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焦虑：你是感染源，还是感染者？
在知识付费出现前，流行过两句话，一句是：我喜欢学习，学习使我快乐；另一句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学习只是你穿的保护色。这一对答放到今天知识焦虑的语境下，也恰如其分。
从前，人们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如今，人们打开一本书后，第一件事可能是拍张照发到朋友圈。
“拍张照发到朋友圈”，8个字，需要的时间却是30分钟。拍封面，扉页，还是被自己画了线的内文，这是一个问题。书充满整个镜头，还是带出一点家里的背景，比如摆满了书的书架，或者高高摞起的一堆书，还是索性让墙上那幅画入镜，这是另外两个问题。拍十来张，选出其中一张光线、角度和背景俱佳者，再打开一个滤镜软件，选一款最具书香味的？还不算完，这张图配什么文案，这是第四个问题。
等一切完成，还要期待朋友圈的点赞和留言，焦虑恰恰刚刚开始。不过，开始的是社交焦虑，缓解的却是知识焦虑，听上去是个并不划算的买卖，但至少，“我读了书了，今天的学习配额可算完成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在读书，缓解的是本人的知识焦虑，这可能是“知识大爆炸”时代了不起的乾坤大挪移。
还有一种腾挪也很奇妙，知识付费APP里，有一款服务是解读书目，你可以在20分钟或半小时听完一本书的概要，比如听完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只需要5元钱历时29分钟，或者，干脆听一本《住在我心里的猴子：焦虑那些事儿》来缓解缓解焦虑。
大部分知识焦虑的发生场所是在线上，微信朋友圈、豆瓣或知乎等社交网络是最常见阵地。我采访的人当中，有些人制造知识焦虑，是感染源，有些人则是焦虑感染者。
“别人不会的东西，我会”
1985年出生的臧卓然在一家投行上班，一周工作100个小时是他们投行从业者常挂在嘴边的话，但臧卓然每周还要“挤出5个小时”去北京语言大学上两节阿拉伯语课。这是他学的第6门外语。
“6”这个数字可能并不准确，他自己有时候也搞不清楚究竟学过几门。臧卓然高中毕业后去了英国，先在威尔士大学读政治学，念硕士又到了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 wick）。在威尔士大学，臧卓然在几个第二外语里选择了法语，他发现，自打懂了法语，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就跟从前不同了。这对历史迷来讲是个特别大的福音。学完法语，他又紧接着捧起西班牙语教材。
臧卓然危机感很强。他发现公司新进的一个实习生，做Excel表和PPT都比自己厉害，几乎是刚看到交到手里那张齐整清晰的表格，他就会立刻感到焦虑。
当然也不可能真的去重新学习办公软件。“那帮孩子大学时就考出了会计师证，脑子又快又好，身体好能熬夜，那怎么办？只能跟他们比混社会，比人文涵养。”
学完西班牙语，不过瘾，臧卓然开始向希伯来语、古希腊语进发，由此，他开始读《古兰经》《圣训》。有一回在耶路撒冷，同事们吃惊他怎么到了这儿还能跟当地人谈笑风生。“这不就是优越感嘛。谈笑风生这个事儿，跟具体谈什么内容没关系。”臧卓然说。每当此时，臧卓然的焦虑大量得到缓解，“别人不会的东西，我会”，这种优越感或许正在帮助他应对90后们携高智商和高学历来势汹汹造成的压迫感。
学习越来越小的语种，缓解越来越大的焦虑。古典叙利亚语是他刚刚瞄上的语种，整个中国还没有哪个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直到不久前，北京大学来了一位日本学者要讲讲“闪米特语族中的古典叙利亚语”，他去听了。教室里近40位同学，大都是希伯来语或拉丁语专业的学生。他这个干投行的显得很异类。
“快来学我”
相比于臧卓然，用其他冷僻知识处理职场焦虑是优越感实现的途径之一，另一部分人则需要以职场知识来处理内心焦虑。
90后Leslie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长相甜美，签过经纪公司，最终觉得演员这条路不适合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做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公司节奏相对稳定，所以她总是在开车上下班路上听音频书，“一本书花半小时就能听完，效率很高”。
