。在我的想象中，这顶多就是每隔三五年就会来一次的“学生抗议”：象征性地在学院下面摆几张桌子椅子，扯起横幅，喝点汽水，吃点零食，好“名正言顺”地不去上课——也许因为是文科学院，很多老师会要求学生做课堂报告来计分，当报告是关于某本书长达好几十页的某个章节的内容述评，同时还要面对老师的虎视眈眈和同学们不知会从哪个边角里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上课确实是一件费神的事。
直到4月20日星期五，我在自己的课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打开邮箱，接到了一连串的学生邮件：“Z女士，我们的课还照常进行吗？”打电话给学院教学秘书，才知道事情没有那么轻松：“这个，确实，我们院都被占领了。很多老师把课搬到草坪上去上了。你知道，在美好的阳光下教学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儿……”我强调我的课要用投影仪，所以无法进行草坪上阳光下这种古希腊式教学，请他答应帮我重新安排一间教室。后来的经历证明，幸亏我迫使他答应了这个要求，因为这是我们学院最后一间没有被“占领”的教室。
即使是在1960年代末席卷西方的左翼学生运动中，和法国学生那种由大革命中的街垒巷战传承而来的“激进主义”做法相比，德国学生并没有那么热衷于“走上街头”。“德国人懒于抗议”，是一个流行于在以法国大革命为抗议模本的西方世界的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通识。在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以及部分瑞士——学生更多采取的是“房屋占领”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方式。
你当然可以说，这同德国人的务实精神有关：有那些走上街头的时间，还不如多钻几个螺丝钉呢。公众——包括抗议者本身——对抗议活动的感知却多是叙事性而非理性的。这些叙事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存在于历史中的那些“光辉时刻”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些“光辉时刻”有：1968年左翼学生运动、1982年发生在波恩的反对北约军备竞赛的抗议以及1989年的“星期一游行”。
在1968年前后风行欧洲的左翼学生运动中，汉堡大学也“不是没有故事的同学”：1967年，当时的汉堡大学，也就是汉堡经济与政治学院的学生艾尔哈德·奈克曼递交给汉堡安全防务站高校工作组一篇理论文章。该论文拟出了一份关于“持续的高校叛动政策”战略性草案，主要目的是通过“汉堡大学学生群体的大规模行动”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该文章甚至被一名教授节选，作为口号呈交给时任德国驻荷兰大使：“德国的大学不是处在危机中，而是已经完全衰落。这一切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来改变。”1967年11月9日发生的扰乱汉堡高校校长办公室聚会标志着事件升级到白热化阶段。阿尔伯斯和贝默两名学生打出了后来常常被别国学生引用的标语“袍下——1000年的污浊空气”，讽刺他们眼中过于保守的教育纲领，引得正在开会的很多教授也加入了学生的行列。综合而言，汉堡大学社会学科较强，所以也可以说，学生有政治敏感的传统。
德语区学生更多采取的是“房屋占领”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方式。
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对这些运动的某种致敬。
经过之前几次抗议的“洗礼”，尤其是1960年代末的左翼学潮，几乎给欧洲的学生抗议文化定了调——学生抗议基本上走的都是“教育结合政治”的道路。政治，尤其侧重于社会政策，一直以来的主线是以建立民主为基石，注重民生也就是注重公平团结，同时也能带给人精神上愉悦的“无专制社会”。而教育在其中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以“议会外反对派”式的学生运动的模式，促成政治公共领域的重建。
自博洛尼亚进程以来，德国的大学学制从六年制起的精英教育改为本硕分离，同面向就业市场的“国际”接轨。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教育毋庸置疑会导致整体教学过程更重视效率。这对技术更新快、成果直接与产品挂钩的工科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一直以来都强调抽象理性思辨的德国文科来说，势必使“传统”出现某种断层。虽然博洛尼亚进程已有十年之久，德国文科却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很好地兼顾传统的内涵和新学制的结构的路数。在自由主义市场化经济席卷到教育、医疗这些原本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行业后，文科学生们不得不一边急于注重效率，“市场化”地完成学业，一边感叹那种由沉淀而来、自由而厚重、文采飞扬的讨论氛围不再。
从这个方面来说，本次运动简直就是绝佳范例：话题由敏感的钱开始发酵，渐渐发展到“学制太过专制，没有自由讨论空间”，“课业压力太大”等带有政治色彩的讨论上。
另一方面，抗议文化又不仅仅指抗议者的组织形式和题目内容，还包含抗议者同政府当局（譬如，德国从政府结构上不像法国那样是强中央政府制，从政府文化上又不像同为联邦制的瑞士政府那样致力于达成共识）、旁观者和媒体之间某种心照不宣的“路径依赖”。换句大白话说：之前是怎么做的，这次还怎么做。
4月20日，我一到教学楼就迎上来几个站在原定教室的走廊门外一筹莫展的学生。我把改地点的通知钉到原定教室门口，又踩着高跟鞋、抱着电脑和上百页材料跑了半个校园去借投影仪数据线——因为占领运动，本院设备部不开门了——连着两天，在从窗外的校园传来的时有时无的摇滚乐中讲完了课，感觉自己不是走而是爬出了教学楼。
4月21日，我下了课，教学楼管理员进来收拾教室，嘟嘟囔囔地同我说：“您知道，德国选择党我是绝对不会选的。但是，您看看！”他指着走廊上喷满的涂漆：“还社会与经济学院呢，这简直就是反社会型人格。在别的教室里面，他们在那儿吃饭喝酒睡觉，谁进去就把谁扔出来。这样的事情，德国选择党是希望拿到媒体上去报道的。然而您在报纸上见到了吗？”他一根手指扒着眼睛向下拉，做出个鬼脸：“都被压下来了！”
到了4月23日，报纸上关于汉堡大学占领运动的报道早已销声匿迹。然而实际上，占领依然在继续。社会与经济学院所有有教学任务的教职员工收到一封关于教学楼被占领，相关授课人员要考虑改期或者改地点的内部邮件。办公室的入口处甚至放了一沓学生写的呼吁书。说是呼吁书，因为它乍一看像是一封写给教员们的信，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份宣言，因为它的标题是“教学楼被占领了！”，结尾也没有“诚挚问候”，而是“我们诚挚邀请您也来参加抗议，详情请见……”。这份宣言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老师们：在您的课上，我们不仅仅是学到，而是更深刻的理解了一个只看重钱的社会所具有的诸多问题。您教给了我们一个道理：有很多比新自由主义更好的社会模式。只可惜，今天汉堡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却正在以最大的限度践行新自由主义。”
就个人经历而言，与1968年盛行于西方的学生运动相比，本次运动连“议会外反对派”都不太像。因为，如果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翼尚以“议会外反对派”的形象反对体制内专制，最近的学生运动却反对的是建制本身：一边鄙视政治，一边认为政治确保每个具体个人得偿所愿是理所当然。
然而它为什么又会通行无阻呢？也许部分答案在同为“中层”的同事对我叨咕的这句话里：“校董会也是支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校董会需要学生会的票来被选为校董。”
（笔者注：本文写于2018年4月25日。截至4月30日，汉堡大学的学生占领运动还在继续。如果读者有兴趣，欢迎关注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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