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三国”那些事儿(十七)

达州晚报 2020-10-20 10:10 大字

□罗学闰

曹髦14岁时“拣了个皇位”,对中兴夏朝的少康“羡慕嫉妒没有恨”,也想当个“中兴之主”。司马师的突然去世,给了他“中兴曹氏”的机会;如果司马昭顺利接班,无异于破灭了他的“中兴梦”。于是,“博学少年”曹髦在高规格办理司马师丧事的同时,下达了一个诏令:司马昭去许昌留守,大军由傅嘏率领回京。让曹髦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傅嘏是司马昭的“死党”,他与钟会一起“撕毁了文件”(抗命不遵),帮司马昭“躲过一劫”。对抗与对话,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曹髦见对抗不行,那就转为对话。于是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录尚书事,然后再加一项特权:剑履上殿。对话的结果是:司马昭对任命“照单全收”,对特权“坚决不要”(要了也没意思)。

我们的曹髦,也没有全部“失去自由”,还有三项特权:一是可以自由地上朝,接受群臣的“三呼万岁”;二是可以自由地改元,比如嫌弃“甘露”年号“不吉利”,改成“景元”;可以自由地加封司马昭及其亲党。为了持续改善与司马昭的“紧张关系”,曹髦就在“加九锡”的路上“阔步前进”:皇帝“专用品”,不断变成与头号权臣的“共用品”。让司马昭就像曹操一样,享受“皇帝待遇”。不过,这次曹髦还是“有所保留”,只赏赐给司马昭三样东西:龙袍、皇冠、红色长靴。读过《三国志》你会发现,汉献帝(刘协)赐给曹操的皇袍是朱红色的,“长靴”也是红色的。可以说明两汉和曹魏的龙袍“并不黄”(朱红色),还有魏明帝(曹叡)“上不愧苍天、下不愧朱衣”可以为证。

其实,皇袍用什么颜色并没有“一定之规”。史载,西周、东周时期,天子皆着“青衣”。春秋战国时期,皇袍更是“五花八门”(萝卜酸菜各有所爱)。秦灭六国后,倡导“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按照“秦属水德”(水为黑),秦始皇的皇袍就是黑色(连旗帜也是黑色)。汉初的皇袍也是黑色的,但汉文帝刘恒发表了“不同看法”:汉灭秦(秦为水),汉则为火(火为红)。“五行说”的算法又“众说纷纭”,西晋的开创者司马炎说“晋为金”,于是司马氏的“皇帝”们就都穿着十分显眼的“大红袍”。

有考据者说,“黄色”作为帝王“专用色”,起于隋唐而定于北宋。据说,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的“皇袍”是“黄色”(估计是土黄色)。唐朝的开国大帝李渊“不可一世”,做出强硬的规定:禁止民间穿黄衣。规定虽执行得不够严格,但黄袍(鲜黄色)这时才基本定型。我们都知道,北宋的开局颇有戏剧性:一是“陈桥兵变”,二是“杯酒释兵权”。960年,赵匡胤欺负后周柴家“孤儿寡母”(皇帝幼弱、父皇新丧),就以“契丹南下犯边”的传闻带兵出征,驻扎在陈桥驿。众军士以黄袍加其身并拥立为帝。随即带兵回京,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扯起了“赵宋大旗”,史称“陈桥兵变”(和平演变)。从此,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黄色”亦成皇家专用色。有趣的是,泰国和尚的袈裟也叫黄袍,泰国还有“黄袍佛国”的称谓。泰国的和尚们斜穿着黄袍,光着头、赤着脚、托着钵,在城乡大街小巷里,篼起黄袍的衣襟,向商家和居民化缘,一时成为泰国一道靓丽的风景。

司马懿活着时还有人跟他“唱对台戏”,司马师被“倒司马运动”弄得“命悬一线”(眼珠脱落),司马昭主持下的“军政集团”是不是铁板一块呢?也不尽然。司马昭早就怀疑诸葛诞跟自己不是“一条心”,为了得到“确切的答案”,就派中护军贾充去“刺探情报”。拿回的“侦探报告”是:诸葛诞是坚定的“保皇派”,将誓死保卫皇帝曹髦。我们知道,曹爽搞司马懿的“小动作”是“尊为太傅”,结果弄出了“高平陵政变”,让司马氏独揽了曹魏大权。司马昭这次也“依葫芦画瓢”,就把本是征东将军的诸葛诞升为司空(入朝为官、夺其兵权)。诸葛诞知道自己被司马昭“惦记上了”,夺其兵权尚在其次,“脑壳搬家”或在所难免。于是,采用“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的军事理念,广集粮草、加固城防、强兵自固。

诸葛诞怒火中烧,人就有些“情绪化”。他居然忘记了那个来跟他“摆龙门阵”的贾充(刺探情报),却怀疑是扬州刺史乐林“打的小报告”,就斩杀乐林(真是死得冤)。同时,派儿子诸葛靓去东吴“搬救兵”,准备跟司马昭“血战到底”。“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蔡东藩写完《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的感慨(规律性认识)。既然内乱来了,那就必须坚决平定。因为东吴、西蜀都还在“窥视曹魏”,这次内乱极有可能导致外患。255年,司马昭就有了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出征。