她入坑是从一个知识付费大咖的演讲开始的。一个朋友把演讲分享给她，她听着觉得挺有意思，但是要听完，就得下载APP，从此成了付费用户。很快，她被拉进了若干个相关的微信群，大都是陌生人，但很多人买了课程就会分享到群里，“像念书时那种互助互利的学习小组”。
某种程度上，这些软件本身正是焦虑的生产者。打开，像是进入一个知识超市。第一次进入界面看到精品课、免费专区和订阅专栏等诸多项目，一个个都像在摇旗呐喊着“快来学我”。有的软件内部，单列一栏叫“知识账本”，仿佛暗示不是我想要学习，而是我“欠了知识一屁股债”，学一本就还一点债。
Leslie很少在微信朋友圈晒学习成果，因为那样做得截图，显得太刻意。但是线下遇到使用同一软件的朋友，大家会互相拿出来，比一比各自的学习时长，这个数字就在知识账本里清晰可见。
她还使用过一个常见于微信朋友圈的阅读打卡产品。主要是学英文，每天固定时间学习，通常只学10分钟。Leslie一开始还做得挺认真，从迪士尼系列，逐渐学到了欧·亨利的小说。“但有时候为了打卡，学得很潦草，学完要做题，但反正做对做错也还是能打卡。”后来慢慢就趋向于完成任务式打卡。再后来，有个周末空缺了两次，接着再读到的内容跟不上，索性就放弃了。
Leslie的朋友圈里有好些创业者，她注意到，他们长年累月地坚持发朋友圈，例如，“目标一年一百本书，半年就把这些书听完了，超前完成任务”。往往也是同样几个人，加班到凌晨两点或一天飞了几个城市，这些也是一定要发朋友圈晒出来的。
创业者们的知识焦虑通常就用100本书或1000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缓解，就像完成KPI（关键绩效指标）。Leslie的理解是：“有些创业项目暂时见不到成绩，他们就需要不断向投资人表明自己一直在学习。”
“学习使人快乐”
也有小部分人在意的是知识本身。
“学习使人快乐”，倘若没有这一类型的快乐，焦虑应运而生。但缓慢获取知识带来的快感，似乎正在被快速通道消解。“我知道别人在朋友圈看一篇5分钟的文章，肯定不如我一本书一本书看下来的扎实，但是因此获得的快乐呢，会不会跟我那么多年的学习一样多？”一位杂志编辑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圈里满天飞的干货和各类浮于表面的文学艺术解读，显然正在成为这个疑问的注脚。
看上去，“学习使人快乐”正在以可以量化的方式，在知识付费语境里更迭出新的语义。快乐原本无法量化，但在知识付费语境里，快乐没准儿就是199元买12堂心理学的课，或者299元包年，全平台大书小书任意听。只要299元，解决一整年的知识需求，这样一想，那可真是划算的买卖。
家住河南郑州的书评人思郁曾是这类听书音频的生产者。知识付费兴起后，他陆续接到一些音频的解读约稿。“对我们这些长期写书评的人来讲，一个字一元，这个价格很诱人。”他接了若干个这样的“活儿”，要求是把书面语变为大白话，并且有公式有模板，思郁立刻明白，“这种工作，跟创作毫无关系，也根本不是书评”。
其中那本马尔克斯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的解读工作，他拖了整整4个月。“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所以就越是整理不下去，把马尔克斯的一生整理成七八千字？那我当舍弃他的童年部分，还是省略他当记者生涯那一段故事？”最后勉为其难地交了过去，并打定主意不再干这类工作。
与此同时，思郁在豆瓣上有3万多粉丝，他标记“想读的书”36178本，“读过的书”2793本，但标记“想读”不会产生焦虑，书买来没时间读才会。思郁说他家中藏书上万本，每年真正读完的书数量在100本左右。“看多少本书，我不定目标，否则会更焦虑。但一年100本差不多是我读书的极限，要吸收要整理，真不知道那些每年读300本的人是怎么完成的。”
每年，思郁都会列书单分享给豆瓣网友，某种程度上，这也为网友们制造了一点点知识焦虑。豆瓣上一个名叫“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小组，成员有36.4万之多。另一个多达70多万组员的“每天提前上床N小时我们一起读书”小组，在朋友圈打卡读书出现之前，就有人在此发帖阅读打卡，如今仍十分活跃。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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