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的统治术
近日，美、英、法对叙利亚的轰炸再度把叙利亚危机的伦理困境置于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这一悲剧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在2017年1月，《雅各宾》杂志刊发了纽约社会活动家于瑟夫·卡里尔对叙利亚学者、叙利亚草根运动研究专家亚瑟尔·穆尼夫的长访谈。十五个月后，虽然局势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再回头看这篇访谈，依然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叙利亚危机。《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摘编了该访谈，并在重新编辑后分为三部分发表。
第一篇聚焦于阿萨德政权的性质，和复兴党的保守转向，使叙利亚在去殖民化后，很快就进入了新自由主义和警察国家体制。而理解解叙利亚的政治危机，除了认识到叙利亚内部的政治语境，还需将其阿拉伯革命的图景之中。
第二篇关注叙利亚活跃的各类反对派组织的复杂局面，受访者穆尼夫提醒我们，理解反对派的时候要超越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对立想象，反对派通常操持着宗教语言，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宗教极端主义者，这是因为政治空间被破坏殆尽，让清真寺成为叙利亚仅有的政治表达场所。
第三篇则聚焦于地区和全球势力在当地的利益诉求，和对左翼“反帝国主义”认识框架的反思。
这是一场有着不同叙述视角的战争，它有时被称作“叙利亚内战”、有时被称作“叙利亚革命”、有时被称作“叙利亚危机”。在真实战场外，话语同样是一个战场。本篇尝试的是从沉默的、被边缘化的叙利亚底层抗争者视角来叙述。穆尼夫强调，当我们试图理解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运动时，应避免把所有问题都简化为国家中心论和地缘政治问题，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一下小规模政治运动和草根运动的力量。这些政治运动往往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上展开的，并且在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卷入其中或者对这个地区的局势毫无兴趣，而只是采取“反帝国主义立场”的话，将很难理解和认知这些政治运动。
2013年9月12日，叙利亚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 视觉中国 图
理解阿萨德政权：从民族主义到去激进化
卡里尔：你会如何描述叙利亚政权及其发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穆尼夫：叙利亚政权目前存续了至少四十年。这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宗派主义的，近年来还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权。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是现在的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他在1970年夺取大权，并孤立了他所倚靠的叙利亚复兴党（the Ba”ath Party）中的激进派，这一派系由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领导。从那时候起，哈菲兹·阿萨德就展开了对复兴党的去激进化工作。
最开始，叙利亚复兴党得到了来自中产阶级、农民以及社会边缘群体的支持，站在地主的对立面，但支持者最初的政治理想此后开始幻灭。事实上，哈菲兹·阿萨德开始推行更为保守的政策。上世纪60至7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开始登场，并且，哈菲兹·阿萨德也开始在经济层面放松管制。
1972年6月6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右侧）与苏联总统人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合影。 参考消息 图
一开始，国家的经济体制显然是更加集中化的，一些人还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例如占大部头的公有制经济等。上述这一体制的各种组成随后都被哈菲兹·阿萨德和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所取缔，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开始推行更大规模的私有制经济和私人资本。一些国营经济部门被解散，国家补贴停止，社会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立大学等。这通常被认为是叙利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这个政权还结合了警察国家体制，它基本上监视着一切政治行动和活动。显然，政治活动在叙利亚是非法的。工会也受到了全面压迫，并且早在1980年代就被取缔掉，因为1980年至1981年爆发了几场罢工运动。罢工运动的领导人们被送进监狱，许多人最终逃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把复兴党的成员们安插进工会里，让他们来领导工会。至少好几十年以来，叙利亚毫无政治空间可言。
