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保守派宣言：灯塔主义抑或中国镜像？｜下·中国视角
对于身处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欧洲保守派宣言中的隐含信息足以让人警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语境中的大部分读者囿于主客观条件，并不会立刻能够加以体认。不过，即便放在纯粹的中国语境中，依然可以在我们熟悉的文化框架中建立参照系，从侧面加以理解。
2017年10月7日，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的联署宣言。（网页截图）
翻译态度的不忠实与不诚实
除了九种欧洲语言之外，中文版大概是这份宣言最快面世的第十种版本。正如当初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注意到中国学者对政治哲人的怪异口味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中国速度仍然是“怪异口味”的延续。面对一份急就章之作，况且并非严格的学术文字，原本不必对中译本过分苛求，但不得不说，译本透出的草率和轻浮之处，也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甚至放大了这份保守主义文本的弊端。
本文无意对译本做全文校对，仅就阅读过程中随机发现而言，某些细节上存在明显的粗疏（例如将social media译为“社会媒体”）或轻佻之处（例如将unworkable翻译成“不靠谱”），而更大的问题是个别译文对原文不够忠实或者不够诚实，这在表面上从相反的两个方面同时呈现出来。
一方面，中文译本在某些词句上添油加醋，将原本较弱的含义予以文学修辞的强化，甚至凭空创造出原文所没有的含义。
如果说，把一句简单的Please join us译为“请与我们握手”，还算可以勉强接受的话，更多的例子超出了勉强的界限，例如第3节中“这个虚假的欧洲在偏见、迷信和无知中沉陷，被虚荣和自鸣得意的乌托邦幻境刺瞎了双目”，其中blinded（英）或aveuglée（法）的平实译法应当是“视而不见”或者“闭目塞听”，“刺瞎了双目”渲染出一种凭空创造的、诗意的暴烈色彩。又如第5节中，“它基于对一种法律体系的同意，该体系审慎节制，适用于所有欧洲民族”。事实上，所谓“适用于所有欧洲民族”是a body of law that applies to all的误译，正确含义是“对所有人一体适用”，也就是通常所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原本是优良立法的基本要求，但中文译法无中生有地为“所有欧洲民族”创造出某种貌似可以有、但实际上真没有的一体性。
相对来说，上述例子都还属于次要，更典型的一处出现在第17节——“它要求欧洲人以圣母的标准去牺牲掉自己”，原文为It requires from the European peoples a saintly degree of self-abnegation（英）或Elle requiert des européens un très saint déni de soi à un degré considérable.（法）。严格地说，无论哪种版本，都应当翻译成“作出神圣（或圣徒般）的自我牺牲”。虽然宣言本身对这种立场不以为然，但就其所使用的字眼来说本身是中性的，尤其是联署者作为基督教卫道士，绝不会拿圣母开玩笑。但中文版译为“以圣母的标准去牺牲掉自己”，从“圣徒”到“圣母”，表面上仅有一字之差，但并非偶然，它恰恰来自、并且反过来迎合了中文语境中习焉不察的“装圣母”、“圣母婊”等粗鄙措辞。或许译者认为这是更加约定俗成、喜闻乐见的译法，但暴露了不自知的轻佻本色。
另一方面，这份宣言中原文使用了某些具有严肃含义或者微妙语气的措辞，在中文版中反而被削弱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第34节是“民粹主义应该被介入”，“被介入”是典型的翻译腔，不过很大程度上也是原文模糊使然。英文措辞是Populism should be engaged，意指“民粹主义应该被正视/被认真对待”，但这种“正视”并不是理性中立的冷静观察，因为随后宣言一方面为民粹主义辩护称“这个术语的含义似乎从未被界定”，另一方面又将其美化为“对虚假欧洲之暴政的有益反叛”，期待从中能够重生“欧洲民族的历史能动性”。
相比之下，法文版本中则有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变动：这份宣言刚刚出炉时，相关措辞是Le populisme doit être adressé（应当诉诸民粹主义），而在本文刊发之际，相关条目又不动声色地修改成“Le populisme doit être interrogé”（应当审视民粹主义）。看上去，法文版的执笔者大概觉得之前的表态过于露骨，因此换用一个看上去更中性的措辞，但这并没有改变宣言整体欲拒还迎的暧昧倾向。前文曾经分析这份保守派宣言的“狗哨政治”特征，而所谓“认真对待”民粹主义，便是又一声狗哨，话一旦说到“应当诉诸民粹主义”这个份上，几乎已经不能称之为“狗哨”，而是对目标群体——尤其是经常被诟病为“民粹”的“国民阵线”式政治派别——公开的背书与打气。
超出翻译问题值得多说的一句是，看上去，宣言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所谓“民粹主义”实际上区分为左翼和右翼，虽然二者可能在某些议题上立场相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化，但至少在表面诉求上仍然相当不同。在法国，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麾下的“不屈法国”运动作为左翼民粹的一个标本，和这些保守派学者诗意描绘、“应当诉诸”的那种民粹主义相比，无论如何都扞格不入，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令这些保守派学者们切齿痛恨、作为“虚假欧洲”原动力的那种民粹。宣言援引了立场保守的法国政治哲学家马南（Pierre Mannet）所谓“中心的狂热”（更确切的译法或许是“中间派狂热”），来为民粹主义辩护，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罔顾左右两种极端民粹主义基本区别的事实。而一旦抛弃政治审慎原则，不加区分地以民粹主义来为保守立场招魂，恐怕将招致更猛烈的反噬。耐人寻味的是，联署者之一、来自波兰的Ryszard Legutko此前著有《民主中的恶魔：自由社会中的极权主义诱惑》，而这份宣言，似乎正是在病急乱投医地召唤这个恶魔。
爱屋及乌的灯塔主义
