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夫妇第10封年度公开信 回答了10个最难回答的问题
“我们一直坦言自己具备乐观精神。不过如今，乐观精神似乎十分稀缺。新闻标题中充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每天关于政治分歧、暴力或自然灾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世界正变得更加美好。”
新年伊始，比尔盖茨夫妇发出第10封年度公开信，回答了常被问到的10个难题。
“所谓乐观，并非认识到过去不如现在，而是知道如何使生活得到改善。这才是我们乐观情绪的真正源泉。虽然在工作中见到过许多疾病与贫穷，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当有人问 “你们怎么这么乐观？”时，我们的回应便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自己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以下是比尔盖茨夫妇第10封年度公开信全文，原载比尔盖茨微信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1. 为什么你们不在美国本土投入更多?
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每年在美国本土投入约5亿美元，大多用于教育。这个数字十分庞大，但远远少于基金会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约40亿美元。
我们不会比较不同人所遭受的苦难孰轻孰重，因为所有苦难都是惨痛的悲剧。但是，我们会斟酌自己阻止不同苦难发生的实力。在研究全球健康格局时，我们意识到自己现有的资源对于不同领域的影响力有所差别。我们知道自己有能力帮助拯救数百万的生命，因此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尝试。
以疫苗为例。我们原本认为既然花几美分或最多几美元就可以预防疾病，那么这件事一定早有人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数千万儿童从未接种过任何疫苗。
过去18年间，我们在疫苗上共投入了153亿美元。这笔投资不容小觑。免疫接种的进步正是儿童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的一大原因，儿童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一千万下降到去年的五百万，也就是说，有五百万家庭不必承受失去儿女或兄弟姐妹之苦。
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深深关切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因此也致力于消除美国本土的不平等现象。包括我们个人经历在内的所有证据都表明，教育是获得机会的关键。到2020年，美国三分之二的工作机会都将要求高中以上的教育或培训。由于数百万美国学生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我们在过去的17年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力图让所有学生都去到可以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学校。
比尔：
我们一直考虑如何在美国拓展教育事业以外的工作。我们拨款给美国脱贫伙伴关系(U.S. Partnership on Mobility from Poverty)，这一组织主要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在经济阶梯上向上攀升。虽然我们四处走访，了解过许多其他国家贫困人口的生活，但在美国却很少这样做。于是去年秋天，我们走访美国南部，希望有更多了解。
在亚特兰大，我们遇到的一位单亲妈妈讲述了她令人心碎的遭遇。她刚生下儿子还在医院时，就因为拖欠了一笔房租被赶出公寓。我们还跟住在亚特兰大最贫困街区一座公寓大楼里的几位居民喝了杯咖啡，他们给我们看家中墙上、天花板上长出的霉菌，还告诉我们，自己经常在听到枪声时把孩子藏在床下或浴缸中。
面临巨大挑战这样的字眼根本不足以描述我们在亚特兰大遇到的这些人的遭遇，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韧性。在儿童群益会(Boys and Girls Club)，我们碰到一名男子用自己的钱请那里的孩子们吃午饭。我们还跟几位已经出狱的犯人聊了几句，他们如今已经找到工作，能供养家庭了。
这趟旅程中的所见所闻再次印证了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最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低收入与有色人种的学生像其他人一样获得平等的机会。这次访问也让我们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其他方式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在美国，阶级固化的问题盘根错节，包含着教育、就业、种族、住房、心理健康、监禁、药物滥用等因素。我们还不清楚所了解到的情况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投入，但肯定的是，我们已经有所触动。 在我们敲定策略后，会与各位分享具体做法。
2. 你们在美国教育上投入的几十亿美元有什么成效?
