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之死：为何应该扶持濒危的自然语言而非克林贡语
就像我们面对宝贵事物消失时的感情一样，语言的消失也唤起了人们类似的感受。语言的消失自然是不幸的，但究竟是为何？那些行将消逝的语言，其所具备的价值，值不值得发动全社会的资源来保护？
2010年，老博阿（Boa Senior）去世，她是世上最后一个能说阿卡博语（Aka-Bo）的人，这门语言只在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上的部落中被使用。从关于老博阿之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她从2004年的大海啸中幸存下来——部落里的长老们曾预言过这场灾难；同时，她也经历过日军在1942年的侵略，以及之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
语言学家安维塔·阿比（Anvita Abbi）认识老博阿已经很多年，他说：“从她父母死后，博阿就成了世上最后一个能说阿卡博语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四十年。她时常觉得孤独，并不得不学习印地语的安达曼方言，以此来和他人交流。”
世上最后一个能说阿卡博语（Aka-Bo）的人老博阿（Boa Senior）去世于2010年。
语言的消失自然是不幸的，但究竟是为何？阿卡博语就像其他种种濒临消失的语言一样，对世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就像我们面对宝贵事物消失时的感情一样，语言的消失也唤起了人们类似的感受。
可同样也有观点认为保护小语种语言无非是在浪费时间与资源。我尝试好好弄清楚这两种彼此对立的态度。
关于小语种语言，最为简单的定义就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数没有过半。通常当人们提到小语种时，指的是那些即使是在其使用范围最广泛的国家或地区里都只是少数人在使用的语种。
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我们尤其关注目前濒危的小语种，或是那些不加以抢救保护就将面临消失的小语种。
当一门语言消失时，我们所怀有的那种悲伤其实是很复杂的情绪。老博阿之死不仅标志着一门语言的消失，也标志着她所属的文化的消失——这种文化曾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极为关注的。这也是由压迫和暴力所导致的损失。另外，就“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说某门语言的人”这个身份来说，其中夹杂着一层忧伤的意味。像老博阿一样的人们将遭遇这样的境况：那些能和他们用母语交流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不管是否牵扯到语言的死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最终消逝，孤独，以及失去所爱之人，所有这些都糟透了。
而语言之死所唤起的悲伤之情并不能对语言本身起到任何帮助。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的语言不用担心面临悲剧结局，因此也不会像小语种那样唤起我们内心的情绪。不出所料的是，关心小语种的存亡也常被当作多愁善感之举。研究语言政策的学者们观察到，主流语种常常被奉为既实用又有助于社会进步的，而小语种则被视为发展的阻碍，而他们的价值也被认为主要只是感情用事。
我们倾向于认为，感性是出于对某物的依恋而带来的夸张情感。之所以称其夸张，是因为它并不能反映某物的真正价值。已故哲学家G·A·柯亨（G. A. Cohen）描述过一块反复使用长达46年的橡皮擦，这是他刚当上讲师时买的，他“极不愿意失去它”。我们都会珍视这样的事物：用了几十年的橡皮擦、我们孩子画的画、某次去见爱人或家人的旅途所留下的老旧火车票——这些东西对别人来说一点价值也没有。如果说重视小语种的价值是多愁善感，那此举的价值堪比柯亨对他的旧橡皮擦的珍视。故意把橡皮擦消灭掉是残忍的，要是柯亨寄望于动用社会资源以调查这块橡皮擦的价值并加以保护，显然又不合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表明了小语种的当前处境：他们所具备的价值，并不值得发动整个社会来保护他们。
对此观点有不少回应。
首先，小语种的价值不单纯只是感情用事的。语言充满着科学趣味，并且有一整个致力于语言研究的科学领域，以追溯他们的历史，研究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依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理解语言甚至有助于理解我们的思考方式。一些人相信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甚至会说是语言使得我们的想法得以成为可能。这种主张与所谓的“萨丕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有关，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及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称该假说是“错误，彻头彻尾的错误”。
萨丕尔-沃夫假说自然会和各种令人怀疑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这就包括这一普遍认为但又是错误的观念，即认为爱斯基摩人有数量惊人的关于“雪”的词汇。但其核心观念又并非如平克所认为的那样错得离谱。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没有语言的话思考将不可能，但诸多证据都指出，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及体验世界的方式。例如，根据其所使用语言的不同，英德双语人士会对情绪进行不同的分类，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双语人士在回忆过往时光时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荷兰语和波斯语双语人士则对于音调高低有不同的感觉。甚至平克也很清楚地找到了语言与思维之间显著的联系：他认为思维潜藏在其语言之下，并称之为“思维语言”。无论如何，这场论战只能依靠“经验之谈”加以解决，即尽可能多地研究语言（以及他们的使用者）。由此，语言在非感性化的理由之下依然具备其价值，这一点也不会引发疑问了。