前文所述的将“神圣”偷换概念为“圣母”，暴露了文本翻译中的轻佻一面，而在这种轻佻背后，则又透露出中国知识界部分群体面对欧美社会的纠结心态。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面对中西力量对比逆转、尤其在民族危机逼迫下，数代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以学习和赶超心态，以欧美为师，图自强之道。而对于在1980解冻年代开眼看世界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心态尤其明显。面对百废待兴局面、甚至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后发国家知识界的急切目光只能转向欧美，期待从后者的发达轨迹中进行解码。而所谓“开眼看世界”，并不在欧亚非拉平均用力，绝大部分热情都倾注在欧美模式之上，这也在无形当中将对欧美国家近现代历程的好感固化，构成了一代人相对恒定的思想底色。旅美学人林垚将这种心态形象地称之为“灯塔主义”（Beaconism），即以欧美为经典蓝本，以一种“不英万夜”或者“不美万夜”的朝圣心态，看待西方、尤其是英美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灯塔”心态是文明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当年欧美部分左派知识分子面对苏联、中国甚至古巴，也曾抱有类似憧憬，以为就此找到历史发展的出路，后来被证明不过是“左派幼稚病”的症候。不过，由于力量对比的失衡，两个方向上积聚的历史势能差距巨大，欧美向东的赞赏心态，远远无法同中国向西的渴求心态相提并论。
这种“灯塔主义”的一个副产品，是将近现代欧美历程理想化，对当代现状反而缺乏足够了解，一旦发现现状与想象不符，往往比本国人更加悲观，哀叹人心不古，或者以保守主义的编外弟子自居，激烈地捍卫欧美传统，仿佛常年游弋外海的水手，一旦发现灯塔有黯淡的迹象，反而比港口居民更加忧心忡忡，也更容易不由分说地迁怒于管理者修缮不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取向，同晚近流行的施特劳斯学派虽然大异其趣，但其间不仅有关键人物作为转型枢纽，在如何对待欧美“经典”的立场也颇为一致，二者或许在其他论题上相互驳难，却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这种灯塔主义心态。
这种心态衍生出的现象之一，便是当代中国“保守主义者”群体将欧美保守主义引为同道，二者共同将欧美传统视为灯塔长明之火，将“白左误国”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危害，这在ISIS崛起、引发冲击欧洲的难民潮中表现尤为明显，默克尔（虽然严格说来是右派政治人物）成为很多看客眼中“引狼入室”毁灭西方的罪魁祸首，至于其间的人道精神考量或民间社会压力，则被轻蔑贬为“白莲花”、“圣母婊”。
另一个颇富意味的现象是，就中国语境来说，无论在象牙塔内还是在民间，越是在欧美经典中浸淫日久，情感纽带越是牢固，于是越有可能在远距离美感的驱动下，爱屋及乌，激烈地反对“白左”，将类似的保守声音视为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或者索性将特朗普、勒庞、法拉奇、威尔德斯式的僭主视为西方文明的救主——正如宣言所鼓吹的一样，乞灵于那些“不贪求国际社会的赞许”、只“渴求由他们的人民所授予的荣誉”的“新型政治家”。
最后，在近年来传统媒体式微、自媒体崛起的潮流冲击下，中文语境的国际新闻和其他领域一样，愈发呈现出碎片化、八卦化、粗鄙化、戾气化的趋势，深度分析（哪怕只是全面的背景介绍）缺失，加上传统的报忧不报喜方针，导致信息源受污染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反过来强化了既有的保守立场。作为受众，可能对国内事务洞若观火，对国际事务却在不经意间对受污染信息照单全收。所谓“另类事实”与“后真相”，并不是只存在于选举政治中的洋玩意，在中文世界同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作为历史镜像的中国宣言
每逢时局危难关头（或者自认为如此），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冲动是中西共通现象。这份欧洲保守派宣言让人联想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类似言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由同样依恋与维系传统学人发起的两份宣言。放在中文语境中，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不同姿态。
在新旧思想颉颃和民族危机相互交织的背景下，王新命等十位教授于1935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既反对泥古不化，也反对全盘西化——但重点无疑在于后者。宣言开篇即悲叹称，“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从文化的领域中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面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思潮涌现的现状，《宣言》更是厉声指控——“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悲叹文化主体性的沦丧，还是指责“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这份宣言都和今天欧洲保守派的文本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的基本立场便是，1968年之后，“我们看不见现在的欧洲了”。不过，相比欧洲保守派，中国学人这份1935年宣言至少摆出一种中道姿态，呼吁“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同样重点立足于反对全盘西化、维护文化主体性，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学者1958年联署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被认为是新儒家的里程碑之作。宣言反对“中国文化已死”的悲观论调，试图以新儒家理路，为1949鼎革之变后的文化与学术指一条可能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宣言虽然最终落脚于“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强调以儒家心性之学医治西方弊端，但同时也展现出更多的自省意识，其中不否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瘤”，同时直面传统儒家的缺失，例如“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鉴于此，虽然四位作者的学术理路属于新儒家一脉，严肃的读者却很难用“保守派”来一言以蔽之。
