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和“同时代”：勃洛克的《十二个》
勃洛克，1907年。
《勃洛克叶赛宁诗选》，郑体武、郑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同路”
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的最后杰作《十二个》,引我们回望整整一百年前。时间：格里高利历/朱利安历1917年底。地点：俄国首都彼得堡。二月革命居然已经显得遥远，载着列宁的火车早已像“子弹一样”（茨威格语）射中芬兰车站，这位政治巨人看似疯狂的局势诊断证明是二十世纪极富洞察力的历史决断，苏维埃行动了，十月革命爆发了，冬宫攻破了，临时政府垮台了……然而革命仍然在泥泞的冬天艰难前行。
漆黑的夜。
洁白的雪。
风啊，风，
刮得让人站不稳。
风啊，风
吹在神的世界中
推倒一个辽阔而复杂的老旧帝国，建立一个世所未有的新社会，俄罗斯革命在当时被认为是“所有革命中最混乱、最无定形的革命”（托洛茨基）。然而，不论当年的在场者还是今日的研究者都会强调，这场席卷了看不到边的土地、触及了数不胜数的灵魂的革命，同时也有着明确的主舞台：彼得堡的街道。
狂风撕扯着
洁白的雪花，
雪的下面——是冰。
路好滑啊，好难行，
勃洛克是属于彼得堡的诗人，他无比钟情、分外熟悉的旧俄都城现在是暴风雪的中心。诗人写道，在它的街头，两座楼房之间挂着绳子，悬挂着标语“Вся власть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布罗茨基曾不无夸饰地迷信，普希金是第一个把“灵魂”一词用到俄语诗歌中的人，那我们是否可以说，勃洛克，沙俄贵族的最后的爱情歌者，却是第一个把“立宪会议”标语用在俄语诗歌中的人？勃洛克在他长诗的彼得堡街景描写中提到这句，并非偶然。去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评选着和当年俄国大事变有关的文学作品：鲁迅曾译介的《铁流》和《毁灭》、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乃至于契诃夫《第六病房》和屠格涅夫《处女地》，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名作中，只有《十二个》是完成于革命的进行时，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初；其余作品要么出现在革命之前，揭示了它的不可避免，要么产生于革命之后的回顾与反思。在革命的发生现场，有诗的位置和可能吗？自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以来，革命与诗之间的时间错位就一直刺激着现代文学的神经。法国大革命的同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写过长诗《法国革命》，然而那是隔岸观火的想象。浪漫主义研究名家M. H. 亚布拉姆斯更早已以威廉·华兹华斯为例指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不仅常常是“革命之后”的诗，而且是“革命失败之后”反思、理解和消化这场“失败”的诗。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史表述中，从雪莱到高尔基，革命诗与其说是革命中的诗，不如说是革命之前的预言诗。预言模式也在最近的浪漫主义研究中激起了更多关于现代诗的政治意识的理论思考。具体到俄国革命，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在当时就挑衅性地说到，在革命的震中，俄国文学停止了存在。回到我们的中文语境，鲁迅先生——受过托洛茨基的影响——在国民大革命时期也尖锐地指出，所谓革命文学，只是革命前和革命后的文学，真正革命的时期，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忙于斗争而不暇，哪里有诗？
[苏]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韦素园、李霁野译，未名社 , 1928年2月初版。