阿萨德政权同样是一个宗教政权，它操纵着两套不同的话语。在公开场合，该政权把自己包装为世俗的、尊重女性等的面貌；不过，它同时也使用着一套非常宗教化的话语。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对此会有误解。一些人相信阿萨德政权实际上是中东地区的一股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叙利亚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并不准确。
我认为，叙利亚当局把自己包装成现代的、世俗的、反宗教的以及尊重女性的形象，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手段非常高明。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叙利亚有着不同的教派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共享同一片政治空间，但其实这一印象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实际上，阿萨德在逊尼派和阿拉维派之间、复兴党和军队之间制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以维持他的统治。显然，一旦没有阿拉维派的支持，他就没法维系权力，同时他也需要借助逊尼派的力量。他通过许以某些将军和商人以重要职位来做到这一点，但每当冲突出现，或者在每次清洗过程当中，阿拉维派都做得更好，并在军队、安全机构以及党内都占据着更具战略价值的位置。阿萨德政权通过挑起逊尼派里的城市阶层和农村阶层的冲突，以及不同地区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利用这些冲突和分歧左右周旋，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1980年代早期与穆斯林兄弟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叙利亚当局击溃了穆斯林兄弟会叛军，在哈马（Hama）进行了大屠杀，死亡人数按照各方统计，介于2万到4万人。为了彻底摧毁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政府甚至允许一些沙特阿拉伯的酋长们到当地开办宗教学校，向民众灌输他们的瓦哈比教义。这一切都得到了沙特当局的认可，只要他们同意不支持穆兄会。阿萨德政权利用这种种矛盾，并且在某些人群中散布宗教话语，而与此同时，它却也表现出一副世俗的、现代的模样。
顺便一提，这种双重话语还在继续着。这一点也使得那些只看到叙利亚宗教化的一面，或只看到其世俗化的一面的人们感到困惑，这也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或者你想看到什么，但这两种话语都是由叙利亚政权推行的。叙利亚政权并不把宗派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机制，而是当作实用的工具手段：它让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互相攻击，利用这一点来巩固权力，而不是像ISIS那样把宗派主义作为其统治的基础。
巴沙尔是老阿萨德的次子，在哥哥死于车祸后被紧急从英国召回，在电话里，阿萨德严厉地对他说：“你必须要继承哥哥的道路。”图为巴沙尔在老阿萨德画像前。参考消息 图
卡里尔：阿萨德的拥趸们宣称在他们的总统的带领下，叙利亚各界保持着高度的团结，并且由这位“民选”总统带领着他们抗击外国侵略。那么，阿萨德获支持的基础是什么？又表现为什么样？
穆尼夫：阿萨德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支持，不能否认这一点。但阿萨德政权一直以来都在使用霸权和武力来巩固权力，所以有一部分民众其实惧怕阿萨德当局。因此，他们不愿意进行抗争，也不愿加入叛军，因为他们可能会落得不好的下场。像我刚刚提到的，阿萨德当局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和策略来分离各派民众，包括城市与农村的人们，还有中产阶级和住在临时居住点的穷人们等。
利用这些不同的分歧与对立，挑起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攻击，甚至采取宗派主义手段，例如让基督徒和犹太人彼此攻讦，阿萨德当局得以安抚一部分民众，并传递出双重信息。部分民众畏惧阿萨德政权，并因此不愿意加入反抗大军，也不愿意支持抗争。他们之所以被视为是阿萨德的支持者，是因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并不支持阿萨德，但在当局的安全机构和分布在各个城市的军队面前，却又没法真正地反抗叙利亚政府。
一部分叙利亚人，包括一些少数群体在内都相信，叙利亚政府是他们唯一的保护者，对他们来说，这是最不糟糕的情况或选项了，而其他选择相比之下都太难让人接受了。也因此，他们宁愿保持沉默，并且不反对叙利亚政府。我认为，还存在相当一部分这样的少数群体，也因此叙利亚当局得以打出保护少数群体这样一张牌。这张牌在叙利亚西部打得很奏效。每当你在保护所谓的“基督徒”或者其他“少数群体”时，这都会被视作是好事一桩，因为显然逊尼派会被视作威胁。这其实也是某种东方学的想象——逊尼派是多数族裔，因此他们就势必会对少数群体产生威胁。
2000年7月17日，巴沙尔-阿萨德在大马士革参加叙利亚议会会议，巴沙尔宣誓仪式，正式成为总统。参考消息 图
一部分叙利亚民众也从当下的政局中获益，或者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因为当前的动荡而受到什么影响。有一些富裕的社区是完完全全和当前爆发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毫无瓜葛的。这些富人并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叙利亚政府也很聪明，他们避免让这些富人知晓任何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冲突。通常，叙利亚政府会更加自相矛盾地、并且不愿意对这些富裕社区动武，以避免这部分民众挑起冲突或者疏远当局。
