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卫健委干部著书怀化抗疫：20万字，一份记忆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2020年1月16日晚，湖南省怀化市卫健委副调研员韩生学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对方称，听闻怀化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向他求证。作为协助分管宣传、舆情工作的干部，韩生学抓起电话打给市疾控中心，获知怀化两家医院确实住进了3名“疑似”病例，但还不能确定。
韩生学说他当时心存“侥幸”，不相信当地的疑似病例就是此前武汉曝出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毕竟怀化距离武汉700多公里，中间隔着多座大山和多个城市。17年前“非典”肆虐时，怀化市也没有发现一起本土病例。
但2020年1月22日下午，湖南省卫健委对外发布湖南新增3例新冠肺炎病例，且都在怀化。而此时，整个湖南还只有长沙报告过1例病例。接下来的几天，随着新增病例不断上升，怀化市在湖南省率先进入应急状态。
一场鏖战突如其来。韩生学和怀化卫健系统人员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抗疫斗争，每一天发生的事都让他动容。韩生学渐渐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段抗疫经历写下来，这是除主战场武汉外，中国300多个地级市抗疫工作的缩影。
除了怀化市卫健委干部这一身份外，韩生学还是湖南省知名报告文学作家。他于2015年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中国失独家庭调查》轰动一时，其后出版和发表了《家是最小国》《大国养老》《中国剩男剩女调查》等作品，引发广泛讨论。
2020年10月，这部20多万字记录怀化抗疫工作的《生命大决战》完成，2021年3月，该书由湘潭大学出版社付梓。该书全面记录了从2020年1月16日怀化发现第一例病例，到当年3月22日援鄂人员返回怀化这67天的抗疫故事。中国作协全委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徐剑评价该书“是中国抗疫大系中一部难得的地方史诗”。
对于该书写作背后的细节，以及一年来的思考和心得，近日，界面新闻专访了韩生学。回忆起那67天的抗疫经历，韩生学依然情不自已。他说，关于这场疫情，他还有话想说。
以下是采访实录：
300多个地级市抗疫工作的缩影
界面新闻：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决定写一本抗击疫情的书？
韩生学：我一开始只是作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参与到抗疫工作中，早期疫情爆发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国家卫健委疫情通报数字在增加，还不断有人死亡，特别是1月25号，刚好是大年初一，当看到“新增死亡患者16例”时，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跑到了指挥部楼顶嚎啕大哭。以前陆续写过一些作品，这次我也想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加上很多朋友鼓励，他们说，你是作家，又身在卫健系统中，是亲历者，跟外面很多人来采访记录不同，所以一定要写下来。我知道仅凭我的亲历、我的认知和水平，无法、也不可能写出一场疫情的全部历史，但好在“一叶可知秋”，可以从怀化这一个侧面，为主战场武汉以外的全国300多个地级市，在这场抗疫战斗中的表现提供一些证词，留下最原始、最基层的记忆。
界面新闻：作为卫健委的干部，疫情期间你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和写作如何平衡？
韩生学：当时我们成立了指挥部，下面又组建了12个工作组，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宣传教育、信息发布、舆情收集等工作，相对来说对整个疫情期间信息的掌握比较全面，抗疫工作节奏非常快，这本书的写作是在怀化确诊患者“清零”以后开始的。但我写这本书没有影响到工作，因为我协助分管宣传工作的便利，除了在指挥部开会或处理一些突发的紧急事务外，每天基本上就和记者们奔波在各个抗疫现场，掌握了大量的抗疫信息，也做了大量笔记，所以我的写作和工作是可以兼顾到的。
界面新闻：你在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怀化疫情爆发的经过，2020年1月16日发现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随后“第一时间”上报到国家卫健委的基础疫情报告系统，能回顾下当时的过程吗？
韩生学：这个报告系统是2003年“非典”后建立的，是一个内部网络直报系统，医院可以直接将疫情上报给中国疾控中心，但是谁上报谁负责。当时我们地方一级还没有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能力，只能运用筛查法，将能够检测出的二十几种病毒全部排除掉，最后不能确定是何种病毒，只能以“不明原因肺炎”上报。这属于内部网络直报，所以没有什么干扰，也不会有障碍。
界面新闻：较之于湖南省其他地级市，怀化的抗疫工作有什么不同？
韩生学：一开始怀化的抗疫工作形势非常严峻，这主要是因为2020年1月22日，怀化一天确诊3例，而之前湖南仅长沙确诊1例。后来确诊人数不断上涨，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上面给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投入的抗疫资源也非常多，怀化也是湖南省率先宣布进入应急状态的市（州）。后来我们的防控能力很快跟上了疫情发展的速度，到2月14日，确诊人数上升到40人，之后就没有再上升。到2月26日，怀化市确诊病例全部清零，治愈率100%。怀化是湖南省第三个确诊病例全部清零的市（州），也是湖南省第一个确诊病例10例以上清零的市（州），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后来省委开大会时，省委书记专门表扬了怀化10多分钟，很多媒体还都来总结“怀化经验”。
