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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之眼:阿拉伯人如何看待“拯救圣地”的十字军

维舟 2017-10-22 18:10 大字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曾在小说《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里描述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景象都是和日常生活中相反的,时光可以倒流,花草可以说话,而在那个世界的怪物们看来,人才是怪物。这在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的隐喻,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就将他对日本文化的解读冠以《日本镜中行》(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的书名,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独特的东方文化中的许多事物,看起来似乎都与他所熟知的西方做法背道而驰。

他者的视角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很多事并不像自己已习以为常的那样理所当然。在战争史上,“单面的历史”尤为常见,往往只看到“我方在作战”,而“敌人”则只是一群面目模糊、没有个性的异类,就像所有好莱坞的越战电影中都不会有越南游击队员充当主角。《阿拉伯人眼里的十字军东征》这一书名本身就已点出这一层意味,因为市面上几乎所有关于十字军东征的书籍,都是西方人从西方角度出发写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在那两百年里,那些阿拉伯人又是如何看待怀着各种狂热冲动(无论这种冲动是想“拯救圣地”还是“想去东方捞一把”)涌来的西方人的呢?

不管十字军们如何将自己设想为虔诚的圣徒,在阿拉伯人眼里,毫无疑问,他们的首要特质是侵略者,并且是极其残忍的侵略者——不过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因为参加十字军的多是宗教上极其狂热的人,对他们来说,几乎无论如何对待异教徒都不会显得过分。在经过四十天围城之后,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于1099年攻下圣城耶路撒冷,见人就杀,连孩子也不放过。史诗中将这些“法兰克人”刻画为食人族的模样,不止一位当时的阿拉伯编年史家将他们形容为“像野兽一样凶猛和狂野”,一位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比我们强的就是这点,这没什么,就像我们比不上野兽的力气和凶狠,如此而已”。这倒并不仅仅是受害者夸大其词的控诉,因为当时的西方记载同样毫不隐晦地提到十字军中吃人的劣迹,又或“我们的战士把成人异教徒扔进锅里煮,孩童则用铁叉串着烧烤”。

当时的中东世界四分五裂,否则孤军深入的十字军恐怕也无法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支撑下来。就像在入侵美洲时一样,欧洲殖民者在有意无意中得益于当地政治结构中的敌对关系: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埃及统治者甚至还遣使祝贺,因为他基于这个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利益,认为这是结盟对抗逊尼派塞尔柱帝国的良机。即便是后来取得对十字军辉煌胜利的萨拉丁,都把对什叶派的斗争看作与法兰克人征战一样重要——“内部的敌人”并不亚于“外部的敌人”,何况从宗教的视角来看,他们都一样是异端。

这些中东统治者们在考虑问题时,看来要现实得多。萨拉丁的侄子阿纳瑟尔在攻下耶路撒冷后,却又主动撤离,因为觉得它难以防守,到1243年甚至承认西方人对圣城的宗主权,以换取法兰克人支持自己夺权。不止一人向十字军提议:西方朝圣者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朝圣,任意参拜他们想去的地方,但随身不得携带武器且人数有限。萨拉丁也曾提议耶路撒冷和平开城,想走的人都可以携带财物离开,基督徒的礼拜场所将受到尊重,日后朝圣也不受限制。这些至少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但十字军却每次都将自己的圣城权利看作是排他且不容谈判的,不仅容不下穆斯林,甚至将东方各教派的基督徒都统统从圣墓赶出去。其结果,双方冲突变成不可妥协的斗争——这或许是因为在一方看来的政治斗争,在另一方看来则是宗教意义上的末日之战。书中未言明的一点是:或许正是因为十字军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他们不加区别地对待从逊尼派、什叶派到叙利亚基督教徒等所有阿拉伯人,结果也失去了潜在的同盟,而将自己成功地变成了几乎所有当地人的敌人。

