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的数据丑闻：如何监管“黑”科技？
自从上周末国外各大新闻媒体开始爆料Facebook滥用数据的丑闻之后，Facebook的市值直线下降，一周之内就损失了580亿美元。
Facebook的数据泄露
Facebook陷入滥用数据的丑闻中。视觉中国 图
这一周的灾难背后的原因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卫报》通过采访其中的关键人物Christopher Wylie，了解了这一起丑闻的详细过程。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两位在剑桥大学的心理测量中心（Psychometrics Centre）工作的两名心理学家开始利用定量方法测量人们的性格。他们在Facebook上开发了一个性格测试程序，吸引人们参加，再收集这些人平时点赞的数据，以此将人们的性格用点赞倾向的方式呈现。2013年，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首次发表，立即就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Christopher Wylie，一名极其擅长数据分析的博士生。Wylie与一家叫作SCL Elections的公司联系到一起，这家公司专长于国防和竞选业务，而它的首席执行官Alexander Nix提出愿意让Wylie担任研究主任的工作，给予他充分的自由。Wylie就在这里接触了“信息战略”的概念：通过大数据分析为用户画像，掌握其偏好，再诱导改变用户的想法。当时美国右翼媒体Breitbart的主编Steve Bannon注意到了这家公司，他带来了重要的共和党资助人Robert Mercer，他对SCL Elections的投资最终促使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诞生。
为了证明这种预测方式的有效性，Cambridge Analytica需要使用Facebook用户的数据，但是最初发表研究成果的两位剑桥大学心理学家不愿共享他们的数据。此时，另一位重要人物Aleksandr Kogan出场，这位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建立了一家商业公司Global Science Research，并且愿意直接复制之前剑桥大学的研究，收集Facebook用户的数据。他又创建了一个新的性格测试程序，并且在测试时要求每个测试者允许程序获得他们好友的数据，因此虽然只有32万人参与了测试，但实际上这一程序通过测试者的好友获得的数据规模远超这个数目，尽管这些好友并未同意参与测试。
随后，有证据表明这一研究的结果开始被应用到政治目的之上。通过详细研究Facebook用户的性格和他们爱好的内容，竞选团队可以采取“精准投放”（micro-targeting）的方式，为这些用户推送特定的政治广告，以此来影响选举结果。有报道认为这家公司的数据帮助了美国共和党候选人Ted Cruz，也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发挥了作用。有怀疑者也认为特朗普当选与这家公司所获得的数据有关。
根据Facebook的用户协议，搭载在Facebook上的程序所收集的数据不能销售，因此Kogan的行为显然违反了Facebook的规定。但是Facebook直到2016年才发现这一漏洞，此时距离Kogan违规收集数据已经过去两年。Facebook发邮件要求删掉这些数据，并向他们提供证明。2014年已经从Cambridge Analytica离职的Wylie删除了数据，但是根据扎克伯格接受Wired采访时提供的信息，Cambridge Analytica提供了伪造的证明，而事实上没有删除数据，最终导致本周的丑闻大规模爆发。
但是用户数据泄露的新闻出现之后，扎克伯格却用了长达5天时间才做出反应，这种缓慢的反应受到了广泛的指责。Wired认为这对于Facebook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扎克伯格始终在尝试将Facebook打造为一个亲民的体系，淡化正式的机构和组织，建立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而扎克伯格本人正是所有Facebook用户的“头号好友”。这一次，在所有用户的数据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时，扎克伯格却选择了长时间的沉默，这对于始终信任他的用户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大西洋月刊》则认为，Facebook长期以来都试着进入公民社会的领域，它鼓励人们研究像它这样的社交媒体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它一直在努力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但在这最重要的时候，Facebook却没能及时担负起责任。
5天之后，扎克伯格终于给出了回应，承认Facebook的确犯了错误，将进一步强调用户的隐私，并重新检查各个第三方应用的数据使用。但是，他也用了各种方式为自己开脱：Wired、《大西洋月刊》和《新共和》都指出，Facebook始终强调这不是用户数据泄露，因为没有程序真正进入了Facebook的系统，主要的责任仍然应该在Cambridge Analytica这样的“坏公司”身上；扎克伯格强调，在Facebook创办的2004年，他无法预计到这些情况，而且社会变化很快，Facebook似乎有理由无法跟上这些变化。但是，扎克伯格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变化很多都是由Facebook引起的，正是Facebook本身提供数据的方式使人们能够轻易获得大量数据——《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曾经在Facebook上开发过游戏的程序员的文章，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点击奶牛”养成类游戏，Facebook大方地向他提供了各类用户隐私数据用于开发。在Kogan获取数据之前，已经有人警告过Facebook这种方式会造成对第三方数据的泄露，但是Facebook始终没有重视。在这一次事件中，Facebook几乎将责任都推给了Cambridge Analytica，这种行为遭到了普遍的谴责。Facebook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轻易地将数据分享出去，不加检查地允许政治广告的投放，等等。而在这些方面，他们都完全没有做出反思，甚至拒绝为此承担责任。