比尔：
成效很大，但离我们两人的期望还有差距。
我们将教育作为在美国本土工作的重点，是因为其对于个体和国家未来的繁荣都很关键。遗憾的是，虽然过去十年中有些许进步，但美国的公立学校在重要指标，尤其是大学毕业率上依然存在不足，弱势学生群体的表现则更加糟糕。
我们对早期教育与高等教育机构均有支持，但首先是从高中入手，并且这也依然是我们投资最多的领域。对于造就成功教育的要素，我们已有充分了解，但挑战是如何将这样的成功进行大范围复制。
21世纪初，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一些机构指出，当时高中毕业率的计算存在巨大漏洞。报道称高中毕业率约为90%，而实际毕业率却不足70%——即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辍学。我们提供资金，研究计算真实毕业率的方法，并促成一些州之间建立联盟，共同采取这样的计算方式。
为帮助提高毕业率，我们给数百所新建中学提供支持。它们中有许多在成绩与毕业率上都超过了其所取代或补充的学校。早些时候，我们也提供过相关支持，对学生总体成绩偏低的学校进行转型。这是教育领域最为艰巨的挑战之一。我们知道，帮助成绩偏低的学校转型异常困难，它们的总体表现也不如新建学校。我们还帮助教育领域了解建立一所高效的学校需要哪些要素：强大的领导力、证明有效的教学实践、健康的学校风气和树立高标准都是关键。
我们也与全国各地的学区合作，帮助其提高教学水平。通过这种努力，教育工作者们更加明白如何观察其他老师的课程，对其表现进行合理打分并给出切实可行的反馈。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自己所期望的大规模成效。任何新方法的成功都需要三个步骤：首先，要运行试点项目，证明这一方法可行；之后，要确保相关工作可持续开展；最后，要将这一方法普及开来。
我们提升教师效能的方法在这三个步骤中表现如何呢？相关工作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参差不齐。部分原因在于，试点的反馈系统在不同地方的执行有所差别。新系统在一些地方得到了保持，例如孟菲斯(Memphis)，但在其他地方则未能保持。虽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认同教师需要得到更有用的反馈，但为此做出必要投资与系统性改变的学区还远远不够。
一个想法若要得到广泛采纳，就必须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学校：城里的与农村的、高收入的与低收入的等等。同时，还必须克服现状。美国的学校体系有意避免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要想做出重大改变，就必须让各方决策者达成共识，这其中包括州政府、地方教育委员会、管理人员、教师与家长。
梅琳达：
我们最近宣布了自己在教育工作上的一些改变，吸取了上述的经验。我们在教育领域开展的每项工作都始于教育工作者传递给我们的想法。他们才是每天与教育工作打交道的人。他们全情投入，努力改进当下让许多学生，尤其是少数学生群体失望的教育体系。
我们的新战略也一定会采用这样的理念。我们将与全国各地的初高中体系进行合作，帮助其制定并执行各自的战略，克服阻碍学生获得成功的障碍。我们会帮助各体系开展这样的工作：用分数、出勤等评估学生状况的关键指标来推动持续性的学习与改进。不过，改革的实质性内容还是要基于当地领导的判断和现有证据，以取最有效的方案。
部分学校将专注采用我们更富经验的方法，如改进课程设置与强化教师反馈系统。其他学校则会尝试我们较为陌生的领域，如开展辅导项目，帮助学生更容易完成从初中到高中和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我们的角色是支持学校设计改革内容，收集并分析数据，以及根据最新的反馈不断做出调整。
3. 你们为何没有捐款对抗气候变化?
比尔：
我们有！有些来自基金会的投入，有些来自我们个人的投资。
个人投资方面，我们正在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技术革新（即气候变化减缓）进行投入。世界需要可靠、平价的新型清洁能源，但对于能产生重大突破的相关研究拨款却严重不足。
这种资金缺口与我们在基金会处理的问题有所不同。慈善要解决的是市场或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清洁能源问题可以由这两者解决——前提是政府为基础研究拨款，针对温室气体减排制定激励政策，同时投资人在企业将研究转化为商品时保持耐心。因此，我没有通过基金会，而是以个人身份开展相关工作。
我们在过去两年已经看到了长足的进步。有23个国家承诺在2020年以前将清洁能源研究领域的投资加倍。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以下简称“BEV”)是我参与的一家私募投资基金。目前，它已从各路投资人手中募集了超过10亿美元，将瞄准创新时机成熟的几大领域，为相关企业提供资金(如电网级能源储存、地热能)。BEV还将与一系列其他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者合作，将其与政府对接。目前，公共与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上的投入并不协调，这也是一些具备潜力的技术无法走向市场的原因之一。我们想要弥合这一缺口。
梅琳达：
即使是突破性的技术也无法阻止气候变化，所以世界需要适应现在正在发生以及未来可预知的情况。因此，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尤其是在全球农业领域的工作，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气候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数亿人口以务农为生。他们与气候变化的产生几乎无关，却是最深受气候变化打击的人群。如果极端天气毁掉了收成，他们那一年便要食不果腹，也无力支付医疗保健、学费等必需品。对小农户来说，气候变化不仅是全球趋势上的不祥之兆，更是日夜困扰他们的紧急状况。
技术创新一方面能缓解气候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帮助人们适应它。我们进行投资，帮助农民提高产量，为收成不好的年份留更多的存粮。我们也投资开发不易受极端冷热天气、旱涝及病虫害影响的气候智能型作物。举例来说，我们正与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内的伙伴进行合作，开发能够耐受干旱，且更少依赖肥料、除草剂与杀虫剂的水稻品种。类似“绿色超级稻”的这种技术创新在未来几十年对于抗击贫困和养活世界人口或能起到关键作用。
4. 你们是否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文化?
