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电里的外交秘密
无论中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导人等在别国领导人换届、重要节庆等时间节点互致贺电贺函或电话祝贺，已成为一种外交礼节。那些贺电内容看似雷同，但细细梳理，却不难发现其外交关系的冷暖。
“打官腔，不能用”
1965年我 （本文作者吴德广）从外交学院毕业，即调入外交部礼宾司。在礼宾司任职时，处理贺电业务多、急、份量重，我常常说它是“贺电外交”。其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4年8月，阿尔及利亚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外交部向中央建议，以毛泽东的名义写回信，有关部门按照外交格式认真地拟定了回信的内容。毛泽东看过初稿后，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批道：“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发送。”
10月18日，毛泽东在本·贝拉总统9月1日来信译文上写了下面几行字：“本·贝拉总统来了两封信，应一起写一封回信，要用亲切生动的语言写，不要用曾经起草的那种风格（已退回外交部，请重写）。是否请乔冠华同志起草，送我修改后发去？请酌办为盼。 ”
乔冠华接到这个任务后，立即认真分析琢磨起来，他详细查找了两国政府首脑的近期讲话，理清思路，一气呵成。
10月23日，乔冠华完成了为毛泽东代拟的回信稿，上报中央，这次毛泽东笑了，他在文稿上做了批示：“即退外交部办，打印，下午送我签字。 ”
中苏关系变迁
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贺电中，两国关系被表述得十分亲密。比如，1953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给苏联发的电报中，曾如此表示：“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 ”
几年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 1963年，中方放弃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这一说法，在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诞的电文中更是直接指出，“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 ”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中国外交部收到了苏联的贺电。按照以往的惯例，电文中本应是领导人之间以“同志”相称，可那一次，突然被改成了以机关向机关表示祝贺。不署名的贺电是一种降格的做法。苏方的贺电刻意避开了“同志”的称呼，显然是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满。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宣布解除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中方领导人发出联名贺电：“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 ” “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隐含着中方对苏共中央罢黜赫鲁晓夫一事的赞赏。
在这封贺电里，消失许久的中苏“牢不可破的同盟友谊”再度出现。
吴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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