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西渡的《天使之箭》为生活于当下的芸芸众生造像
诗人简介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西渡诗选》《天使之箭》，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读诗记》，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
“在三十余年的诗歌生涯中，西渡的诗歌文本融合了知识分子精神与基于江南审美传统的独特感性，现代理念与古典情趣异质混成，构建了一个新颖别致、充满魅力的自足诗意世界……”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谭五昌，最近为著名诗人、清华大学教授西渡撰写的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授奖词。
在谭五昌看来，西渡的诗歌创作呈现了诗人的灵魂温度与人格魅力，维护了当下汉语诗歌的精神与艺术尊严，正日益显示出其在中国当代诗歌谱系中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在最新出版的新书《天使之箭》中，西渡的一部分诗作以娴熟的叙事技艺敏锐地触及当代现实，为生活于当下的芸芸众生造像，深入探讨了“人”在当下的处境；另一部分诗作则以陶渊明、杜甫等历史人物为创作素材，展现了“历史”的现实性。
诗是对生活的渴望与赞颂
——西渡诗集《天使之箭》初读札记
□王辰龙
——上世纪三十年代，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的机会，胡适想起了新文学发生期的往事。按照他的说法，当初的文学革命引发最多争议的文类是诗与戏剧。“这是因为新诗和新剧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一种根本的革命。”
胡适主张以白话和自由体去置换古诗的文言和格律体，同时也提示出每个历史阶段的“当代文学”与传统之间可能产生的关联。
百年有余的新诗史上不乏尝试借用传统的作者，他们倾注心力的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参照古诗的声音体系和形式感，为新诗设计格律化的方案；抑或在诗艺、文学精神等具体层面上对古诗有所借鉴。
暂且不论尝试者的成败，他们提出的理论、展开的实践却凸显出另一些值得反复追问的话题：当代诗人是否必须在作品中对传统进行回应？如何有效地回应上述话题，西渡诗集《天使之箭》提供了一些可供讨论的例证。
短诗的可能性还远未穷尽
《天使之箭》涵盖了西渡2010年至2018年间的创作，其中，第二辑的《故园，心史》《返魂香》等组诗、第三辑的截句与传统展开了对话。
先谈谈第三辑中的短章。这些没有题目、只有编号（从“0”到“101”）的诗作，在文本建制上最多四行，最少则只有一行。诗后附有西渡写作的《附录：截句的可能》，追溯了创作的动机——缘自一个夭折的短诗（被策划者命名为“截句”）选集出版计划，同时也描述了新诗史上的短诗现象。西渡写道：“短诗的体制对于诗人的诱惑始终存在——如何在尽量少的篇幅内达成诗歌的震惊效果，面对这种挑战，多数诗人在一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有所尝试。
事实上，类似的短诗写作在当代诗歌中一直没有断过。北岛的《太阳城札记》是一个起点，顾城写过《一代人》，海子、骆一禾名之为“汉俳”的也是。反观古诗，在极其简省的篇幅中精确地做到状物、传情与表意，且常有出人意表的奇思，这本就是其长处。
在西渡看来，短诗的可能性还远未穷尽。他不以古今对立、截然有别的眼光看待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他选进诗集的短诗（“截句”）也有着绝句般的势能。这并不是说“截句”在写法或情调上充满旧日的美感，而是指它们能够以极快的语言速率切入日常生活的某个场景或是生命体验的某种时刻。
鸟鸣如花，开在早晨的树上
西渡写作“截句”时不拘一格。比如，他会写清晨时的气氛，把对声音的体验转化为视觉上的形象（4：鸟鸣如花/开在早晨的树上），也会由众生的形色体悟到命运的流转（17：农家的少女举着一树桃花/走在田间的时候是美的/当一个农人举着一树桃花/回家的时候，是悲哀的），还会慨叹生命不可逆转的消逝（8：姐姐们都老了/我独自返回/空无一人的故乡）。
可以说，“截句”与传统的对话在于写法背后一种诗歌思维方式的相通。与之相较，第二辑的《故园，心史》和《返魂香》则更为打眼地显示着与传统的联系。
文所载的道，诗所言的志
《故园，心史》是西渡上述“传统观”最为集中的一次呈示。这部由六首诗作构成的组诗，除最后一首《高启》外，前五首（《陶渊明》《谢灵运》《杜甫》《李商隐》与《苏轼》）都以“我”作为抒情主体，这些或可命名为“诗人传”的作品，用独白口吻重现了伟大诗人（同时也是古诗传统的重要构建者）生涯中的关键阶段，期间不时穿插着他们作品中为人熟知的主题和标志物。
比如，《陶渊明》有辞官归家、躬耕、酒与自然；《杜甫》少不了国破、逃亡与贫病；在《苏轼》中诗人则写到梅花、竹林、茶、父亲、兄弟与流放。西渡向读者暗示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我”的困境，其成因与表现具体是什么？“我”在面对艰难的状况时究竟应该作何判断，又该怎样抉择？
在上述拷问人性的“诗人传”中，西渡采取舒缓的、充满耐性的叙述口吻，用丰沛的细节对诗人们的生活境遇做具体的重现。
比如，对陶渊明来说，现实是“人应该回到家里，和植物/一起生长，让鸡、狗和牛跟随我们。/院子里该有一口井，那是人伸向/大地的根；炊烟升到空中，那是/房屋的翅膀”，随着境遇慢慢清晰，诗人们对何为良好生活的设想、实践，也因针对性明确而变得雄辩。
传统是座故园，也是伟大诗人的心史
在西渡讲述的诗人往事里，文所载的道，诗所言的志，无一不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在诗集自序中，西渡予以的命名是“幸福的诗学”：“诗是对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力量是赞颂的力量。生活所赖于建立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真实。诅咒不能建立生活，唯有赞颂建立生活。”
《故园，心史》中的《杜甫》一诗正是对“幸福的诗学”的实践。杜甫的诗歌记录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与“那些相互惦念的人”，当他把“春天来了，草木/浴血生长，杜鹃啼血，而农人们/仍在耕作”写进诗中，便使“伟大的生存意志”有了永恒的文学纪念碑。
对西渡来说，传统是座“故园”，重访它的初衷和目标并非猎奇、考证，或在模仿、借鉴中制造几首可供赏玩的诗作；在他那里，传统最终具化为伟大诗人的“心史”，贯穿其中的，则是爱这个世界的能力和责任。
西渡在重审传统的过程中验证着“幸福的诗学”的可行性，他先描述现实晦暗一面如何成为诗人的日常，继而揭示出传统的塑造者如何避免被黑暗、仇恨和暴力同化。他的验证足够有理有据，组诗本身也有了诗学反思的品格和深度。
为伟大诗人作传与写作悼亡诗都显示出西渡书写“过去”的能力。仅就与过去的诗学对话而言，古诗无疑是一个悠远的大传统，而新诗或也在百年演变中形成了些许亲切的小传统。
（作者系文学博士，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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