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
○鲍勃·迪伦画作
苍白的脸色，佝偻瘦弱的身躯，梦呓般的苍老的烟熏嗓子，我们似乎很难想象鲍勃·迪伦究竟有多大的艺术魅力，使得他从二十来岁出道以来就被时代潮流所追逐，被贴上旗手、风向标的标签——而实际上，他逃避、拒绝所有的标签。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来到时代艺术、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暴风眼。
如今回味《答案在风中飘荡》，一首青春迷茫的歌曲，和政治扯不上半毛钱关系，却一不小心成了一个时代青春期阵痛的情绪出口。1962年他的这部专辑出版之后，居然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
迪伦的作品被认为表达了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对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等等反思，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然而，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被认作旗手和风向标的迪伦却孤傲地与荣耀和名声保持着冷静的距离，他只希望自己是一颗滚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
迪伦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他不愿意被任何人贴上标签，自然也不愿意成为时代的标签。然后，时代选择了他，就像诺贝尔文学奖选择他这位歌手一样。
2016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给音乐人。人们最热衷的话题，首先是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文不对题，其次是迪伦是否会接受这一奖项——这也不过是一张标签而已。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然也如很多人所愿，虽然他没有亲临诺贝尔授奖现场，但还是发表了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演讲词篇幅短小，一千多字。“为获得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奖项而感到荣耀。”特立独行的鲍勃·迪伦谦逊恭谨，表达了对这一文学传统的敬意。向诺贝尔这一伟大的传统脱帽致敬，似乎都有些不太像鲍勃·迪伦他自己了。
迪伦说自己获奖和站在月球上的概率一样，其实，早在1996年，他就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鲍勃·迪伦到底是怎样的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迪伦认为：“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
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如何多变？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有的人可以用他是什么，是什么……来表达，而有的人身份是如此复杂多变，以至于“他不是什么”“他不代表什么”才能更准确地来表达他的秉性和质地。鲍勃·迪伦说：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崔健说，鲍勃·迪伦越是不代表谁，他的影响越大，那些总是想代表时代的人，越无法获得持续性的影响。
凌琪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获奖感言
抱歉我不能亲自与你们共度此刻，但请确信我绝对是在精神上与你们同在，我也为获得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奖项而感到荣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我未曾想到或者预见到的事情。从年少时起，我就熟知、阅读并吸收被认为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的那些人的作品，比如吉卜林、萧伯纳、托马斯·曼、赛珍珠、阿尔贝·加缪、海明威。这些文学巨匠一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著作是课堂上的教材、世界各地图书馆的藏书、人们带着恭敬语气谈论的话题。如今我的名字也出现在这样一份名单上，我的心情无以言表。
我不知道这些获奖的男男女女是否想到过自己能荣获诺贝尔奖，但我猜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写书、写诗或者写剧本的人或许内心深处都怀有这个隐秘的梦想。它可能深埋心底，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如果之前有人告诉我说我有一线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我会觉得那与我站上月球的几率一般大小。事实上，我出生的那年和之后的几年，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被认为优秀到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明白，至少可以说，我加入了一个极少数人群体。
我是在巡演途中接到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的，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我开始想到文学界的伟大人物威廉·莎士比亚。我猜想他把自己视为剧作家。他不会产生他写的是文学作品的念头。他的文字为舞台而写。用来说而不是读。我敢肯定，他在写《哈姆雷特》时想的是许多别的事情：“都有谁适合扮演这些角色？”“这一段要怎么演？”“真要把丹麦作为这个故事的背景吗？”创意和雄心无疑是他最先要想的东西，但还有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要考虑和处理。“资金到位了吗？”“给资助人提供的好座位够多吗？”“去哪里弄一颗颅骨？”我敢打赌莎士比亚最不可能想到的问题是：“这算文学吗？”
我年少时开始写歌，在我开始因自己的才能小有名气时，我对这些歌抱有的期望也仅限于此。我想着也许能在咖啡馆或酒吧听到它们，或许日后还能在像卡内基音乐厅和伦敦守护神剧院这样的地方听到。如果我真的敢想的话，或许我会想象出唱片，然后在电台里听到我的歌。那的确是我心目中的大奖。出唱片并在电台听到自己的歌意味着会拥有众多听众，如此一来也许就可以将最初要做的事情继续下去。
是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做着最初要做的事情。我出了几十张唱片，在世界各地举办了数千场演唱会。但我在做的几乎每件事的核心都是我的歌。它们似乎在众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生命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对此我心存感激。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讲。作为一个表演者，我为5万人演出过，也为50个人演出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为50个人表演的难度更大。5万人拥有的是一副面孔，50人却并非如此。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不同的身份，有着自己的世界。他们能更清楚地感知事物。你的真诚以及这份真诚与你全部才华的交融在接受着考验。我不是没注意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人数之少。
但是，和莎士比亚一样，我也经常忙于对创作的追求和对各种日常琐事的处理。“谁是最适合演绎这些歌曲的音乐人？”“我应不应该在这个录音棚录歌？”“这首歌的调子准吗？”即便在400年后的今天，有些事情依然从未改变。
我从来没有时间问自己：“我的歌算是文学吗？”所以，我真的要感谢瑞典文学院，感谢它不仅花时间思考了这个问题，而且，最终给出了这么棒的答案。
（转载自2017年12月21日的《参考消息》 李凤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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