亲历抗疫颠覆了对医生的认识
界面新闻：湖南省第一例危重患者也出现在怀化，这是不是给你们的救治工作带来了挑战？
韩生学：没错，这位患者小彭还不是湖南人，而是紧挨着湖南省新晃县的贵州人，因为她住得离新晃近，而且新晃县医院的医疗条件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小彭就选择到这边来看病。新晃的医生根据其病情和旅居史，怀疑其感染了新冠肺炎，有人认为她户口不属于湖南，而且自己当时看完病后就要求回去，完全可以放她回贵州，但我们还是决定将她留下来，并将她的情况上报。小彭的病情不久突变，呼吸衰竭，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成为湖南省出现的第一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新晃马上向怀化市委疫情防控指挥部求援，接到求援电话，怀化市指挥部在第一指挥长、市委书记彭国甫的亲自调度下，当即决定派专家迅速前往施救。
为了更好、更有效地救治这个年轻的生命，医院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连线，两位顶级专家也给出了救治意见。在救治过程中，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等多位省领导同志，或电询、或通过其他方式，全程跟踪关注治疗进展，提出要全力救治。
界面新闻 ：患者后来救治的情况如何？
韩生学：她后来从新晃转到怀化，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抢救和治疗，住了20多天院，终于恢复出院了。她出院的时候我去送她，她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怀化人民给的，治疗这么久没花一分钱，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她听说治愈者的血浆对病人有利，说等过了隔离期，就去献出血浆，希望能够救治更多的人，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她现在在老家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没有任何后遗症，很积极，很阳光。
界面新闻：你在书中提到筛查有武汉旅居史的人员难度很大，后来借助手机号码归属地和漫游地大数据，得到15000多人的信息，让大家“如获至宝”，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人群。
韩生学：新技术的运用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如果按照传统方法筛选出这15000多人，工作量肯定非常大，在当时的那种紧张的情况下效率肯定很低，“非典”期间应该还没有这样的手段。当然，对于个人隐私，这也是我们工作中非常注意的，特别谨慎，这块工作当时由另一个工作专班在做，大家都对这些人员的信息严格保密，我作为宣传和舆情工作的负责人，向他们要这些信息都需要签署保密协议，而且再三被告知保密的重要性。从结果来看，这些信息我们仅限于抗击疫情使用，未造成任何不当后果。
界面新闻：这本书记录了大量医护人员积极应征支援湖北的感人事迹，经此疫情，你对医生的看法是否有所不同？
韩生学：我想，首先是医生这个群体还是与别的行业不同，救死扶伤的这种使命感，在那一刻被充分唤醒了，医生入行都要经过学习《希波克拉底誓言》，相信在抗击疫情期间这誓言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其次是他们相信自己的专业水平，能够给病人带来希望，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医学院很难考，学医的人应该从小都是很优秀的，他们有这个自信去到战场能战胜病毒；最后，我觉得是，他们相信我们的政府能够保护好他们，能够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为他们免去后顾之忧。
我后来采访了不少医生，他们后来获得了许多荣誉，但是他们在决定去武汉的时候都来不及想任何荣誉之类的事，那种职业使命感近乎本能。说实话，因为工作需要我接触医生也几十年了，但这次疫情完全颠覆了我对医生这个群体的认知。通过这次战疫，我认为，尊重医生怎么样都不为过，因为他们是我们生命的守护者、健康的管理者、病痛的解除者。
界面新闻：2020年大年三十，你当晚统计在各级指挥部吃年夜饭的有1040人，当时为何要做这种统计呢？你自己当晚怎么过的？
韩生学：2020年2月22日怀化市成立抗疫指挥部后，许多人都来不及回家，吃的都是盒饭，晚上就直接在指挥部简单睡下了。除夕那天晚上，我们指挥部的人，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都在指挥部吃了一顿特殊的“年夜饭”——盒饭。县市区的指挥部也一样，大家吃着这样特殊的年夜饭，忍不住拍照，发朋友圈。那一晚上，我的朋友圈几乎都被这种特殊的“年夜饭”刷屏了。也许是出于一种写作者的职业敏感，我马上想，今晚吃着这种“年夜饭”的人到底有多少，于是我给县市区指挥部的朋友打电话、发微信，要他们帮忙统计一下，大家一统计，我再一合计，就有了这样数字。
我知道，这肯定只是做了个粗略的统计，肯定不是全部，怀化全市13个县市区、几百个乡镇、几千个村（居），肯定不止这一点人，因为大家那一天都在坚守着岗位。后来我也想，光怀化就有这么多人，而整个湖南又有多少人？整个中国又有多少人？大家的付出都是一样的。那天晚上开会到很晚，我仍然是走路回家，我记得打开家门那一刻，就听见春晚的最后一个节目《难忘今宵》，那确实是一个难忘的除夕。
公共卫生“短板”需大力补上
界面新闻：有人认为中国抗疫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你在书中也详细记录了从市级领导到村组干部、乡村医生的全员抗疫行动，你对此有何体会？