对于Facebook来说，它的损失不仅是本周下跌的市值，而更重要的是，用户对其的信任迅速下滑，糟糕的公关反应使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数据能够得到保护，也无法再信任Facebook的社交空间是安全可靠的。
黑科技还是“黑”科技？监管的困难
3月23日，英国伦敦，英国信息委员会执法人员搜查“剑桥分析”公司总部。视觉中国 图
为了防止黑科技变成“黑”科技，几乎所有对这一丑闻的讨论都指向对网络空间的监管。但是究竟如何监管？从扎克伯格的态度来看，Facebook还是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监管的。在美国，国会已经在去年通过了《诚信广告法案》（Honest Ads Act），即要求公开投放广告背后的主体。但是这一法案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过精准投放政治广告影响选民的问题，却不能解决用户隐私的保护。在其他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监管”措施：芬兰就不采用任何政府监管的方式，让社交媒体和用户自行控制；在欧洲，有十分详细和具体的规定，例如德国要求Facebook在24小时内删除仇恨言论；也有如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完全禁止Facebook及类似的社交媒体。在扎克伯格接受Wired采访时，他认为德国这样的方式过于僵硬，事实上Facebook控制此类言论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规定Facebook必须采取的措施，但是为了应对法规，不得不专门在德国用特殊的方法处理。在扎克伯格的理想之中，政府应该提供一系列指导意见，在此基础上让社交媒体公司决定具体的操作方式。但是，控制言论、保护隐私这些监管无疑还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应当促进言论自由，发挥数据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阻止某些类型的言论，防止“黑”科技对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事实上，在《大西洋月刊》看来，很难信任科技公司对自身做出监管，因为目前的核心问题涉及这些公司本身的运营模式。Facebook十分依赖精准投放的广告，这是其盈利的重要来源之一；像YouTube这样以视频为主要内容的平台，则需要了解用户的偏好，以便于推荐新的视频，促使用户在这些平台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要达到这些目的，都需要对用户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事实上，这是一种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运营模式：用户可以得到免费的资源，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时无刻被监控，这样科技公司就能投放在心理上具有针对性的广告。如果要对其进行监管，那么就要改变科技公司的运营模式。没有外在压力，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大西洋月刊》称赞了欧盟即将在今年五月推出的《一般性数据管理规定》（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其中要求科技公司详细说明他们收集的用户个人信息会被用于哪些目的。由于科技公司本身的运营模式所限，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力量实施这样的监管。
我们仍然不知道这次丑闻中的重要角色——Cambridge Analytica这家公司究竟是否有其所吹嘘的影响选举的能力，事实上《大西洋月刊》也对此提出了疑问，因此目前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即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与俄罗斯秘密勾结影响了美国大选——是否真实，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科技公司缺乏监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许多数据的共享和收集都缺乏透明度，我们甚至不自觉地就受到了精准投放的各类广告的影响，而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当技术的发展不断冲向新的高度时，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人们的隐私权仍应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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