比尔：
一方面，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儿童不应死于疟疾或遭受营养不良的想法不仅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全人类的价值观。任何文化背景下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茁壮成长。
但有时，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能够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问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去做。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人的需求？是否与一线工作人员通力协作？
梅琳达：
我们深知，过去许多发展项目的负责人都自认为比受惠人更了解情况。多年以来我们认识到，从他人角度听取并了解人们的需求不仅更能表达尊重——也更有效。
盖茨基金会的设立紧紧围绕这一原则。在说到“我们”致力于解决某一问题时，不是说比尔、我或基金会员工亲自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安装污水系统，给盘尾丝虫病患者实施治疗，或给农民培训如何进行作物轮种，而是说我们给在相关领域拥有几年甚至几十年经验的机构提供资金。而这些机构，这几千个合作伙伴是联结我们与受惠人的纽带。
我们在四大洲共有约1500名雇员。他们负责查看数据，调查各种可行方法，研究哪些已经可行、哪些尚不可行，并制定我们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影响的战略。不过，他们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听取合作伙伴的意见，根据所听取的内容调整战略，并给执行人员留足空间来充分运用自己的专长与对当地的了解。这不是说我们总能次次成功，并非如此，但我们努力在开展工作时，对未知的事物保持谦逊，并抱有从错误中学习的决心。
除了依靠当地合作伙伴以外，我们对于赋权的重要性也深信不疑。我们无意为任何人做出选择。举例来说，投资自主计划生育，不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景来进行家庭计划，而是因为世界各地都有父母向我们表示，希望有办法实现自己对于家庭的愿景。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希望确保人们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来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5. 拯救儿童生命是否会造成人口过剩?
梅琳达：
我们最初也这样问自己。去年刚刚离世的德才兼备的公共卫生倡导者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 曾给出过很好的答案，我在2014年度公开信中也已经详细阐述过这一问题。但它值得再三强调，因为跟人们的直观意识相反，拯救儿童的生命并不会造成人口过剩。如果儿童不会在五岁前夭折，并且母亲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那么人口规模不会上涨，反而会下降。当父母确信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就会减少生育。而面临有可能痛失子女的悲剧，父母往往大量生育，从某种意义上将其视作对抗悲剧的一重保险。
纵观历史，我们总能看到这一趋势。全球范围内，儿童死亡率一旦下降，儿童出生率往往也会下降。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10年代的阿根廷、60年代的巴西与80年代的孟加拉国都是如此。
比尔：
随着儿童存活率升高，人们决定减少生育，梅琳达所描述的这种趋势还有另一个好处——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人口红利”。原理如下:
随着儿童存活率的提高，一代人的数量会相对较多。之后，随着家庭生育数量的下降，下一代的人口规模将大幅下降。最终，国家中能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人口数量将相对较多，而受赡养人口(老人与儿童)则相对较少。这是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剂良方，如果国家能利用这一机会对健康与教育进行投资，则效果更佳。
所幸，儿童死亡人数有望持续下降。在改善儿童健康方面，创新速率十分惊人，世界在应对最顽固的挑战方面已经开始取得进展。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营养不良是一半儿童死亡的罪魁祸首，但对于营养不良的成因与预防办法，还存在很多未决问题。颇具前景的领域之一就是对微生物组——即人体肠道内的所有细菌——及其在儿童吸收营养物质方面发挥作用的研究。我们还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一种细绳薄厚的设备，这种设备可从婴儿鼻腔放入，给肠道拍摄360度显微照片。很快，我们就能够亲眼看到儿童的发育情况，而无需猜测了。
梅琳达：
拯救儿童生命本身就是最正当的理由，借此也有可能改善全人类的生活质量。但是这种人口转型要想在合理期限内发生，就需要让所有女性都能获得避孕药具，而目前， 超过2亿妇女还无法有效避孕。为了这些女性及其子女、社区的利益， 我们必须要满足她们的需求，这刻不容缓。不给这些女性提供有效避孕药具，她们就将走向终生贫困。但如果投入资金，帮助其有效避孕，那么她们的家庭便可以借此走出贫困，并为子女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6. 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对基金会工作有何影响?