不过值得补充的是:也正是在这样战争的碰撞中,十字军内部逐渐产生了一种对敌人的惺惺相惜。他们不仅是狂热的基督徒,也是以勇武自许的骑士,在不间断的作战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对方虽然是异教徒,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和自己一样勇敢善战。阿拉伯人一方也有同样的看法,驱逐十字军最成功的萨拉丁就曾说:“看啊,那些法兰克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宗教,是多么勇敢善战,百折不回,而我们穆斯林对于圣战毫无奉献的热忱。”这种对敌方身上人性、品质的承认,最初是一种武士的观念,随后则动摇了宗教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因为它承认了异端捍卫自身价值观的正当性。这一观念延续下来,到1762年,英国主教Richard Hurd便在《论骑士制度与罗曼司信札》中,承认不同体系之间不可比,不能说其中一个优于另一个,因为如果按它们自身的规则来看,它们都各自有其优点和意义。这种观念是现代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基石。

相比而言,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眼里,这些“金发野兽”们不过是一些野蛮人(“虽然勇武,但那又怎样”),他们不仅一根筋地陷于宗教狂热,而且无法明智地进行政治妥协。阿拉伯历史学者乌萨玛·伊本·孟克德在当时说:“在法兰克人中,我们发现有些来到东方后,已与我们穆斯林社会打成一片,经过文化洗礼后,远比那些刚来的人要有教养得多。”——不必把这番话视为“天朝上国”式的自傲,因为当时的中东的确在科学技术、社会文化、乃至司法实践(当时西方法律还有浓厚的神判色彩)上都比欧洲要先进。这番“入乡随俗”在欧洲人后来的殖民历史中也一再出现,以至于有许多人更深切认同的倒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即便十字军除了武力之外似乎一无是处,一些明智的阿拉伯旅行家也坦率地承认他们的社会确有优点,比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相对公平地享受一定的权利。

不过,大体上,如果说十字军东征是一次“披着战争外衣的交流”,那么西方人由此不仅输入了许多源自阿拉伯语的重要文化概念,还学会了造纸术、酒精和蒸馏等一系列技术,但阿拉伯人一方似乎并未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世界”。其结果,正如本书末尾所说的那样,“在西欧,十字军的东征掀起了经济和文化上的革新;但在东方,战争却导致数世纪的衰败和文化上的封闭。在遭受四面八方打击后,伊斯兰世界开始闭关自守,变得过度敏感、处处防人、容忍度差及格调降低——这种保守的态度随着现代世界的演变更趋严重。”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遭受“9·11”袭击之后的美国不也是这样吗),但阿敏·马卢夫这番沉痛的自省也表明,他不仅是想看到“阿拉伯人眼里的十字军东征”,还想“通过十字军东征来看阿拉伯人”。在他的另一本小说《非洲人莱昂的旅程》中,他也表露过相似的意见:“为了抵抗法兰克帝国,不被他们的思想和习惯同化,人们把自己禁锢在传统这个堡垒里。格拉纳达从此只能产生一批无才华、无胆识的模仿者。”

他这么想是很自然的事。阿敏·马卢夫这位阿拉伯裔法国作家,原本就出生在中东世界的“十字路口”:多元开放的黎巴嫩。和现代阿拉伯文学奠基人、黎巴嫩作家纪伯伦一样,他也是基督徒:其父是信奉希腊天主教的阿拉伯人,其母则是马龙派基督徒。这使他身兼多重身份,更能以开阔的视角看到开放世界的必要性:危险固执的原教旨主义道路决不是出路。正因此,他的历史小说都并不是为了谈历史,而是从历史中看到新的可能——他说得明白:“十字军东征实在不该单纯地视为一个过往的事件。”相反,它一直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看法。胜利的一方,比失败者更深地沉浸在受害的心理中,不断地把现实看作是历史的重演,拒绝去开辟新的可能,这难道不是莫大的悲哀吗?

我们中国人想必很容易理解这种看法。和阿拉伯人一样,中国人回顾历史时也常沉浸在过往的受害经历之中,并遗憾祖先曾浪费了一次次危机,未能将之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契机。然而我也怀疑,这是否仅仅转变某种态度就能达成。从历史上来看,阿拉伯人对十字军的胜利,是不折不扣的“用老办法解决了新问题”,其胜利并不伴随着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就此而言,不带来变革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这或许是这段历史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十字军和阿拉伯人作战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圣地与胜利,但几百年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有没有催生一些原本意料之外的结果,正是这些才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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