然而，《十二个》就在革命的发生中发生了。它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在现代世界文学中的光谱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释放一种独特的色晕。没有什么比这首诗更靠近地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同路”。于此，我所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十月革命和俄语现代主义，而是现代诗的历史想象力及其政治突变，是这种在革命之中并以革命为题材的写作可能性——及其不可能性。更进一步，我想展示出，《十二个》的内容不仅是一场正在进行的俄国革命，而且是诗歌本身的革命。
然而，托洛茨基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在这位革命家看来，勃洛克或许勉强算是一个“同路人”，因为他努力“走向我们”，并因这“走向”而自我毁灭；但诗中十二个赤卫队员的巡逻并不能代表真正的“革命”之“路”。出于几乎相反的理由，也早有另一批人反对将此诗视为“革命诗”；正如托洛茨基已经暗示到的，那些要挽救俄国诗歌于政治风暴的批评家并不认为勃洛克真的是在写革命——他其实是在写俄罗斯灵魂，写救赎和精神，写……
然而，还是托洛茨基，他又坚持认为，这首诗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也就是说，勃洛克的“转向”、爆发和毁灭，如果不是内在于革命的，却至少是与革命真真切切“同时代”的。
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把这首诗读解为“革命诗”？或许需要从“同路”的问题转到“同时代”的问题。
《鲁迅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
革命与圣灵降临的时间
革命是“暴风雪”，是“管弦交响”（勃洛克），是急流漩涡，是……关于革命，俄国文人们总能找出最激荡心灵的比喻。然而，革命不是修辞，它首先是——也最终是——“卑贱的，麻烦的工作”（鲁迅）。《十二个》中彼得堡夜色渐深，漆黑中十二个赤卫队员一边警惕着阶级敌人，一边回想着和妓女们的狂欢联谊。但是，听说卡奇卡已经别恋某军官，在由妒忌引起的打斗中，彼特鲁哈一时冲动开枪射杀了这位好姑娘。彼特鲁哈陷入内疚，而战友劝他，革命的压力这么大，没有时间悲伤。于是大家去找一户资产阶级：“快把酒窖全撬开，/穷人要来喝一喝！”涅瓦河上钟楼寂静，十二个人继续挨冻巡逻，身后是旧世界这只“癞皮狗”，前方是一面红旗，是——
……一个刀枪不入的人
被纷飞的暴风雪遮住，
踏着晶莹的雪花，
迈着轻柔的脚步，
戴着白玫瑰的花环，
把血红的旗帜挥舞，
前面——是耶稣基督。
在革命的紧急时期，徇私而冲动杀人，这种情况有没有？托洛茨基说，当然有。无目的的、报复式的抄没，这种情况有没有？托洛茨基说，当然有，但这些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历史真面目，而是“和革命相伴”的污垢现象。勃洛克曾吟咏的彼得堡石板路，在诗中已经成为了“十月革命的石板路”。诗人正视着而且欢迎着旧世界的破灭，但还不理解这“破灭”的内在意义。他于是“用基督来装饰革命”。托洛茨基结论是：“然而无论如何，基督总不是革命的出产，不过是过去的勃洛克的出产。”（鲁迅译）
十二个赤卫队员对应十二门徒，红旗对应耶稣。结尾圣灵降临的叙事成为了关于《十二个》解读最多、争论最纷繁的一点。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阐释角度是俄罗斯东正教宗教精神。东正教蒙难来到这北方的冻土，莫斯科成为了第三罗马。耶稣受难是和人类定下的“新约”，而他的重来，也就是圣灵降临，将是“第三约”，将是最终的审判和救赎。俄罗斯人从而总感觉到自己承担着全人类的历史责任。革命为这种宗教潜意识提供了新的实在感。于是，革命和圣灵降临之间出现了隐形的等号。即便在东正教发展内部，也有类似的感觉。赫克就在他的宗教研究中认为，沙皇专制压抑了东正教的灵性，而革命或可带来这灵性的解放。《十二个》是否就指向革命的灵性呢？不乏研究者细腻地梳理诗中的基督寓言构造。于是，彼特鲁哈是不是代表了三次不认主而终于建立教会的门徒彼得？谁又是十二人中的犹大？美丽而不幸的妓女卡奇卡是不是就像抹大拉的马利亚或《浮士德》中的甘泪卿，她代表着“永恒之女性”，将在圣灵到来的日子以天使面目宽恕有罪的（男）人？毕竟，彼特鲁哈们不仅高喊着“前进吧，工人们！”而且也在内心独白道：“上帝啊，让你的女仆安息吧……”
