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修桥盛事，明为官之道 读王元宾《修跻云桥记》 梁秀英
“跻云桥，旧名斗子桥，在城东南一里，跨南梁河，不知创始。明嘉靖四十年（1561）知县郭石重修，数年圮；万历十年（1582）知县杨承父增修改名，王元宾有记入《艺文》。道光五年（1825）知县汤世培改为太平桥”。（道光《滕县志》）
“王元宾有记入《艺文》”之“记”便是《修跻云桥记》。该记由记叙、评述和铭文三部分组成，全面呈现了万历十年滕知县杨承父修桥改名一事。
首先介绍桥的原名，推测得名原因，以及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加以重修的情形。接着重点介绍县令杨公承父，用“期年，百废待举”六字盛赞杨公治绩。具体列举此次施工所用材料来源及参与重修的众多长者士绅，传其美名。详记桥的规模及更名情况，“凡三阅月而桥成，增六券，通旧为十三券，纵五十丈，横二丈五尺，高二丈”；整座桥“壮丽奇观，过者如登云汉然”，因此更名“跻云桥”。
关于此次修桥，明代滕籍进士侯维藩《跻云桥赋》也有记录，赋中还尽情想象游赏的惬意和桥上四时风景：徜徉泮涣，憩云房而构思，倚危柱而恣玩，挹远秀而披襟，揽近标而凝盼；掇春兰于芳沚，采夏荇于清隈，持凫洲之秋蘅，嫋驴背之寒梅，感四序之丽景，振岩叟之阔怀……王元宾《跻云桥赋》也有此遐想：度金羁，褰罗绮，泛霞觞，搴芳芷。长袖嫋嫋以覆栏，靓妆盈盈而照水。别有至人冲漠，达士恢奇。或冥搜以独往；或因远而赴期。忽成仙而化辽鹤；亦受书而为帝师。仰孔氏之化育；悟庄叟之玄机。观鯈鱼之游乐；玩雌雉之得时……
从两位进士的吟咏中不难想见，重修跻云桥可称当时一件盛事乐事，修建一新的跻云桥堪称地标景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修桥铺路，职责所在。而王元宾所记却不在于此，从在上位者的高度看到了这件惠民工程的巨大难度，他说：“今言治道者，岂不人人三代哉！乃为吏则持禄养交，不作一钱事。”风气如此，积久成弊，为百姓做点实事要克服方方面面的压力。文中至少有两处细节说明了这一点。
其一，“……辄复坏，今二十年于此矣。”跻云桥重修之时，已有近二十年圮坏不堪。这种情况或许与官员的任期有关。明清文官的任职期限一般为三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州县官员任职期满就要调任或者晋升，流动性很强，所以官场形成“官不修衙”的潜规则，连衙门都不修，何况路桥这种公共工程？即使“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苏轼《滕县公堂记》），地方官吏仍然“不作一钱事”。除了不作为，还有不负责，“劳人轻白屋”（王安石语），习惯性漠视民意。跻云桥不修显然就是这种漠视的结果。
其二，“于是召二三长老谢永思等，为之簿以募民，而自为首倡，捐百余金。丞簿以下及邑人士，翕然输助，凡若千金。”以上所记显示，这不是一项官府营造，而是民间修造，地方政府只是起到动员作用。这与地方官的职权有关。地方官吏主要负责征收赋税和处理诉讼案件，大型工程所需经费要向上级乃至户部申报，程序极为繁琐，修桥这类小工程只能自行筹款。而自行筹款不仅考验官员的才干，还要承受“劳民伤财”的讥评，“有司过自爱者，每以劳民伤财自解”，不作为往往博得为政清简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修桥绝非易事，在重修跻云桥、扩大桥身规模这件事上，杨公勤勉务实，勇于任事，表现出不凡的才干和决心。“自为首倡，捐百余金”，不避烦难，不违危殆，有身体力行、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假如县令杨承父也踵故抑首无所作为，当万历十四年他离任之时，怎么会有桥上的“欢歌笑谚”？看来文中所说杨公到任一年便“百废俱举”也并非虚言，杨公堪称能吏，是勤政爱民的父母官典型。
因此，王元宾不是在记录一座桥的重修，而是在赞美杨公。在评述中，他援引古例，“道茀如塞，单襄肆议；凑洧济人，郑侨见讥”，对比鲜明地赞美了杨公修桥之举乃“成功盛德”。
王元宾也不只是在赞美杨公，而且是在阐明为官之道。不惧触碰官场禁忌，看到百姓需求，急民所急，才是贤者风范。而王元宾也正是这样的贤者，《滕县志·人物志》所记王元宾持正不阿，“出按畿南四郡，行部郡邑有供奉逾礼，辄斥劾之。坐酷墨者略不少假借”，他不被官场风气左右，不随俗俯仰，正因如此，他正当盛年而被罢官回滕。虽赋闲在家，却绝无自怜自艾之态，始终表现出对家乡事务的责任感和关切之情。当他看到家乡有一位贤能的县令，他禁不住发出由衷的赞赏和勉励：“非夫济巨川之才，安得致青云直上。”（《跻云桥赋》）
也许他们都未青云直上，但那些惠民之举在古往今来的风物歌谣中传唱不息，他们一同编修的《滕县志》成为地方文化的宝贵财富，他们卓越的为政理念代代流传，启迪后世达人贤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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