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棵枣树 杨觉
“七月小枣八月梨。”这是我小时候常听到奶奶对我们说的话。奶奶说这句话时,我们就望着大伯家的枣树,流着口水,掰着指头数着日子。农村老人计算日子用的是农历。这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七月、八月,简直是太遥远了。
大伯家院子里有两棵枣树,粗壮、高大。虽然满身的刺,让人畏惧,可看着那挂满枝头的枣儿,又让人无限欣喜充满期待。其中一棵向东的一枝,越过院墙,伸到了我家的院子里,竟将我家不大的院子遮了有四分之一。我家兄弟姊妹多,来我家玩的小朋友也多。枣子还没等成熟,伸在我家院子里的那枝,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和枝干上的短刺了。
每年中秋节前后是我们小孩最快乐的时光。鸽子蛋一般的枣儿从密密的枝叶间,闪着金光跳出来吸引我们的目光,诱发我们的涎水。我们时不时地拉着奶奶,指给奶奶看,告诉她,这个红了,那个红了,还有那一串泛黄了,流着口水兴奋着。
大伯家打枣时,左邻右舍都要送些,余下的由大伯的儿媳,我们的嫂子担到街上去卖,换点油盐钱。可是送枣,送给别人家,嫂子都乐意,到哪家都是咧着大嘴,夸张地笑着。唯独送给我家时,不是少了些,就是拣些小的、坏的,还噘着嘴,说些要情要义的话。
我父亲不愿意看她的脸色听她的废话。有几次我们在家偷打枣时,被父亲一个个用树条抽得鬼哭狼嚎,一边打还一边骂我们没志气。奶奶总是护着我们,说:“瓜果梨枣不分家,哪有小孩不调皮的?哪有小孩不嘴馋的?长大就好了。”说话时把我们一个个拉到身后,批评着我的父亲。这时,我们身上被树条抽起的红杠杠就一点也不疼了。父亲打不到我们,就到大伯家吵,说他家的树枝遮了我家的院子,要给砍了。这样做,奶奶也是不同意的。一是近房,大伯和我父亲是供着一个太爷爷的兄弟；二是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三是那枝每年有十几斤的甜枣供我们兄妹解馋。
其实,要砍掉那枝,最早是大伯的儿媳,我们的嫂子提出来的。她从田里回家,从我家门口经过,见我和一群小孩举着竹竿在打还没成熟的枣儿。“干什么的!”就这一嗓子,吓跑了所有的孩子。她抬头看着缀满枝头圆溜溜的青枣儿,又见一地的狼藉,心疼得脸都变了形。训斥我一顿后,回家就找大伯的麻烦,硬是要砍掉伸到我家院子里的那枝。在大伯的坚持下,那棵枣树依然将那粗壮的枝条伸在我家院子里,年年挂满珠光宝气的枣儿,像是先人在佑护着他的子孙。
日子渐渐好过了,我们也渐渐长大了,奶奶常在挂满青枣而低垂的树枝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讲神仙,讲鬼怪,讲树精,讲做人的道理。我们也常觉得那两棵枣树就是好的枣树精,常常梦到美丽的枣树精,捧着鲜红的枣子送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说给奶奶听,奶奶就要求我们兄弟姊妹,大的管小的,互相看着,任何人在枣子没熟时,都不许惹恼了枣树精。大伯也宣布:伸到我家院子里的那枝。无论结多少枣儿,都属我家所有。直到大伯和我的奶奶去世,我们兄弟姊妹,再没有谁打下过青枣。每年枣子熟了,我们都能打下一大盆红黄斑驳、鲜甜如蜜的大枣,除了自家享用,还能装满身上有限的口袋,和庄上要好的小伙伴一起分享。
大伯比我的奶奶还大两岁,原来是个教师,因为老伴死的早,一直和儿子一起过。在快退休时被打成右派,每天背个粪筐给大队、公社送信。除此之外,就是待在家里看古书。我那时上学,遇到有不会的问题就去问他,我觉得他讲得比我们老师讲得好。他还能摇头晃脑地把《出师表》、《木兰辞》唱给我听。
后来,大伯生病了,临终时,要见我的父亲。我和父亲在大哥的引领下,到了大伯的病床前。大伯说那两棵枣树是他太爷爷栽下的,理应有我家一棵,两家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这两棵枣树,虽说给两家带来不少好处,但也时常引起两家的矛盾,该是他们结束的时候了。我清楚地记得他拉着我父亲和我大哥的手交代:“两棵枣树,先放倒了一棵,给我打棺材,另一棵,留给婶子。”他说的留给婶子,就是留给我的奶奶打棺材。
就这样,两棵枣树,一棵年头,一棵年尾,随着大伯和奶奶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两棵枣树放倒时,我们都哭了。特别是最后一枝伸到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倒下时,我哭得泪水四溢,不是为了心里的甜枣,是为了慈善温厚的奶奶和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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