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无疾而终，这是最幸福了
沈昌文。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姓名：沈昌文
性别：男
终年：90岁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昨日去世，享年90岁。“今晨六时许，女儿发现，沈公睡去。”沈昌文生前好友，出版人俞晓群昨日如此告诉媒体。
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他的离去对于出版界而言无疑乃一大损失，众多编辑、作者都难忘与他热烈讨论选题之后拐进胡同巷尾的苍蝇馆子饱餐一顿，或是更早之前他在临时编辑部用电砂锅炖的私房红烧肉。
在2013年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曾兴冲冲告诉记者，“我的梦就四个字——无疾而终。宋美龄就是无疾而终，一觉睡下去就完蛋了，这是最幸福了。”如今，他在睡梦中辞世，某种意义上也算如愿。
下岗职工扫地僧
沈昌文的晚年生活，称得上是无病无灾、丰富多彩，就连困扰其多年的白内障也在退休后经由手术彻底治愈，视力恢复后的他过得愈发逍遥自在。
1996年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任上退休之后，1998年与“三结义”的两位“义弟”陆灏、俞晓群创办《万象》杂志，又先后担任多个出版机构的顾问，是“在京海派”非官方的总头目（许纪霖语），为发展北京餐饮营业作贡献（王蒙语），隔三差五还要跑一趟三联书店，喝杯咖啡、复印文件、翻阅新书。
直到2017年，每逢月末最后一个周五——三联书店传统的“《读书》服务日”——沈昌文还会背着自己的双肩包到书店晃荡一圈，满脸带笑。只有看到新书展台布置不当，他才会板起面孔，亲自摆放妥当。
沈昌文旧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还记得，第一次见沈昌文，他对着在场的记者自我介绍：“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随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这样半真半假、亦正亦谐的介绍实在符合沈昌文的风格。
但在熟读金庸的有心人听来，这句话又别有洞天——《天龙八部》中就有一位在少林寺打扫藏经阁的无名老僧，武艺高强却从不外露，有大智慧却无大架子。若是沈昌文拿扫地僧自比，不也正合适么？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曾与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读书》杂志前主编吴彬这样评价这位老友。在《八八沈公》一书中她写道：老沈自有独特的工作和处世之道，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乐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口“我是商人”。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做出版要赚钱，他在自己设计的“《读书》服务日”专栏中起个笔名叫“金香”，对应的是“铜臭”。
她记得沈昌文用自己“经商之道”赚来的费用为编辑部早早添置了复印机、传真机等当时人民出版社大楼里独一无二的现代设备，还亲自侍弄电磁炉、咖啡壶来招待大家。
“虽然他招待大家时，常因卫生太差而遭受讥嘲，比如他请喝咖啡的漂亮杯子上污痕道道，同仁们便拒绝使用，他说没关系他会洗洗，大家认为他的手不比杯子干净，他又表示会用肥皂洗手，老董（董秀玉）笑笑说：该先洗洗你那肥皂。即便如此，他还是用这些大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家什，赢得了无数海内外学者的欢心，大大拓宽了刊物的作者群。”
在同一本书中，陆灏更是直言“老沈有‘脏癖’”，祝愿他“吃得邋遢，做得菩萨”。可见沈昌文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爱下苍蝇馆子、爱吃臭鳜鱼臭豆腐臭冬瓜的形象多么深入人心。
《八八沈公》是一众好友为了庆祝沈昌文八十八岁米寿而编。“八八”者，“扒扒”也，于是书中也尽是沈昌文的糗事怪癖。撰文“扒扒”者多是他的后辈或下级，彼此之间却毫无长幼尊卑之芥蒂，畅所欲言。
沈昌文扫地僧式的性格决定了彼时《读书》编辑部“老不像老、小不像小，官不像官、兵不像兵”的气氛，而《读书》编辑部的气氛又决定了《读书》杂志的风格。
“三无掌柜”带了个“三无”编辑部
沈昌文初至《读书》编辑部时，主管《读书》编辑部的领导曾告诉他：“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这一点在沈昌文之后的为人处世中始终有所体现：“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沈昌文从不自称知识分子，也毫不避讳自己银楼伙计的出身。14岁从初中辍学，半工半读考上了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靠做假账、赚小费来维系学费，最终还是断粮肄业。结果却靠着私刻公章，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化身记者考上了人民出版社的校对员。这样的出身反而让沈昌文深谙社会运行之道，时刻把自己放空、放低，进而海纳百川。
有趣的是，后来的《读书》编辑部承袭了沈昌文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辑部除沈昌文任主编之外，由三位女编辑共挑大梁。而三位女编辑在进入编辑部之前，一位是油漆工，一位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一位则是卡车司机。
