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观察｜也门的人道主义噩梦
也门内战及沙特阿拉伯的武装干涉引发了也门国内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700万人濒临饥荒，近200万儿童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60多万人感染了霍乱。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也门内战是什叶派伊朗与逊尼派沙特之间斗争的延伸，哈佛大学研究员Asher Orkaby撰文认为，内战的真实原因根植于也门国家的内部结构，长期受到政治压制的北方部落起兵反抗合法性衰弱的革命共和政府。而沙特阿拉伯曾与也门交战并侵占其边境三省，任何时候都不希望也门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现在出于边境安全考虑，以对抗伊朗扩张主义为名出兵干涉也门内战。美国则因胡塞武装徒有其表的“反美”口号而对沙特进行军事援助。作者认为，也门内战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不来自外部，而在于内部的政治结构调整，实行弱势中央政府统治下的联邦体制符合各方的政治需求，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应该在其间发挥更积极的调停作用。
2015年2月20日，当萨那的居民为晚祷做准备时，也门总统阿卜杜勒-拉布·曼苏尔·哈迪（Abd-Rabbu Mansour Hadi）乔装打扮成戴面纱的妇女，从官邸的后门溜出，在那里有一辆车等着他。胡塞叛军在2014年底攻占了萨那，到了2月20日，哈迪已经被软禁了整整一个月。当警卫发现哈迪失踪时，他已经逃到相对安全的南部港口亚丁。一个月后，当胡塞武装继续向南推进，哈迪再次溜之大吉，逃到了利雅得，向沙特阿拉伯求援干涉也门内战。
几天之内，沙特领导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起了一场针对胡塞目标的空袭行动，并迅速演变为对整个也门的围攻。也门的物资进口被切断，并遭到沙特不断的轰炸，该地区爆发了现代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700万也门人生活在濒临饥荒的地区，将近200万儿童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60多万人感染了霍乱。
也门的冲突经常被当做是什叶派伊朗和逊尼派沙特之间斗争的延伸，因为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了武器和军事顾问，但这误解了战争的起源和沙特阿拉伯干涉的原因。这并不是一场关于地区利益的战争，而是也门政府和被边缘化的北方部落之间长期冲突的延续，随着萨那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能力的衰弱，冲突进一步升级。而沙特的介入不是为了干涉伊朗的扩张主义，而是为了保护其南部边境免受胡塞武装的威胁。因此，尽管沙特阿拉伯、美国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可以在此期间改善也门的局势，但只有也门内部的政治解决方案才能了结战争。
往事的阴影
现代也门国家诞生于1962年，当时的许多革命者在国外大学吸收了当代民族主义思想，回国推翻了伊玛目穆罕默德·巴德尔（Muhammad al-Badr）的统治，创建了也门阿拉伯共和国（或称北也门）。在接下来40年间，受过国外教育的革命精英占据了新生共和国最重要的职位，出任总统、总理、内阁部长和首席执行官。他们将自己的合法性建基于他们在革命及其余波中扮演的角色，在国家想象中获得了近乎神话般的地位。革命也改变了也门社会的其他部分，它导致了也门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也终结了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赛义德”（sayyid）家族们的统治。同时，它将支持巴德尔的北方部落流放到政治荒野，这些地区被切断了政府资金支持，陷入了停滞，情况持续恶化。
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后，政府歧视北方部落引发了北方的抗议活动，这一活动部分由也门北部最著名的赛义德王朝——胡塞家族领导。然后，2004年，在北方部落与政府的早期冲突中，也门军方杀死了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侯赛因·巴德雷丁·胡塞（Hussein Badreddin al- Houthi）。胡塞之死标志着北方部落武装叛乱的开端，叛军以他之名兴兵。在接下来7年里，零星的战斗仍在持续，但双方都没有取得有意义的优势。
当政府在北方与胡塞叛军作战时，它在也门其他地区的权威也在消退。革命国家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当开国元勋纷纷故去，如何继续维持其合法性？在革命结束半个世纪后，也门的第一代革命领导人几乎无人孑遗。2011年6月，抗议活动瘫痪了萨那，革命一代的最后元老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加尼(Abdul Aziz Abdul Ghani)在一场针对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的暗杀行动中遭受致命伤。政治分歧的双方暂时停止敌对行为以示哀悼，但从那时候起，革命的也门国家实际上已经落下了历史句点。
也门革命一代的逝去不仅造成了国家认同危机，而且带来了统治危机。曾经，在国外获得学位的也门学生以回国成为未来的领导人为荣。但在过去10年间，由于政府腐败和无能，以及国内缺乏就业机会，许多受过教育的精英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政治任命不是基于训练和经验，而是基于部落身份，而技术官僚逐渐被通过裙带关系上来的人所取代。
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在过去10年间不断衰减，打开了一个政治真空。从2009年开始，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基地”在内的极端组织开始填补这一空白。但只有早已组织起来反抗中央政府的北方胡塞运动才充分利用了共和国江山陵夷的形势。
图为2011年1月，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赖达德凡区，抗议者举行反政府游行。
革命