身处二十一世纪初期回头审视，1935年宣言中哀叹中国文化处于“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无疑只是文学化的情绪发泄——正如欧洲保守派哀叹“被虚荣和自鸣得意的乌托邦幻境刺瞎了双目”一般。八十年来，中国文化虽然历经困顿，但自有其生发演化的逻辑，没有自寻绝路，也没有真的被“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所宰制（所谓“黄俄”等激愤之语另当别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者的黑暗图景，对于中国或者欧洲这样一个庞大体量的文明而言，或许不乏敲打作用，却很难说是一种具有现实感的预言，更遑论现实行动指南。相比之下，1958年的新儒家代表人物面对前所未有的世变，孤悬海外，“四顾苍茫、一无凭藉”，反而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了更具批判性和现实感的反思，“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种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在这个参照系下，我们倒的确有理由为本国先哲的胸襟和眼界而感到骄傲；相反，这份欧洲保守派宣言，虽然同样“生于忧患”（至少就联署者眼中如此），却看不到任何自省精神，反而通篇都充斥着孤芳自赏的乡愁，和鸠占鹊巢的怨恨
自这两份宣言以降，当代中国类似的公共言说所在多有，但相比之下，类似《甲申文化宣言》等大而无当、空泛虚妄的文字，已经失去了上述两篇文字嵌入时代背景、或急迫、或沉静的道义感召力。而以二者为参照系，或许可以让我们更细微地体会出不同境界的保守主义言说对各自时代的把握，也更好地反观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通感”效应。事实上，今天为这份欧洲保守派宣言欢呼的中国学人，其中大多数人恐怕都不太会对跪拜礼、弟子规、通儒院、立孔孟之道为国教抱有同样的热情，也不太对会某些西方学者热衷的“贤能政治”抱有同样的信心，原因无他，正是因为我们浸润在自身文化氛围中，深知其中种种复杂微妙、乃至郢书燕说的“跑偏”风险、抑或人力不可及的无奈之处，这远不是痛詈“白左”或“黄俄”、鼓吹欧洲复兴基督教或中国再儒化这种药方能够一劳永逸的。
结语
欧洲保守派的这份“三十六条论纲”，虽然试图吹响战斗号角，读起来却仿佛一曲哀伤的挽歌。激进的左翼青年们，大约视之为“头脑冬烘的老古董”向隅独泣，不值得加以理会；但即便从同样珍爱自由——哪怕是经典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的立场出发，也未必一定要被保守主义者的逻辑所俘获。在这个背景下，重温一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名作——《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许仍然不乏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哈耶克看来，保守主义的致命之处在于，“它天生不能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保守主义的命运永远被拖在一条不由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相反，真正对自由的珍视，不应该是一个朝后看的学说，它不反对进化和变迁。如果说前者的特征是对新事物怀有忧心忡忡的不信任，那么后者的立场则是建立在勇气和信心基础之上的，基于充分准备让变化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即便我们不能预见它将导向哪里。
哈耶克将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对变化的恐惧”、“偏爱权威”、“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三个方面相互联结，彼此影响。正是出于对变化的恐惧，保守主义倾向使用政府的权力来阻止变化、或者限制其发展速度。“只要强制和专断权力用于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他便不会反对。他相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人君子手中，就不应该被太多僵死的规则所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孕育着反民主和反自由的一面。同样，放在今日之情景中，无论是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还是在匈牙利、波兰等国死灰复燃的威权手段，抑或“波拿巴时刻”在世界其他地方（哪怕之前被认为已经具备“高度民主”实践）的降临，都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先见之明。不管对于欧洲、美国还是东亚，这种因为恐惧变化而乞灵于等级秩序与威权统治的诉求，都是最值得警惕的方面。
正如很多观察人士已经指出的，这份欧洲保守派宣言的理论脉络，并不是哈耶克上溯至柏克的“老辉格党人”（Old Whigs）传统，更像是伯纳德或者迈斯特式的“反动派”（reactionnaire）。或许说到最后，问题还是同两百年前一样，表面是如何面对“异教徒”、如何面对主权国家和欧洲统一，归根结底，却是面对“启蒙”本身的态度。正如哈耶克所言，保守主义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它的反启蒙主义。即便今天我们承认启蒙有诸多偏狭与自矜之处，即便认同传统价值和“自生自发秩序”，我们仍然可以、而且能够和所谓“保守主义者”及其宣言划清界限，不至于一厢情愿地听着狗哨、亲手给自己系上狗绳，还以为是那条来自于上帝的“柔软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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