韩生学：确实，我们的动员能力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充分彰显出了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当时正值春节长假，很多人都已经休假，都已经去到了千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只一声令下，马上飞回来，集结。这一点，很了不起。另外，我们平时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在抗疫中也很好的发挥了作用，在农村就以村组为网格，在城市就以小区为网格，以网格为主战场，以上户见人为作战方式，以阻断疫情扩散为目的，推动工作重心下移和工作力量下沉到每个村组、社区和店铺，包括每个车间、每个工地，都有人把好关卡，扎紧口子。我们把这种战术叫“口袋战术”，就是四周都封死，就像一个口袋只留一个出口，而且这个出口也扎得很紧。当然，这些严厉的手段得到了老百姓的通力配合，令我们很欣慰，也很感动。
界面新闻：你书中提到了许多老百姓配合防控的案例，有没有老百姓不理解的情况？你们如何处置的？
韩生学：抗击疫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的问题确实存在，我认为重要的是管控之后的保障措施要跟上，首先是做好政策宣传，其次是人们的饮食和日用品必须跟上，再次是要耐心做解释，疏导工作。疫情突来的非常时期，考验着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许多工作都是在摸索，老百姓应该能理解。我们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特殊情况，我们都及时地进行了妥善处理。比如，有一家的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因隔离被关太久，出现了心理问题，情绪激动得几乎要跳楼。我们闻知后，一边做好这家大人的稳控工作，一边联系心理医生前去对小孩进行心理疏导，最后将其安抚下来。特殊时期，自由应该为生命安全作出适度让步。
界面新闻：你在书中记录了流调工作的困难，其中有患者隐瞒武汉旅居史，不配合流调人员的询问，这种现象普遍吗？人们对流调工作的态度有没有什么转变？
韩生学：流调人员一开始面临很多工作困难，对方觉得他们问的太多，怕泄漏个人隐私，或者担心对他们的“工作”造成影响。比如最初确诊的患者中，有一位一直隐瞒自己去武汉的旅居史，后来她才向流调人员坦承，她从事的是直销行业。一直以来，外界对直销颇多非议，甚至认为直销就是传销，她怕说出去对自己和公司都不利，一开始便选择否认。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的这个病，会给别人、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在农村，还有流调人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去做村民调查，被认为大过年的，穿白衣服上门不吉利，被赶走，等等。当然，疫情爆发的太突然，大家都没有经验，但后来慢慢大家都理解了，而且我们也非常在意对被调查人员隐私的保护。
界面新闻：从你参与抗疫工作和采访写作的体会来说，你觉得我国疫情防控体制还有哪些不足？
韩生学：在此次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短板，虽然国家也有传染病防治相关机构，但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一般性医院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还有作为疫情防控重要单位的疾控部门，地位不高也是一个问题。疾控部门反映，他们存在经费投入少他、基础设施差、工作人员薪酬水平低、职业荣誉感不强等问题，而且，疾控机构职责不明确，权责脱钩，在医疗改革中不受重视，在公共卫生系统被边缘化等问题也是值得总结和改善。
界面新闻：许多人认为疾控中心的地位应该提高，你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卫健系统的干部，对此怎么看？怀化市疾控中心目前有哪些变化？
韩生学：疾控中心目前还只是卫健委下属的一个二级事业单位，但是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许多工作具有行政属性，但是单位又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我认为应该提高他们的地位。可喜的是，如今国家层面也很重视这一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顶层设计出来。目前地方疾控中心也在发生一些改变，比如我们怀化市疾控中心主任就由原来的副处级破格提拔为正处级，特别是运作多年都未能实现的怀化市疾控中心整体搬迁工作也已经启动。
界面新闻：疫情从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疫情爆发初期，核酸检测能力一直是个痛点，目前核酸检测能力有什么变化？
韩生学：现在，我们对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能力已经得到很大提升，全国范围内要求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1所核酸检测实验室，实现县市区核酸检测实验室全覆盖。在我们怀化，我这里掌握的数据是，截至2020年12月底，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单位从原来的1家发展到44家，日最大检测量达到了3.9万份。此外，医疗机构的救治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这与2020年春天疫情初来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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