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文学交流工作坊：文学要写出新媒体写不出的东西
10月14日下午，“双城文学交流工作坊”第一期“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在复旦大学召开。这个工作坊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青年写作，按照召集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金理的说法，今天大学生眼中的“青年文学”版图和专门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眼中的不一样，他第一次从学生那里听说了大头马、陈志炜等人的名字，他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工作坊把这些青年人的创作纳入视野。
另一个关键词是冒犯，这个想法主要来源于另一位召集人、批评家何平的想法，他认为今天许多青年作家写出的是暮气沉沉僵化教条的旧文学。
10月14日下午，“双城文学交流工作坊”第一期“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在复旦大学召开。
何为冒犯？何平详细解释说，现在特别是传统文学刊物中间推出的一些年轻作家，写的是老年作家的作品，在年轻写作者中间看不到属于年轻作家的年轻性，属于他们年轻人的青春气质。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写得“太乖了”。
另一个背景是，敢于冒险的青年人得不到关注。他注意到在出版人泼先生的发表序列里，有大量没有能在传统重要刊物上面发表作品的作家。何平特别提到同时代批评家的问题，他认为今天的批评家们没有能成为青年作家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时代批评家是可以成为作家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
而作为青年批评家的代表之一、《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项静则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要遴选一些具有差异感的文学。这种差异未必就是一种冒犯。她认为所谓的冒犯应该是跳出文学圈之后的“冒犯”，它会证明你今天去写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去冒犯那个文学史上的父亲，其实价值不大，现在的父亲都很柔和，他会积极地引导我们，让青年作家写得更好，会大量扶持等等，这个父亲已经不像以前了。现在比较开放。”而她所谓的跳出文学范围之外的“冒犯”是指，纯文学面对影视文学、新媒体时代、网络写作等这些的东西的时候，今天的纯文学能不能写出这些媒体写不出的东西，这就是今天文学“冒犯”的意义所在。
工作坊现场。
批评家李一理解对于“冒犯”的理解是，它是一个历史期待，希望一种先锋的、青春的，真正的一个时代性的东西出来，是一个疼痛的时代性。他特别提到三三、王苏辛、陈志炜等人作品中对于空间的处理，这些作家都对空间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写作里面就有一个处理空间的问题。比如有些作品虽然它从文学上来说是粗糙的，可是我们对空间的感受可能恰好是我们今天对技术时代一种生活体验之一，我们对空间的想象之一。”李一说。
同时，李一还提到，对于青年人来说，都市里面的梦想是很痛苦的。“我们有那么多的痛，梦想的痛、情爱、文学的痛，可是这样的痛在我们的表达当中很直接了吗？是不是大家在一层层隐藏呢？”她认为，对于年轻的写作来说，粗糙根本不是问题，比如萧红的《生死场》是粗糙的，一定没法跟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比，可是《生死场》里面生命元气一定是超过张爱玲的。“从艺术成就来讲我们现在还要读《生死场》作品里面的力量，其实从技术上来说根本不怕粗糙，但是小说里面非常珍贵的那点东西一定要保留，这种珍贵的东西就是那种痛感。”
青年诗人马骥文谈到，现在的青年写作有点太甜蜜了。“没有一些硬的东西或者有一些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东西，感觉写得太好看了，太甜了。”
青年作家陈志炜从文学形式的角度谈到对于“冒犯”的理解。他展示了一款00后看小说用的手机应用，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微信聊天界面的形式，这个APP叫“你说”，像画文小说，也叫气泡小说。陈志炜提醒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青年文学如何面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这样一种文本形式？
评论家张定浩认为，所谓冒犯就是对自我的冒犯，对自我写作安全性的冒犯。他举了乔伊斯的例子。乔伊斯年轻时写出《都柏林人》的时候，一方面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另一方面写出了普通爱尔兰人的生命。《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面他写出了自己前半生的东西，是一个自我的表达。因此，他同时在两个方向展开了工作，一个是自我的剖析，一个是对外界众生的倾听。乔伊斯写《都柏林人》时，整个爱尔兰对小市民阶层不能接受，而乔伊斯写出了这些人的真实世界，这就是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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