比尔：
过去一年，有关特朗普总统与其政策问题出现的频率比这封信中其他问题加在一起还要高。
本届政府的政策对基金会在很多领域的工作都有影响。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对外援助。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海外抗击疾病与贫困方面的领导者。这些努力拯救了生命，也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同时通过帮助贫困国家变得更加稳定、阻止疾病爆发演变成大规模传染病也使美国人民更加安全。当更多人罹患疾病或遭受饥饿，世界就无法变得更安定。
特朗普总统提出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所幸，国会已经着手准备将这笔钱放回预算。在硬实力与软实力方面均保持领先对美国才更加有益。
广义层面上来看，美国优先的世界观使我担心。美国并非不该关照本国公民，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关照本国公民。在我看来，相比逃避世界，与世界沟通交流多年来已被证明对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更加有益。就算我们仅仅以对美国人民的裨益来衡量政府的所作所为，参与全球事务依然是明智的投资。
正如曾与历届政府官员会面一样，我们见过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我们与每届政府都是既有共识，也有分歧。虽然与这届政府的分歧较前几届更多，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与其合作。我们持续与本届政府沟通，是因为如果美国缩减其在海外的投入，其他国家的人民就将面临死亡威胁，美国人的境遇也会恶化。
梅琳达：
我们要与政府合作，尽可能为让世界最多贫困人口受益的政策争取支持。在美国，我们工作开展的一大前提，就是相信大学文凭或职业证书对成功的未来十分关键。简而言之，大学教育应当是让所有美国人走向成功的通道，而事实是否如此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与国会的领导。
具体来说，助学金项目应当更好地服务低收入学生群体。目前，由于流程过于繁琐，200万名具备申请资格的学生甚至没有提交申请。一些学生选择贷款，许多学生甚至放弃上大学。政府必须继续大力为助学项目拨款，同时不断简化申请流程。数百万美国青年的未来有赖于此。
我还想说，我相信美国总统的一大职责是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美国价值观的典范。我希望现任总统在发表言论与推特时能对他人，尤其是女性表现出更多尊重。平等是美国的一项重要原则。任何种族、宗教、性向或性别的个人尊严都不容侵犯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总统先生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言论与政策树立良好典范，为所有美国人赋权。
7. 你们为何与大企业合作?