[俄]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有人把此诗解读为关于俄罗斯精神的礼赞。这是恐怖的俄罗斯，也是圣灵的俄罗斯，一切污秽都被接受，也被宽恕。不过，尽管我们不必学托洛茨基，像警惕“敌人反扑”一样警惕这一“非政治化”视角，但必须认识到它的局限。只要放宽一点眼界就不难发现，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文化中，革命已然反复被比喻为耶稣重来的体验，革命的历史观成为了一种世俗的终末论。即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也仍有一些浪漫主义因子闪烁着最后救赎的修辞，这已经是思想史家们的共识。乃至于，发生在非基督教传统中的革命，也会自带政治神学的光晕：日本学者曾把中国长征比附为出埃及记，而郭沫若曾总结人民民主专政为“永恒之女性”的胜利。回到勃洛克，他早期关于爱情、死亡和心灵的诗篇也充满了“降临”感，仿佛在“天国的门边”，生命的“秘密”即将揭开：“意外的喜悦就要降临。”“群燕低飞，行色匆匆，/暴风雨就要来临，/黑夜正盯着你的眼睛。”这当然可以从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但也包含着隐微的政治书写，折射出普遍存在于1905年革命前后的方生方死的历史感。1905年革命遭到血腥镇压，勃洛克在《佑护天使》中写道：“我们将复活？将牺牲？抑或死去？”而这首诗被当时的检察官看作“政治谋杀赞歌”。天使缄默了，诗人决定“接受你——/为这苦难和折磨、流血与牺牲！”与其把革命史视为圣灵叙事的现代世俗版，不如把降临的修辞视为一种革命时间的体验模式。
著名日本学者丸山昇在研究鲁迅对托洛茨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译介时已经点明，托洛茨基是作为“革命人”在读解《十二个》。这位政治领袖认为革命终究对勃洛克是陌生的，而勃洛克也不理解革命“内面底意义”，但他也在《十二个》中看到了勃洛克沉默之前、抒情诗覆灭之际对历史突变的“承担”。有着“中间物”意识的鲁迅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对“同路人”的过渡期文艺产生同情的。不过，在我看来，托洛茨基也终究不能深入到现代抒情诗的“内面”，没法看到另一层承担：如果从圣灵化为红旗的结尾回望全诗，我们或可辨认出现代诗的时间修辞的突变。
[日] 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
“同时代”与“不同时代”
俄罗斯似乎一直生活在“二手时间”之中。东正教是在基督教文明高度发展之后传来的，农奴制和村社社会落后于“时代”却阴影不散，贵族文化来自法兰西，现代化是学习西欧，连共产主义也是舶来品。俄罗斯现代性甚至被不怀好意者讽刺为对西方的“荒诞模仿”。然而，这种“落后”“追赶”“超克”并存的时代错乱感也绝不是只属于俄罗斯的特性。它广泛存在于每一次非原发性现代文明的生成转化之中（我们中国和东亚当然也是显著一例）。而最早的相关历史反思或许来自马克思所谓的“德意志的悲惨”：在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时代，德国在哲学上已经是法国的“同代人”了，但在政治实践上却远非同代。从这不同时代特征的德意志杂糅中，二十世纪左翼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总结出了一个悖论命题：“非共时的共时性”。不同的社会体验或政治意识同时存在，但它们之间不可能形成“同时代性”。从这个角度，十月革命，和所有后发现代性社会的革命一样，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对表”，是“非共时性”的总爆发和总解决，力图跳过资本主义峡谷向最先进的历史时间跃进。降临变身为新的历史时间的喻体。
在《十二个》中，这次历史时间的爆破表现为多个声音、多重阶级意识、多种语言、多人内心意识流的共时并置。不仅有标语口号的政治性语言，也有对这种语言的抗拒，比如“老太婆”不明白为何不能用标语布多做些衣服。不仅有东正教的语言，也有“牧师同志”这样的玩笑话，也有“十字架倒下”的喝彩。不仅有革命工作，也有头脑中闪回的打情骂俏的场景。从圣灵降临这一修辞视角反身出发，勃洛克得以随意进出不同人物的意识世界，正如在东正教圣像画的传统中耶稣重来的场景上总是要描上尽可能多的人物等待审判也等待宽恕。而诗中这些人物的“觉悟”也是一片芜杂：讨论问题、通过决议的语言被用在和妓女谈价钱上。如果说抒情诗真的在这里破灭了，那首先是抒情自我的消失，而且进一步是任何独白主体的消失：勃洛克所集合在一起的这些互相矛盾的声音全都茫然无名，成为了历史的器官，骤然共存于诗歌的此刻。与其说这像“错误意识”的杂烩，不如说这就是革命体验的必要速写。革命作为历史时间的扭结和清算，它的体验必然包含着“不同时代”的种种意识的共时冲突。