其次，让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感性的价值。为什么有些价值衡量会被称为是“感情用事”的呢？这种说法常用在形容某些人对与其个人联系密切的事物倍加珍惜，例如柯亨和他的橡皮擦。柯亨称这种价值为“个人价值”。而具备个人价值的事物对和他们不具备个人联系的人们来说，其价值就要小得多了。还有一种感情用事的表现是，珍视那些和对我们在乎的人、事、物之间有联系的事物。这一价值就体现在发达的名人照片交易中，这也解释了为何全世界的父母都会把他们孩子的画作贴在冰箱上。
“感性”这一概念大体上是贬义的——我们把多愁善感视作低等的价值（比如和实际使用价值相比），但就算如此，当与他人的情感联系不会给自己添麻烦时，我们依然乐于沉迷其中。父母对他们子女画作的情感不会给他人带来不便，可对小语种的情感就相反了，因为这需要用于支持相关事业的力量与资源。这也解释了，为何对一些人来说，小语种根本不值得人们多虑。
然而，感性不是可以轻易被抛到一边的。更深入地审视，会发现我们的文化是由那些看着非常接近感情用事的价值所支撑起来的。仔细想想下文的对比。我们都会认同的是，柯亨坚持“感情用事”，他拒绝把旧橡皮擦换成新的。但如果是卢浮宫，也会拒绝一个技艺精湛的伪造者提出的，把《蒙娜丽莎》换成一幅比起原作来讲修复了画面损耗的“改良版”伪作的要求，而我们不会将这一决定视作感情用事。相反，如果卢浮宫方面同意了这个伪造者的要求，可以想见，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会被这则惊人的故事所占据。分辨这两个例子所牵涉的价值观时，我们所采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其实彼此间非常相似。两个例子都分别表明，带有既定历史背景的某一概念，其价值高于另一个有着不同历史条件的概念。
感性解释了为何应该扶持濒危的自然语言而非克林贡语。
这种价值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保护中世纪城堡、埃菲尔铁塔和罗马斗兽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实用的，而是因为他们具备历史与文化价值。2015年，ISIS武装在占领摩苏尔城后摧毁了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物时，愤怒的记者们都强调了被毁坏的文物与古文明和已消失的文化间的联系。我们之所以重视语言，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历史与文化价值。事实上，哲学家尼尔·列维就认为这是我们重视语言的最主要原因所在。在某些语境下，类似的重视与保护行为会被贴上“感情用事”的标签。要是小语种在某种程度会因为感情化的原因被加以重视，那其实他们并不孤单。
对小语种的重视常被认为是感情用事，但同时也经常受到称赞。纪录片《我们依然住在这里》（We Still Live Here, 2010）讲述了万帕诺亚格语（Wampanoag language）的重生，这门印第安人的语言本已消失长达一个多世纪。影片称赞了这门语言的重生，也表扬了复苏这门语言的先行者“小脚趾”杰西·贝尔德（Jessie Little Doe Baird），她的先人曾是万帕诺亚格人，而自己的女儿则成为该语言重生后的第一个使用者。贝尔德收到了麦克阿瑟基金的资助，用以完成她的研究计划，而她的成功则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并收获了不少荣誉，包括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颁发给她的“我们之中的英雄”奖项。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84岁的卡特琳娜·以扫（Katrina Esau）是仅存的三位能说南非起源性语言“N|uu”的人之一。过去十年，她在家乡开办了一家学校，教当地的小孩N|uu语，以此来保护这门濒危语言。2014年，南非总统祖马向她颁发了“猴面包树勋章”。贝尔德和以扫都得到了全球各地的新闻报道，表彰她们对各自社群的卓越贡献。
《星际迷航》中的外星语言克林贡语字母
看到感性能收获尊重也是件幸运的事情。如果不仅仅从科学和学术价值关注语言，很难解释为什么更应该保护现存的小语种，而非让早已死去的、已经没人再关心的语言重生；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更应该扶持诸如中美洲的兰卡语（Lencan language）这样的濒危自然语言，而不是沃拉普克语（Volapük，19世纪德国天主教牧师创造的语言）或者克林贡语（Klingon，《星际迷航》中的外星语言）这样的人造语言；并且，很难解释为什么应该保护濒危的自然语言，而不是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
我猜，就算是那些对扶持濒危语言不抱以同情的人们，相比于以扫保护N|uu的愿望，他们更有可能被一门全新的人工语言的创造与发展所迷惑。当然，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发明活动，尽管发明和壮大一门新语言相当具备科学趣味。更应该保护现存的自然语言，而非创造新语言的原因就在于，前者具备历史的与个人的价值。这些价值恰恰就和所谓感性有关。
如此一来，小语种语言就是有价值的。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应该倾注资源用以扶持他们？不尽然。小语种的价值可能不如不保护他们所带来的价值。关于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不妨看看这两个因素：扶持小语种给人民带来的负担，以及削减语言多样性的好处。
虽说我们对小语种的重视或许会和保护中世纪的城堡一样有着相似的理由，但如何去做这两件事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保护小语种相比于保护一座城堡而言，会给人民带来更多负担。我们可以通过雇人来维护一座城堡，但保护小语种的话，不能靠支付人们一定数量的金钱以维持现状。实际上，我们需要让人们把语言变成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当他们要成为使用者的话就更需如此了。有些人可能会乐于充当志愿者，但如果我们想让语言在热情之外也得以发展，就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管他们乐不乐意。这通常也会涉及到立法问题，以确保儿童在学校接受小语种教育。