2011年，埃及和突尼斯等地爆发了起义，萨那也爆发了针对腐败独裁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持续了数月，给了胡塞一个良机。当年2月，北方叛军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abdul - malik al- houthi)宣布支持反政府示威，并派遣数千名追随者参加了首都的集会。这场起义中最具冲击力的画面是，那些穿着传统长袍的部落成员，与城市青年运动的成员并肩游行。50年前，这两个组织为了控制也门明争暗斗，2011年，他们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萨利赫捐弃前嫌。
到了2011年底，起义实现了首要目标：萨利赫同意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副总统哈迪。2013年初，政府与反对派组织开启了一场全国对话会议，并在2014年达到了高潮，在哈迪支持下政府计划起草一部新宪法，并将也门划分为6个省。当时，时任联合国也门特使的贾迈勒·本奥马尔（Jamal Benomar）预测，该协议将带来“建立在法治、人权和公民平等权利基础上的民主治理”。
然而，胡塞反对派拒绝了这项协议，因为这将进一步削弱北方部落的力量。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从2014年的年头肆虐到年尾，其中许多由胡塞领导。当年9月，胡塞武装占领了萨那，并于2015年初解散议会，迫使哈迪辞职，并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取代也门政府。
胡塞武装的高歌猛进让利雅得寝食难安。早在1932年沙特阿拉伯成立之初，该国领导人就担心与也门交界的南部边境。1934年，沙特阿拉伯为了保卫边境，与也门王国爆发第一场战争。在停战协约上，沙特阿拉伯吞并了在战斗中占领的三个也门边境省份。从那时起，沙特对也门的外交政策都围绕着一个目标：维持一个软弱的萨那中央政府，从而不会威胁沙特的安全。每当某个人民运动或中央权威在也门初具雏形，沙特政府就会报之以军事行动，并对亲沙特组织进行财政支持。
胡塞的崛起恰恰是沙特领导人最忧虑的事情。在2009年和2010年，胡塞武装分子和沙特军队之间爆发跨境冲突，导致了沙特方面自60年代以来第一次在沙也边境上的人员伤亡。2014年占领萨那后，胡塞领导层公开呼吁与沙特阿拉伯开战，并将“收复边境三省”作为战斗口号。
沙特阿拉伯干涉
因此，当哈迪向沙特求援时，利雅得高兴还来不及。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起了一场军事行动，击退了胡塞叛军，并恢复了也门政府。沙特阿拉伯表示，此次干预为了回应伊朗扩张主义威胁，并宣称胡塞武装实际上是伊朗的代理人，这赢得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支持。然而，沙特的辞令严重歪曲了伊朗在冲突中的作用。虽然一些小型武器和资金从伊朗流向胡塞，但数量并不大，胡塞-伊朗联盟纯属子虚乌有。北方部落并不认同伊朗挑战以色列和美国的愿望，早在接受伊朗帮助之前，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也门中央政府的替代者。沙特阿拉伯阵营的真正目标也不是伊朗，而是胡塞武装本身。
军事干涉最开始是针对胡塞军事目标的一系列空袭，如今已经演变为试图摧毁也门经济基础设施的行动，以使公共意见抛弃胡塞运动和反沙特立场。医院、工厂、水管、污水处理设施、桥梁和道路都被炸毁。在美国的帮助下，沙特联盟封锁了也门的港口，威胁也门上空的民用飞行，使得援助机构或企业很难将物资运送到萨那机场，也门国内伤员也无法出国接受治疗。
本就脆弱的也门经济在如此重压下崩溃。对许多也门人而言，购买食物或药品现在变得十分困难乃至不可能。据联合国统计，2800万也门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面临食物短缺，也无法获得清洁的水源。700万人生活在濒临饥荒的地区，近200万也门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在没有公共服务的情况下，街道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并且渗入水井。自4月以来，通过受污染的水源传播，霍乱感染了超过60万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
图为2017年8月，也门萨那，一名男子从沙特领导的空袭现场救出一个受伤的女孩。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赦国际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谴责沙特在也门违反人权的行动。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特别顾问阿达玛·迪昂(Adama Dieng)呼吁安理会调查沙特可能犯有的反人类罪。然而，沙特将其干涉描述为与伊朗的冲突，而非针对也门平民的蓄意攻击，似乎已经说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
国际援助组织对危机的实际反应是无能为力。今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无限期暂停在也门的霍乱疫苗项目。报告指出，运送药品相当困难，而疫苗接种行动效果有限，因为这种疾病已经感染了30多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正确的，但它和其他国际组织错过了帮助解决更广泛冲突的机会。
由于国际社会已正式承认也门流亡政府，并给予胡塞政府很少的外交关注，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是少数可以在没有政治限制的情况下调节冲突的组织。这是他们以前在也门曾扮演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新诞生的也门阿拉伯共和国政府与效忠于被罢黜的领导人巴德尔的北方部落进行了长达6年的内战。那时候就像今天一样，北方部落没有得到外国政府的官方承认，因此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是唯一能接触到他们的组织。联合国与他们的领导人建立了直接的对话联系，合法化他们在冲突中的地位，并鼓励他们参加全国和平会议。传统上，这一地区的交战双方更倾向于杀死俘虏而非交换俘虏，当时的红十字会将《日内瓦公约》的各项条款推介给他们，促成了几次俘虏交换。
