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0年投144亿美元保护生物，有无成效？答案首次揭晓
旨在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随后的十年时间里，109个公约签署国共投资144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144亿美元对应的成效，始终是个无法量化的迷。
当地时间10月25日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揭开了上述谜底。
受益于1992年之后投入的144亿美元保护资金，109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在1996年至2008年期间平均下降了29%。这项研究由来自牛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佐治亚大学、布朗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多个高校和机构的团队合作完成。
研究团队给出这份答案其实是顺便之举，重点成果在于其首次提供了一种量化计算方法，进而指导决策者进行未来的保护资金投资。研究者认为，生物多样性改变的最终速率实际上是受人类发展压力和保护因素的同步影响，因此建立了一个结合各方面影响的统一模型，称之为PACI（pressure-and-conservation-impact）模型，并对其进行最优拟合。在这一计算模型中，投入资金、国内生产总值（GDP）、农业扩张、人口增长、政府管理质量等因素均被要求考虑在内。
论文指出，对各国政策决策者来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困境在于无法从数字层面看到投入的成效，这也就严重阻碍各国政府资金的投入。此番首次给出的量化计算方法，或能对重塑全球生物多样性政策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机会。
然而，该论文最后还给出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在他们的计算模型之下，随着人类发展压力的持续加剧，我们需要与之平衡的保护资金将只能不断增加。
历史决策难题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所有形式、层次和联合体中生命的多样化，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基因）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它形成了一个生命系统，人类只是这个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依赖它而生存。
然而，在最近的100年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在急速增加。有研究指出，地球上58%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完整指数已低于安全值。农业用地扩张、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等人类活动则往往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祸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1988年开始探讨对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需要。1992年5月22日，由其发起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旨在保护地球生物资源。截至2004年2月，该公约的签字国有188个。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公约，1992年11月7日批准，1993年1月5日交存加入书。
最新这篇论文中提到，尽管有诸如《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多项国际公约的努力，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却并不理想。
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提出“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即各方承诺“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区域和国家生物多样的丧失速度”。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在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所谓的“2020目标”即“采取有效和紧急的行动以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确保到2020年生态系统有复原能力并继续提供主要服务，从而保障地球生命的多样性，为改善人类福祉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
研究者则认为， “2010目标”至今仍未实现，而“2020目标”目前看来也将不能实现。而这些目标之所以实现困难，关键在于各国政府担心投资“打水漂”。
该项研究的主持人，来自于牛津大学的Anthony Waldron表示，“25年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必须投入更多资金用于自然保护，否则我们将面临类似于恐龙灭绝的一次现代大规模灭绝。但是政府和出资者并不情愿提出必要的预算，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几乎没有事实证据能证明保护资金会带来任何成效。”
Anthony Waldron认为，这次的研究结果将能鼓励这些决策者重拾1992年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时的积极性，并在当下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充分资金。
首次给出量化计算模型
研究者在论文中指出，生物多样性改变的最终速率实际上是受人类发展压力和保护因素的同步影响。为做出准确预测，他们给出一个需结合各方面影响的统一模型，称之为PACI（pressure-and-conservation-impact）模型。
通过对PACI建立回归模型（对统计关系进行定量描述）来预测BDSs（生物多样性下降分数），回归模型中的变量因素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保护资金（按年算）数据、GDP、农业扩张（以及它和森林减少的关系）、人口增长、政府管理质量等。
在最优拟合的回归模型中，研究者得出一些结论。保护资金能急剧减小BDS值，而GDP增长和农业扩张则倾向于增加BDS值。在最贫穷的国家，也就是GDP基数很低时，GDP增长的影响会减弱。在用于农业土地比例相对较小的国家，农业扩张影响更大，反之在农业土地比例本身就处于中上水平的国家，这一因素就不太重要。
另外，研究者还得出，随着政府管理质量的改善，农业扩张的后果会被相当程度地降低。而GDP增长的影响效应则会随着人口增长的加剧而扩大。最后，相比于在高收入国家，保护资金在低收入国家能发挥更好的效果，或者在濒临灭绝物种越丰富的国家，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在研究过程中，还参考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皮书》中所有鸟类和哺乳动物在1996年至2008年间的状态变化。该团队发现，在1996年至2008年期间，全球BDS中的60%仅由7个国家引起，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有7个国家实现了生物多样性净增加（也就是BDS为负），分别为毛里求斯、塞舌尔、斐济、萨摩亚、汤加、波兰和乌克兰。
研究团队还利用模型做了一次预测，假设每个国家能增加500万美元的保护资金（全球年度预算将提高42%），对作为生物多样大国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秘鲁来说，BDS值将分别下降33%和54%。
另外，不同的发展阶段导致国内社会经济压力不同也会使得投入资金发生变化。例如，在1992年至2003年期间，秘鲁如果想让生物多样性丧失减少50%，就需要在原有水平上再额外支付460万美元。然而，如果处于2001年至2012年期间的社会经济环境压力之下，完成同样的目标将额外支付570万美元。
研究团队最后指出，此番创造性提出的量化计算模型虽然为目前缓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光明，但同时也暗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压力的加剧，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保护资金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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