我认为一方面这个政权是霸权和暴力的结合体，但同时还有一小部分民众，例如许多阿拉维派人士，相信假使阿萨德政权倒台了，那样子他们就面临更加直接的威胁，他们可能会无家可归，还会遭到逊尼派的威胁。我不认为阿萨德有什么稳固的基础，在我看来，它只是在各方势力的冲突和分歧之间游走以巩固自身的权力罢了。
政权危机：革命？内战？代理人战争？
卡里尔：那么导致反抗阿萨德当局的行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穆尼夫：很显然，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长达四十余年的威权统治。我认为反抗行动的爆发是威权统治引发的内部原因，与政权自身濒临极限、以及当地与全球政治导致的种种因素相叠加而成的。
国内外的种种因素都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复兴党曾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鼓吹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但后来，它很快地转变为一个更加温和的党派，尝试去激进化，并且颠覆了旧复兴党在1963年至1970年之间所追求的许多进步的政治目标。在我看来，新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属巴沙尔·阿萨德的堂兄拉米·马赫洛夫（Rami Makhlouf），他就是腐败和叙利亚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象征。有些人曾提到，2007年到2010年之间爆发的旱灾，在分裂部分民众和边缘化的农民群体，并把他们驱赶到大城市的郊区，形成“苦难地带”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认为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并非主要因素。
在这些内部因素之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叙利亚内战和更为广阔的“阿拉伯革命”语境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把叙利亚内战放置在阿拉伯世界爆发的“革命”浪潮下，我们将无法理解叙利亚发生的一切。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意味着极权主义在这一地区的终结。它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即便可以也只是短时间的勉强存续而已。
巴沙尔的弟弟迈哈尔·阿萨德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他生于1968年，在老总统的4个儿子中排行第三。图为老阿萨德、巴沙尔与迈哈尔一起的宣传画。参考消息 图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阿拉伯地区我们将拥有民主政权。或许我们将迎来极权主义的全新版本——例如军事化程度更甚等——但过去三四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阿拉伯地区的政权，在去殖民化之后将无法继续存在。基本上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境况中，并会在这一地区开启一个新时代。叙利亚和这一历史进程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不能把叙利亚从该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开来，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下理解这一切。
最后，还有一个语境，即全球金融危机。我认为这一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反对浪潮，而阿拉伯的反对声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政治之间一定就存在某种直接的或决定性的关联。阿拉伯地区，以及叙利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然，经济危机和在此之前爆发的粮食危机，也对阿拉伯世界和叙利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也最终导致了抗争的爆发。
卡里尔：我们该怎样理解叙利亚当前爆发的冲突呢？那是一场革命吗？有的人管它叫内战；另一些人称其为国际代理人战争。我们要怎样去理解这场冲突，抗争的矛头又为什么主要对准了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穆尼夫：首先，我想说的是叙利亚危机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其一，这是一场有着多重分歧的、极为复杂的冲突；其二，这场冲突的局势其实很简单。我想我们有必要同时把这两个层面纳入到一起考量。
叙利亚局势的简单之处在于，它是一场反抗暴政的国民革命，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这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确实如此。这也是理解叙利亚现状的一个关键。我认为，这甚至是理解叙利亚现状的切入点。显然，叙利亚局势也存在诸多复杂性以及令人疑惑的地方，但我认为，必须认识到“革命”源自对叙利亚总统及其政权的反抗，才能让我们真正地理解叙利亚冲突。