“四个人，一半没受过系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强强的中学毕业。说起来大家都挺伤心，但却因此而少了点束缚，多了点跑野马的不羁之气；又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算是不幸之幸。”赵丽雅（扬之水）这样回忆当年的编辑部。
许纪霖笑称这几位编辑是“三无人员”——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阅历，只凭自己的能力。他第一眼对沈昌文的印象就不太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分明就是一个剃着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可相处之后，才见识到这个“三无掌柜”的威力，没有一点真本领，哪有资格在名流如云的《读书》作者圈中端茶送水？
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是真，没有阅历却说不过去。但“三无”却确实是沈昌文与一众编辑总结出的《读书》办刊经验，只不过此处的“三无”指的是“无能、无为、无我”。
王蒙为沈昌文《阁楼人语》一书所作的序言《有无之间》特意提到了这项特质：出版人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的动机，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而这，正是沈昌文的独特魅力所在。
“沈昌文的那种装傻充愣、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的处事态度，和他在做事业时呈现的这种姿态，确实是一种人生大智慧。沈公走了以后，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吴彬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追忆
俞晓群：沈昌文继承了邹韬奋“三联精神”
俞晓群与沈昌文有着三十多年的师徒情谊，他们共同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和文化界的辉煌时代。在俞晓群眼里，沈昌文继承了上溯至邹韬奋先生的“三联精神”：思想先锋、个性独立、为大众说话。此外，沈昌文特别希望知识分子能走出书斋，写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沈昌文的这个信念，为当年的“文化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沈昌文又为当下的出版事业留下了什么样的宝贵遗产？为此，新京报记者对俞晓群进行了采访。
新京报：在你眼里，你觉得沈昌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版人？
俞晓群：沈昌文是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标志性人物。他正好处在历史的转轨时期。作为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和《读书》杂志的主编，他在文化建设和思想的先锋性上所起到的作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会铭记沈昌文这样的人物的。
新京报：那你觉得沈昌文先生在编《读书》杂志和执掌三联书店工作时，为当时的“文化热”具体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的工作方式有什么特点吗？
俞晓群：沈昌文有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道”分子。沈昌文一直坚持着出版人和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他对自己职业的基本定位非常清楚——他是为文化界、学术界和知识分子服务的。
沈昌文本身非常有才学，但在自我定位上，他一直对作者们充满着真诚的服务精神。因此，如今好多人会在怀念他。
另外，沈昌文、董秀玉、范用等那一批三联人都继承了上溯至创办者邹韬奋的“三联精神”。“三联精神”的第一个精神是“思想先锋”，出版人要超越大时代，坚持思想先锋性。“三联精神”要求“个性独立”，这意味着不会加入任何派别和倾向，要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三联精神”还要求“为大众说话”。邹韬奋一直坚持说，媒体是要为大众说话的。这个意识一直牢牢地融入到沈昌文的思想当中。在沈昌文晚年的时候，他好几次跟我说，坚持“韬奋精神”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沈昌文还特别希望学者、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能够走出沙龙，写一些大众能够看得懂的文章。这也是他编的《读书》《万象》以及其他图书在当时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他编的这些书籍，为那时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那么，沈昌文先生为当下的出版事业留下了什么样的宝贵遗产和文化积淀？
俞晓群：沈昌文的文化积淀属于历史性的积淀。这个积淀肯定不会像落叶一样随风飘散，而会积淀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沈昌文让大家知道，思想解放是什么，思想启蒙是什么，出版人和文化人应该做什么事情，文化人和出版人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追求和思想意识。在这些方面，沈昌文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太多的榜样了。
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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