多声部的并置和多场景的蒙太奇在现代主义诗歌史上早已不是新鲜事。这方面的最知名的代表作或许算是T. S. 艾略特原作、埃兹拉·庞德修改的《荒原》，其技巧在国际现代主义运动中远播于各语种（包括中文）的诗歌实践，似已成为老生常谈。在此，勃洛克《十二个》的现代主义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比《荒原》更早，而且在于这种修辞获得了一种革命时间的强度。赤卫队的子弹同时射向“神圣的罗斯”，“射向坚固的罗斯，/射向茅屋的罗斯，/射向屁股肥大的罗斯！”如果说十月革命本身就是“同时代性”和“不同时代性”的矛盾总爆发，那么，《十二个》中的多声部、多场景混乱交响就提供了“非共时的共时性”的特殊修辞，并把这种修辞推到了政治极致：
一个资本家站在十字路口，
把鼻子藏进衣领。
一条癞皮狗蜷缩在他旁边，
翘起尾巴，浑身僵硬。
资本家无声地站着，
像一个问号，一条饿狗。
旧世界仿佛丧家犬，
翘着尾巴，站在他身后。
这是让托洛茨基击节赞叹的两节，它写尽了“旧世界”的灭亡。这也是让象征主义者、新精神论者们大感失望的两节，因为他们觉得勃洛克在转向。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两节也构成了《十二个》在诗歌语言的大突破。资本家站如一个问号，这样的比喻不仅在勃洛克早期篇章中无法找到，而且意味着抒情诗的历史感受力的变革。别忘了列宁对革命的定义：不仅下层被统治阶级，而且上层统治者，都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诗歌的外部世界和内部形式，也都无法“照旧”了。最终，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声部，不同的错误意识和不同的历史污秽，都在这混乱的交响中涌向一面红旗。那面红旗之所以被暂名为耶稣，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正在展开的、无法命名的历史时间。换言之，《十二个》所写出的共时性，不仅仅由诗歌文本所定义，而且是涌现中的历史所定义的。在这里，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和一场诗歌修辞革命是“同时代”的。革命体验和历史修辞的同时/同构这一点，托洛茨基似乎没能真正看到，而恰在这一的意义上，我称《十二个》是一首革命诗。
勃洛克，1917年。
“同时代”一词也来自同时代的俄国诗歌巨匠曼德施塔姆。他没有成为红旗的“同路人”的意愿。他在一首诗中开宗明义：“不，我从不是谁的同时代人， /我担不起这样的荣誉。 /……。 //世纪的主宰有两个困倦的眼球 /和精美的粘土嘴巴， /但他正在衰亡，落入日渐老去的/ 儿子日渐麻木的手中。 //我和世纪一起掀起病态的眼睑——/ 两个巨大的困倦眼球， /而轰鸣的河流向我描述了/人类红肿的诉讼历程。”（李莎译）然而，这位把诗歌当做喧嚣世纪中的“轻盈小床”的文人，不也在自己的“不同时代”中逼视着这个“世纪”吗？他的另一首诗《世纪》曾将二十世纪比作“野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在总结激进革命世纪时，却首先到这位“不革命”的诗人那里寻找灵感，把《世纪》一诗解读为二十世纪的诗歌序幕。在某些革命人看来，勃洛克这位“俄罗斯恐怖年代的产儿”终究还“不是”十月革命的“同时代人”，于是他沉默，他死去。然而，具有诗歌乃至政治能量的“同时代性”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完成的。同样，不能“照旧”的“世纪”中也内含着既在场又异质的诗歌革命。换言之，我们仍需学习在“同时代”与“不同时代”、在革命政治与诗歌修辞之间保持辩证。
最后，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1918年1月28日，《十二个》脱稿，勃洛克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著名的一句话：“今天，我是天才。”关于《十二个》是否是“天才”之作，世人已经说了很多。而今天（我们的今天！），在一场革命和一首诗的百周年之际，我希望把重点移到“今天”这个词上面：我们是否能领会《十二个》的那个“今天”？我们是否能成为《十二个》的“同时代人”？
草于2017年9月底，修改于国庆节，删订于201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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