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柴 鲍月兰
1969年元月，17岁的我随大潮，也涌入到了由北京赴延安插队的那二万八千人的大军中。那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站。陕北那重叠的山脉，是那样淳朴憨厚。那透彻的山泉又是那样温柔多情。在那块厚重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一切，是那样的难以忘记。
说起了砍柴，我们插队的北京知青都一致认为是农村最苦的活儿。我们落户的地方在大山沟里，那里交通不便，没有煤，需要步行三十里地，才能走出山沟来到公路边。村里的老乡祖祖辈辈都是靠烧柴维持生活。我们队有一个班的人马，是唯一的一支没有男生的队伍。或许其他队的女生没有我们苦，因为他们都有男生，砍柴的活男生全包了。
记得第一次上山砍柴，是由穿了一身黑色棉袄棉裤的一位老乡带领我们进山的。我们要登的大山没有路，上山途中，我们几乎都是在爬行，下坡时又像滑滑梯，坐着往下溜。为了到达砍柴的地方，我们来回要走十里路。柴是在大山阴面的半山腰上，终年积雪不化。山坡又高又陡，脚下还有冰，站在冰上，不使劲就砍不下来树枝，使劲了就又站不稳。
这时，我看到村里的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儿，他轻松地砍着柴，嘴里还哼着歌。“难道我还不如这么一个小孩？”我默想。于是，我握着斧头，用力向树枝砍去。谁知就在这时，瘦弱的我脚下一滑，就掉下山去。
“救命啊！”我惊呼。
这时，幸好一个树杈将我托住。我的棉袄被冷汗浇透了，山风一吹，冻得我浑身发抖。柴总算砍完了，当时由于没有粗绳，柴很难捆住。我们只得将皮带解下来捆柴，抽出秋裤的松紧带系在外裤上。在老乡的帮助下，一捆捆的柴背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上山易下山难，确实是这样，体会太深了。去时空手的我们还要爬行才能上山，现在却还要背上几十斤的柴下山，可想而知有多难。当我们走在倾斜的半山腰的小路上时，那路面只有一尺宽，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每个人都是哆哆嗦嗦九十度的弯腰，一只手扶着柴，不让它摇晃，另一只手摸着山壁。
我前面是平时走路有点跛的孙红英，只见她的腿就像两根弹簧般不停地抖动。后面的我又害怕，又想笑。不知过了多久，那崎岖的半山腰总算是走出来了！这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把柴都扔到了身后，坐在山上哭了起来，谁也没勇气再走了。这时老乡催我们：“再不走的话，天更黑啦！路更看不清啦！就更走不回去啦！”看着用心血砍的柴，又想到了没柴做不成饭，也烧不成水。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得再一次咬咬牙，背起了那可恨的柴。
柴又沉又长，压得我们的肩背疼极了。我们早晨只喝了一碗粥，用冻得像硬纸壳的毛巾擦了擦眼睛后就出发了。现在是又饿又渴又怕，每个人的脸都是泪土交织，头发蓬飞，棉袄被树枝刮出了棉花，就像是一支逃荒的队伍。那时连水是否烧开都不知道的我，哪受得了这份罪呀！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边走边掉泪。这时，北京市派来管理我们的干部看我们迟迟未归，也着急了！怕我们出事，到柳家湾方向找我们。
记得北京干部方桂山曾对我们说：“来陕北之前已经做好受苦的思想准备，可我当时就根本没想到这里如此艰苦。”那天我们就像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回到队上，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了。寂寞的远山传来阵阵男生合唱，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地面上……那歌声好像是来自离我们不远的杜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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