梅琳达：
我们与葛兰素史克、强生这样的企业合作，是因为它们可以做到其他企业做不到的事情。
举例来说，在开发新的诊断方法、药物与疫苗来对抗由贫困引发的疾病时，支撑产品开发的基础研究是在科研中心与大学进行的。但如果想要以基础科学为本，将其转化为拯救生命的产品，让产品通过测试与审批，再投入生产，那么这一过程所需的专业能力则大都掌握在生物技术与制药公司手中。对于用基金会拨款所研发的药物，我们要求所有合作伙伴都要以平价大范围地进行供应。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企业能去主动寻求更多机会，来满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如果我们有限的合作能促使企业去发现新兴市场的潜力，在我们看来就是很大的成功。
比尔：
卫生与农业领域的技术革新曾让世界最富裕地区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们认为贫困人口也应受益于此。此类革新大都出自私营企业。但是企业要考虑投资回报，这就意味着它们缺少动力去解决主要影响世界最贫困人口的问题。我们正试图改变现状——鼓励企业投入一点专业资源在贫困人口所面临的问题上，同时不让它们因此而亏钱。
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案例都出现在全球健康领域。贫困人口面临的一些疾病需要用新的疫苗与药物来应对，如梅琳达所说，这是生物科技公司精通的领域。比如说，我们正在资助两家初创公司，它们研究的是使用信使核糖核酸(RNA)教会人体生成自己的疫苗。这项工作或可在艾滋病与疟疾——以及流感甚至癌症领域带来突破。
我们也与私营企业合作，将现有药物与疫苗提供给贫困国家的人民。世界上有十几种可怕的疾病被统称为被忽视的热带病，它们危及着超过15亿人口的健康。这些疾病大都是可治疗的，但相关药物对最贫困国家来说价格过高，它们无力购买并运送到本国人民手中。几年前，我们了解到有几家制药公司在捐赠必需药品。我们非常认同这一做法，并帮助召集更多公司加入，进一步加大捐赠数量。2016年，这些企业针对至少 一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为130个国家的10亿名患者提供了治疗。对于未来十年人类能消灭多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我感到非常乐观，而上述工作就是原因之一。
为让私营部门参与其中，我们有时会采用更为复杂的金融交易。例如，捐赠方可以对产品价格或销量做担保，借此消除企业面临的一定风险。我们与数个捐赠方共同建立了价格担保，提高肺炎球菌疫苗的供应量，来应对这种每年导致近50万儿童死亡的传染病。如今，57个国家的贫困儿童得以接种此种疫苗，这到2020年可以拯救150万条生命。
我们也在其他领域与私营部门合作，但相关工作还不甚成熟。包括孟山都在内的农业企业正在培育种子，帮助贫困国家的农民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并适应气候变化（如梅琳达之前提到的）。我们也与沃达丰等手机供应商合作，让更多贫困人口能够在手机上存款、支付、贷款。这些工作起步于肯尼亚，目前正扩展到印度等其他国家。
8. 你们的影响力这么大，这公平吗?
梅琳达：
不公平。我们如此富有，但世上却有几十亿人几乎一无所有，这不公平。我们的财富能打开对多数人关闭的大门，这也不公平。世界领导人愿意接听我们的电话，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资金短缺的学区更有可能在其认为我们会资助的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与人才。
但是，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向来公开。我们坚持公开拨款的领域及成果（工作的成功与否有时无法立刻见分晓，但我们会努力评估影响、修正方向并分享经验）。我们想用自己的工作与所拥有的影响力尽可能帮助更多人，并在全球各地推动平等。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目前健康、教育或贫困问题远远未达到受到过度关注的程度。
比尔：
虽然我们尽量设法鼓励大家提意见，但也知道有些人虽然想批评，但因为怕拿不到钱而不敢直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广纳贤才，咨询专家，不断学习并征求不同观点。
虽然盖茨基金会是全球同类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但相比企业与政府的投入，我们的资金数目还很小。例如，加州每年投入到运营公立学校体系的钱就高于我们的捐款总数。
因此，我们使用资源的方式十分明确:对有前景的革新进行试验，收集并分析数据，再由企业与政府广泛落实，对证明有效的部分长期推进。这样看来，我们就像是孵化器，目标是向公共政策输送更高质量的谏言，并引导相关资金用于能够产生最大效应的理念。
这个提问核心还包含另一个议题。既然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大量财富是不公平的，为何不把资产全都捐给政府呢？答案就是，我们认为基金会永远发挥着独特作用：它能着眼全球，找出最大需求所在，能立足长远来解决问题，并管理政府无法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高风险项目。如果政府去尝试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就是有人没做好本职工作，而如果我们不去试验可能失败的想法，就是我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9. 你们两个有分歧时怎么办?