很明显，叙利亚政权就像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一样，都知道它们无法长时间地打压民众的和平起义。当权者必须通过制造一些令人疑惑的现象来搅浑水。它是故意这么做，而且很早之前就开始这么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局要用武力镇压民众的和平抗议。如果叙利亚政府只是单纯地反对和平抗议和改革等诉求的话，我想它们可能早就失去战斗力了，也因此，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制造混乱。
其中之一，就是叙利亚政府很早就开启了军事化行动。当局制造了地区性的暴力冲突，通过日复一日又日复一日地杀害和平抗议者来达到目的。早在叙利亚起义走向军事化之前，就有上千名示威者被当局杀害。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人民最初并没有选择拿起武器来反对叙利亚政权。
实际上，许多反抗的支持者们都坚信，一旦反抗走向军事化行动，那他们就输定了。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意识到军事化已经不是可以选择的了，而是人们保卫自己以免受叙利亚当局伤害的唯一途径，因为当局并不愿意退让，也不会答应任何一项改革诉求。
当局利用的第二种手段是对运动采取伊斯兰化措施，监禁和关押抗争者中的世俗派，折磨他们并杀害他们中的许多人。这些人被当局认为是叙利亚政权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就像当局屡次强调的一样，叙利亚政府在2011和2012年释放了许多参与抗争的伊斯兰信徒。这些人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主要的“圣战”组织，包括“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Ahrar Ash-sham），“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以及基地组织等的领导人。
叙利亚政府采取的第三个措施，是采用宗派主义策略，通过打击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村庄，以确保这两个群体之间不会达成联盟，尽管这是当局早就已经在施行的措施。显然，各群体的结合对叙利亚当局来说是一个重大威胁，因此当局要花大力气制造逊尼派、什叶派以及基督徒之间的分裂，确保他们不会结成某种联盟。
阿拉维派同样被被当局盯上，他们遭遇了诸多暴力镇压，往往会丢掉性命或者被投入监狱。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因为支持抗争而被囚禁在狱中。他们也被视作是对政府的一大威胁，因为当局不希望阿拉维派中出现任何一点反对的声音。
最后一点，我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也通过邀请伊朗和俄罗斯加入战局，使得国内的抗争变成一个国际问题，而这也使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参与到其中，使得叙利亚的局势变成多方角力的战场。在我看来，这是由两个因素结合而导致的局面：一方面，当局捣毁并消灭民众的反对声浪，确保这些反对声音消失无踪，并推动那些有助于瓦解叙利亚抗争的策略的施行。
正如Gilbert Achcar所说，这是一场有着不同叙述视角的战争。话语同样是一个战场，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种种话语不仅仅是对当前局势的表述，而且是战场上的争夺。这也是为什么推动早已完全被孤立的、沉默的、被边缘化的，而且在许多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底层抗争话语叙述会显得如此重要。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强调这一抗争的重要性，以确保人们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
卡里尔：一些左翼人士称我们应该停止对巴沙尔的妖魔化。我想回到前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巴沙尔·阿萨德会成为这场运动主要的针对目标？
穆尼夫：阿萨德政权基本上是围绕着个人崇拜而建立起来的。埃及和叙利亚有很大的不同。埃及是成体制化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纳赛尔之后，埃及还有萨达特、穆巴拉克等人出现。埃及的统治并不是维系在某个家族或个人或派系之上，这和叙利亚不同，后者的整个体制都依赖于单一派系、单一家族以及单一的个人。
正因如此，巴沙尔成了抗议群众眼中的斗争对象。我不清楚为什么一些左翼人士不愿意去理解叙利亚政权的内在结构，以及这个政权在多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个人，围绕着他的父亲在转，在这两位的四周环绕着的是大大小小的口号、意识形态还有街头的涂鸦。
从许多角度来看，如果巴沙尔垮台了，我想这个政权也就时日无多了，因为它的存在，建立在巴沙尔这个领导人和整个政权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上。就像我刚说的，在埃及和其他国家，（与叙利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统治都是成体制化的，因此统治者可以轮流上台，我想这样的情况在叙利亚不可能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叙利亚几乎没有人能够取代阿萨德，同时还维持威权统治。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各界以及那些资助阿萨德的势力无法为他寻找到接班人。
（翻译：庄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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