在当前的战争中，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可以复制这一战略。他们既要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也要为胡塞部落提供一个与流亡政府谈判的国际平台。联合国还可以派遣维和部队保卫沙特南部的边境，消解导致这场冲突的主要动因。这一策略曾在1963年至1964年起作用，联合国人员在沙也边境的非军事区巡逻，并调停跨境争端。今天，类似的维和行动将给利雅得吃下一颗定心丸，从而停止空中打击，解除海上封锁，结束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
华盛顿的角色
虽然美国没有卷入也门的战斗，但它以多种方式支持沙特领导的联盟。美国军方训练沙特军队，并为沙特战机提供加油的基地。此外，美国还向沙特出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其中许多武器已经应用于也门战场。
这也意味着美国有能力改善当地的局势。华盛顿应该威胁撤回其军事支持，以迫使沙特阿拉伯停止敌对行动，并接受在沙也边境上部署国际违和部队。如果沙特阿拉伯获得这样一个缓冲，没有即刻的领土受侵之虞，那么沙特阿拉伯可能更情愿允许也门人采取他们自己的政治解决方案，即使最后胡塞领导层占据随后的政府要津。
美国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任何谈判都将在美国国内遭到严厉的反对。在每一次胡塞集会上，抗议者高呼：“真主伟大！美国必亡！以色列必亡！诅咒犹太人！胜利属于伊斯兰！”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口号是“反美”的力证，因为这一表达照搬了伊朗革命的口头禅，也证明胡塞与伊朗的勾结。哈迪甚至正式请求联合国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
然而，这一口号具有误导性。胡塞是中东少数几个没有意愿和能力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组织之一。胡塞运动非但没有与极端分子结盟，甚至一再与“伊斯兰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发生冲突。沙特阿拉伯才是长期以来支持也门境内逊尼派伊斯兰组织的那一方。此外，无论是谁提供援助，也门的北方部落都照单全收。20世纪60年代，在与新生共和国的内战中，他们甚至接受以色列的秘密军事援助。
然而，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以及该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确实需要一个现代外交的速成班。胡塞家族成员显然认为，反美口号仅仅是为了喊个痛快，并不是实际政策的反映。然而，言语可能是危险的。胡塞领导层需要把也门冲突与该区域其他分歧区分开来，从想一个新口号开始。
图为2015年9月，萨那的一次空袭后，一名儿童的脚被灰尘覆盖，人们正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和平之路
美国和国际组织应该意识到，过分关注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只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很难找到解决争端的当地政治解决方案。内战的两个主要原因都来自也门内部：一个不合法的共和政府和一个不打算撤回北方政治黑暗中去的胡塞运动。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也门特使伊斯梅尔·乌尔德·谢赫·艾哈迈德（Ismail Ould Cheikh Ahmed）主持的和平谈判忽略了这两点，试图要求胡塞撤军并恢复被推翻的共和政府，希望以此解决危机。
这点必须改变。1990年以前，也门还没有作为一个单一国家存在过。和平解决方案需要认识到也门的内部分歧。这个国家由三个地区组成，北方是胡塞运动的发源地，什叶派人口占了绝大多数，由强大的部落联盟统治；这个国家的南部在1839年到1967年间是英国的殖民地，此后一直是阿拉伯的共产主义国家，直至也门统一，人口主要是逊尼派，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帝国统治和数十年的世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侵蚀，其部落结构已经相当脆弱；最后，也门的东部地区，被称为哈德拉毛（Hadramawt），居住着人口稀少的哈德拉米人（Hadrami），在传统上享有高度的独立性。
三个地区中没有一个能够或者应该完全控制另外两个地区。然而，也不能把也门分裂成三个独立的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联邦制度，每个地区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并建立一个弱势的中央政府调节领土或资源争端，并指导外交政策。除了保持也门内部的和平外，不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也能减轻沙特对地区稳定的担忧。
然而，对也门的未来威胁最大的不是沙特阿拉伯或伊朗，甚至也不是一场新的内战，而是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它威胁着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根据联合国预测，由于低效灌溉和人口增长，也门主要城市地区的水资源可能会在2018年耗尽。而沙特阿拉伯一直承诺，战后将会修复也门受损的基础设施。这笔钱应该用于将主要城市的人口转移到水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并投资大型海水淡化项目。这不是赔本买卖：一个稳定的也门可以为沙特政府提供一条新的出海路线，铺设从油井到亚丁炼油厂和港口的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避免伊朗封锁的长期危险。如果外国政府和联合国迅速采取行动，减轻也门的苦难，并承认内战终结需要当地的解决方案，那么也门仍然可以复原，甚至为动荡地区添上一块压舱石。
本文原载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7年11/12月刊。作者系哈佛大学研究员，著有《阿拉伯冷战之外：也门内战的国际史，1962-1968》（Beyond the Arab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Yemen Civil War, 19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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