类似的政策是有争议的。一些父母认为，让孩子学一门实用的主流语言，是比学没什么用的小语种语言更好的选择。然而，对母语为英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常接受到的主流语言教育——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并不如他们想的那样实用。对于小孩子来说，一门语言的实用性，在于能帮助她和更多的人交流，让她能理解更多的地区，哪怕只是邻近的国家。但是，英语的使用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在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都有所使用，哪怕一个只会说英语的人，在这些国家旅游时也不会遇到太大麻烦。如果他决定学习这几个国家所用的某一门语言，那在实用性方面，他所期望的回报可能很低。
如果英语国家的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到实用的语言，那我们更应该教给他们那些母语者不太熟悉英语的语言，比如阿拉伯语和汉语这样的在英美两国的学校里不常教授的语言。当然，有些英语母语者认为学什么外语都是无意义的，因为英语是如此广泛地被使用着——想想对生活在西班牙的英国人的成见之一就是他们不学西班牙语——但那些支持孩子学外语的家长们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支持英语国家的小孩学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且不支持小孩学当地的小语种的人们，往往难以证明他们的态度选择是实用的。这样一来，为何英语国家的小孩学习像德语和西班牙语这样被广泛使用的语言，会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呢？我认为理由和那些认为学习小语种是好事的人们所坚持的理由是相似的，即去探索不熟悉的文化，用当地人所使用的语言进行交谈以示尊重，以及通过学一门语言来获取认知技能等等。
语言不会温和地走向死亡。
我认为让孩子——包括大多数人——学习小语种有助于增强社区间的联系。他们能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和历史产生新的认识与思考。他们也获取了这样一种技能，能参与到那些不懂语言的话就难以加入或难以察觉的文化之中，这便是采用小语种的活动与机会。我花了大概一年半学习威尔士语。我出生并成长在威尔士，但直到最近，我和这里的语言都没有扯上太大的关系。我现在回到威尔士，带着对威尔士语浅薄的理解，我感到这个本已熟悉至极的地方又在我眼前呈现为一番新景象。遇到说威尔士语的人时，我感到兴奋。很高兴我的侄子也在学校里学习威尔士语。对于并不保守的我来说，这种强大的保守感觉令人感到惊奇而又陌生。但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受，而是经常在保护小语种的运动中被反复提及的有益之处。
布鲁盖尔的油画《巴别塔》
最后，让我们想一下非常不同的反对保护小语种的观点。语言多样性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针对人们建造巴别塔的行为，上帝施加处罚，曾经只说同一语言的人们自此说起了不同的语言，并深陷于语言不通的困扰中。现在已经少有观点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一种诅咒，但很明显，在其他一些领域的交流中，我们都倾向于制定标准，例如数字、长度和体积等。采用单一语言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能让我们在世界各地旅游时，不惮于与我们遇到的人们交谈。在翻译和口译上也能省下好一笔钱。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其他的新闻也能更快、更全面地被传播开来。保护语言多样性，其实也是在维护一种交流的障碍。难道让尽可能多的语言死去，只留下一种通用语不是更好的吗？
但平稳且公平地推行一门通用语言是困难的。总的来说，死去的和濒危的语言并非是在一代代人对主流语言的自由选择中，温和地走向死亡和死亡边缘的。语言的死亡史是一部暴力史，一如在下面这些书里所反映的一样：大卫·克里斯特尔的《语言的死亡》（David Crystal: Language Death, 2000），丹尼尔·内特尔和苏珊·罗曼的《消逝的声音：世界各语言的消失》（Daniel Nettle and Suzanne Romaine: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2000），以及托维·斯库纳布-康格斯的《教育中的语言屠杀》（Tove Skutnabb-Kangas: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2008）。
在不伤害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情况下推行通用语是一件麻烦事。另外，如果我们在意行为的正义性，只放弃对一些群体和小语种使用者的伤害显然还不够。考虑到这些群体在过去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他们大概还应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也是保护小语种运动人士所常持有的观点。这种补偿将以何种形式付诸实践是充满争议的，但显然不包括将地方语言抹去并另找东西取而代之。
或许，如果有人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可能只提供单一语言要比创造多语言环境要好得多，就像《圣经》所描述的前巴别塔时代一样。但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世界，这些语言都和逝去的历史时光以及文化彼此关联，一些语言遭受过虐待和持续的迫害，不过其中一些还继续得到其使用群体和除此之外的人们的保护和捍卫——一旦我们已经拥有这些事物，除非牺牲大量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否则基本没有回头路可走。
本文原载《万古》（Aeon）电子杂志，作者为伦敦大学哲学讲师，庄沐杨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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