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缝纫机
父母要从乡里搬进城里。从老房子清理出一批老物件，一架老缝纫机被搬了出来。我母亲掐指算过后说，老缝纫机是文革结束后第二年买的，到今年整整40年了。
这是一台家用脚踏缝纫机，蝴蝶牌的，机身上面写着“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的字样。机身油漆剥落，曾经光滑的面板露出了木质三合板的底纹。几次搬家，母亲都舍不得扔掉。就搁在卧室一角，蒙着一块花桌布，当放针头线脑和零碎东西的小桌子用。
20世纪70年代，缝纫机与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是当时的“四大件”，代表着70年代的“富有”。那个年代，过日子提倡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母亲在我们村以手巧而闻名，会做各种针线活，会绣花、会用丝线勾桌布和盖头，还会织毛线。元宝针、阿尔巴尼亚针，各种奇怪的花纹，她一看就会。因为经济拮据，那时的人都是到乡供销社买布，自己做衣裳。我们一大家八口人，一家人的手工活已经不少，手工缝制又费时间，父母下了大决心，终于东拼西凑地添置了这台缝纫机。
从有了这台缝纫机开始，母亲成了我们村里不多的几个能量体裁衣，还会缝制的能干媳妇。我们全家人的衣服，包括家里的窗帘、枕套，我们上学背的小书包，都是母亲用缝纫机做的。来求她帮忙做衣服的人特别多。母亲帮村里结婚的年轻人缝制外套、罩衣，一缝就是一整套，看上去特别气派。做的最多的还是小孩子的衣服，尤其年节时候，缝纫机的哒哒声每晚都响个不停。给邻里帮了忙，乡里乡亲的也不谈报酬，送几个鸡蛋，拿两把面条，就算偿了情。
有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我们姐妹有了不少漂亮的衣服，还有用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拼接成的扎蝴蝶结用的各色头带。在那个并不富庶的年代，这些衣饰对我们来说，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我们班的女同学登台演出，常向我借裙子作为演出服。当我的裙子和她们一起站在聚光灯下，我恨不得向全世界大声宜布:这条裙子是我的，是我母亲做的!
依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母亲在针线活方面算得上是个有创意的人。那个年代的衣服多以黑灰蓝绿为主打，我母亲就在我们的小衣服上用彩色布头拼出小动物、小花边作为装饰。有一次我与同学吵架，同学一怒之下把我的裙子扯了一条大口子，母亲便在撕破的裙沿缝上花边，把它做成最早期的“蛋糕裙”。又有一次，火炭把妹妹的衣襟烧了一个洞，母亲就找了一小块红色灯芯绒，在破洞上绣上一颗草莓，再用绿帆布拼出两片叶子。
关于这台老缝纫机的故事，母亲一提起来就滔滔不绝，说的最多的，还是我被缝纫机扎着手指那件事。她回忆说:那是我十岁大的时候，有一晚，母亲要赶一个急活，我站在旁边玩，小手乱动，一不小心，手伸到缝纫机机针下边，机针砰一声断了，扎透了我的食指指甲，断在我右手食指尖上，我疼得大哭，流了好多血。
回想童年时光，我脑海中最清晰的画面，就是夏天的夜晚，一盏煤油灯下，脚踏缝纫机的“咔嗒声”伴随着我们姐妹坐在旁边写作业。那时候的母亲，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好多。她忙完了包括家人的晚餐、洗碗、洗衣服这些家务活，才能安心坐在缝纫机前，开始晚上的忙碌。夜深了，暖橘色的灯光照在妈妈的脸颊上，齐耳的短发两侧别在耳后，母亲俯下身穿针引线时，习惯把针在发际上抿一抿，细长的手指伸长了灵巧地一挽，特别好看。那时候的我，尚不知道胡兰成这个人，更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现世静好”，现在回想起来，却总是想到那个词。 （西乡文联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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