司马昭想起了“高平陵政变”的经验教训,为防止“后院起火”(怕曹髦在后方捣鬼)。于是就带着皇帝(曹髦)、太后(郭太后)一起“上战场”(开天辟地头一回)。这次,对于诸葛诞的反叛,不是“天不帮忙”,而是东吴不给力(援军被曹魏诱降),甚至东吴想“渔翁得利”,结果帮了倒忙。司马诞当然只有“华山一条路”(败亡):被曹魏将军胡奋“砍了脑壳”。但司马昭跟他父亲不一样,司马懿“平定辽东”打了胜仗,进入“襄平城”,杀了15岁以上的男人七千多人、公卿大臣和将军两千多人,还把尸体堆积起来,命名“京观”。司马昭这次决心“以德服人”,只是少量杀戮,大多宽免了事。但是,由于这一仗“打得漂亮”,司马昭就“信心爆棚”,准备乘势踏平东吴。幸好他身边还有两个“明白人”:一个是王基(司马懿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一个是钟会(跟司马师是“铁哥们”)。这两个人“生拉活扯”地让司马昭班师回朝。从后来的历史看,当时是255年,蜀国263年才灭,东吴280年才灭,当前形势正如王基所言“时机还不成熟”呢!

曹髦“亲眼所见”司马昭“又获战功”,就干脆把封赏做得“一步到位”: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晋”字第一次出现在曹魏的官方文书中,正如“魏”字第一次出现在东汉的官方文书中。虽然曹髦“九封之”、司马昭“九拒之”,搞得像演戏一样有声有色,但司马昭的那些死党们“坐不住了”,他们知道“劝进之功”也是“功”,而且往往更能得到老板的“欢心”,于是搬出“天予不取必遭天谴”的古训极力劝进。还请曹魏“第一笔杆子”阮籍来写“加九锡劝进表”。我们知道,阮籍是个豪饮之士。因为步兵营有好酒,就申请调任“步兵尉”,获得“阮步兵”的称号。这个《劝进表》,阮籍不想写,就狂饮烂醉。之前,司马懿来提亲,阮籍“狂醉两月”,让司马氏“开不了口”。这次,老办法不再行之有效。烂醉如泥的阮籍,抗不住司马昭众多死党的“死缠烂打”,提笔上阵,竟然“一挥而就”。一片“啧啧之声”,证明了阮籍确实是“文采了得”。

司马昭还是抹杀了死党们劝进的“一片真情”,让曹髦“一步到位”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对于司马昭这个举动,我总是看不透,猜不出他“心里想的什么”?现在,上有皇帝封诏,下有死党劝进,时机难道还不成熟吗?不是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难道司马昭当时还没有“篡逆之心”?历史的发展也雄辩地证明,“司马昭之心”,就是让儿子司马炎去开创西晋的“新天地”。

259年,有人报告说:宁陵井中出现黄龙。这本是好上加好的“祥瑞”,哪知却触动了有如“井底之龙”的曹髦的恻隐之心。他奋笔疾书《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读起来,这只是曹髦的一首“感怀诗”,也不关什么人什么事儿。但司马昭却硬要“对号入座”,剑履上殿“兴师问罪”,搞得曹髦战战兢兢。曹髦苦闷之极,就想起“改元”(把“甘露”改为“景元”)。改元,就要封赏一批大臣,曹髦只得再次加封司马昭。可是,这一次,司马昭却连“辞让”的古礼也不讲了,毫不客气地予以“笑纳”。

曹髦明显地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担心司马昭行“废立之事”或“篡逆之举”。就找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时的曹髦,已是一个“愤怒的青年”(19岁),他愤愤地说道:“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拯之”?于是透露出了“剿灭司马昭、夺回大权”的“小心思”。这三个人对曹髦并不“巴心巴肠”,觉得曹髦的行为“很不靠谱”(等于送死),侍中王沈、尚书王经为了“脱掉干系”,就跑去给司马昭“打了小报告”。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曹髦有准备,但只有身边几个卫士和仆人。司马昭也有了准备,派出的是中护军贾充带兵(正规军)前来应战。力量的悬殊并没有消减曹髦“斗争的决心”,他毕竟是皇帝。正是这个皇帝身份,把贾充的部队给“镇住了”。“打破僵局”的是贾充身边的成济(太子舍人),面对挥剑前来的曹髦,他轮起一把长矛,刺穿了曹髦的身体。这个事件,发生在260年。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事件,司马昭必须出来“收拾局面”,但他又不想背上历史的骂名。据《晋书·文帝纪》,司马昭请大家来商量“解决办法”,尚书仆射陈泰不愿到场。陈泰是“曹家忠臣”,《三国志》说,曹髦死的当年(260年),陈泰也忧愤而死。陈泰不来,司马昭只好“派专车去接”。朝议时,司马昭哭述了“事件真相”后说“若之何”(怎么办)?陈泰愤言“唯有腰斩贾充,以谢天下”。这句话让司马昭“喜忧参半”。喜的是陈仆射并没有归罪于他(假哭也有效果);忧的是贾充是他的“血旺兄弟”(不想杀)。从后来的历史看,西晋开国功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搅起“八王之乱”,让司马家的天下“乱得一塌糊涂”。若司马昭地下有知,也一定会追悔莫及。(待续)

新闻推荐

《烟花庆国庆》

金苹果邦泰国际社区幼稚园k1班蒋予馨指导老师陈梦丹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