梅琳达：
我们从没有过分歧。开玩笑啦。
比尔从没被问过这问题，我却老是被问到。有时是记者借此暗示比尔才是做决定的人，有时是女性慈善家向我讨教如何提高与丈夫共事的效率。
比尔和我有两个优势。
首先，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同。在我们的婚礼上，比尔的父母送给我们一座雕像，雕像中的两只小鸟肩并肩地凝望着地平线，这座雕像现在还矗立在我们房子前方。我总会想到它，因为本质上，我们两个也都望着同样的方向。
第二，比尔思想开明，这可能不同于别人对他的看法。我爱比尔，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善于倾听，并愿意让自己受到他人话语的触动。当我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时，他能够用心感受。他可能会让我去收集数据，用于评估，但绝不会怀疑我的经历是否真实，我的判断是否可靠。
比尔刚从微软加入基金会时习惯掌管一切，而我此前一直在家照顾孩子，那时刚刚重新投身事业。有几次我感觉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开会时我沉默不语，而他口若悬河，或者与人见面时他们只看比尔，不看我。在基金会的工作中，我们是平等的伙伴，这点对我们一直很重要。我们已经慢慢学会回到家给彼此提出意见，谈一谈工作中何时没有做到这点。
渐渐地，我越发关注性别问题，因为我一次次发现，妇女与女童被赋予的权利越大，她们所在的社区就越强大。也因为对世界各地的女性平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对比尔与我在共同生活中实现了平等感到分外自豪。
这种平衡是世界各地的夫妇、同事都在努力追求的。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乐趣这样多，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一路上彼此陪伴。
比尔：
我完全同意！不过我得说，在公共场合谈论个人话题方面，梅琳达比我更自如，也更擅长。
如她所说，共同的价值观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在大事上能达成共识，如今偶尔的分歧都是策略上的。因为我做公众人物的时间更长，又是男性，有些人就以为重大决策都是由我来做。其实情况从来不是这样。
有些人认为梅琳达是基金会的感性面，是情感核心。但是她了解的我比大家所想的更为感性，我了解的她也比大家所想的更善于分析。在我对某件事热情高涨时，要靠她来帮我认清现实。我也喜欢看她组建起最合适的团队来解决问题的样子。她让我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给团队施压（这是我在微软的一贯作风），什么时候需要慢慢来。
伴侣有两层含义，而我们两者皆是：既是生活伴侣，也是工作伴侣。
10. 你们到底为什么捐款?这样做对你们有何好处?
比尔：
捐款不是因为我们想到自己会以哪种方式被人铭记。如果有一天，小儿麻痹症和疟疾这样的疾病变成遥远的记忆，我们曾经从事过相关工作的事也逐渐被遗忘，我们会非常欣喜。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份工作意义非凡。早在结婚以前我们就探讨过，最终要将大量精力用于做慈善。我们相信这是富人的基本责任。在照顾好自己与子女之后，剩余财富的最好用途就是回馈社会。
另外，这份工作也带给我们很多乐趣。我们俩都喜欢探索工作背后的科学原理。我在微软时曾深入了解计算机技术。而在基金会，则是计算机技术加上生物、化学、农学等等。我会跟作物研究人员或艾滋病专家聊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家迫不及待地与梅琳达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
既能创造巨大影响，又能带来大量乐趣的工作少之又少，而我过去在微软、如今在基金会的工作都是如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样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更加美妙。
梅琳达：
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秉承着人生一世应该尽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念。我的父母一直要求我和兄弟姐妹们谨记天主教会所倡导的社会正义。比尔的母亲生前，乃至他父亲现在都一直在为许许多多的重大事务发声，并为数不清的地方性组织提供支持。
结识沃伦·巴菲特后，我们发现他虽然成长的环境与时代不同，但他也从小浸润在有着同样价值观的家庭。当沃伦将大部分财产捐赠出来，交予我们处理时，我们便为实现这些共同的价值观而加倍努力了起来。
当然，这些价值观不是我们三个独有的，数百万人都奉献出自己的时间与金钱帮助他人，以此回馈社会。不过，因为可捐赠的财产更多，我们所处的位置也更为特殊。我们的目标是传承父母的教导，尽自己所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这份工作比尔和我差不多全职做了17年。这是我们结婚时间的一大半，可以说和我们孩子们的年纪差不多。如今，基金会的工作已经与我们密不可分，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给孩子们讲述基金会的工作，随着他们渐渐长大，也带着他们出去亲身体验，希望把价值观传递给他们。通过数千次日常地总结学习课程、实地考察与战略会议，我们之间建立了纽带。我们去哪里、跟谁度过、读什么、看什么和听什么（除了在看《王冠》的时候），这些决定都是站在基金会的工作角度做出的。
也许20年前，我们对于怎样使用财富会有不同的选择，但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如果我们当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当初的选择造就了今日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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